12月13日下午14点，在上海音乐学院汾阳路校区的中415教室，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举办的专题讲座“通过音乐学方式写音乐”开始。讲座由韩锺恩教授组织、策划并主持，总体设想为：依托学科间性合力进行作业，以取代仅限于音乐学单一方式写音乐的行径，进一步的诉求，则是通过对话与互动内生出一些新的学科增长点。与通常理解的跨学科作业不同，这样的做法，更凸显不同专业之间的跨学科对话。

该计划具体而言：

1）音乐人类学，主要是通过文化情境写音乐人事制度；

2）音乐分析，主要是通过艺术情形写音乐结构形态；

3）音乐史学，主要是通过历史情趣写音乐?格样式；

4）音乐美学，主要是通过经验情况写音乐审美现象；

5）作品研究，主要是通过逻辑情理写音乐本体存在。

按照此顺序，讲座的主讲人为萧梅教授、王旭青教授、孙国忠教授、韩锺恩教授、王丹丹教授，根据跨学科的方式，对应的评议专家分别为邹彦教授、徐欣研究员、黄婉教授、伍维曦教授、洪丁副教授。

首先，冯磊副院长到场致辞。冯院长积极肯定了由韩锺恩教授牵头本次专题讲座的建设性意义，寄望于强化学科间性力的活动能成为上海音乐学院学统之常态，从而将本院音乐学系的生态提至更高的层次，这也是上海音乐学院专家学者们学术自觉与学术修养的体现。

第二位致辞的是音乐学系主任伍维曦教授。他指出，音乐学肩负引领学科方向、制定学科发展路径的重任。近年来，该学科内部分化日细，对话越来越少，本次活动创造了各个子学科之间对话的契机，促进会流，功莫大焉。我们应该凝聚各专业提供的研究方法，探讨属于音乐学的学科范式。

第一位主讲人为萧梅教授，她的讲座题目为“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如何通过文化情境写音乐人事制度”，讲座由邹彦教授点评。

萧梅教授在讲座中由“音乐人类学围绕文化的方法论”这一核心展开了探讨，关于“处于历史地位的人类主体”“实地考察与音乐民族志写作”“以人为本的音乐民族志”以及“本体论”等相关问题被一一抛出，进行了如下阐释：

首先，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为何且如何具有音乐性的学科，人类如何创造、表现、执行并产生生理和心理反应的能力，并以此来解释人类构建声音意义是其宗旨。由此，建立在“处于历史地位的人类主体”存在于“复合整体”的文化之中，音乐作为人类活动的普遍行为具有普遍性，而作为具体人群的活动行为具有特殊性。

其次，沉浸式的“实地考察”与撰写“音乐民族志”都处于一种“给定的文化中”，“实地考察”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认知过程，不断从自身原有的音乐学结构化、体系化的知识中“逃逸”出来，在比较、认知中反复“迂回”，实现民族志写作之描写与“诠释之弧”。这指向了音乐人类学的学术追求，即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生物科学的跨学科探索中期许一种“跨文化写作”的能力。

再次，萧梅教授以具体实例阐释了“以人为本的音乐民族志”的生成过程，在其学生朱腾蛟的田野经历之中，乡村舞台上的赛歌、山间田坝里的歌圩对歌以及县城公园里的“街天”对歌等不同歌唱表演形式与场域，都引发了系列问题与感慨。这强调了田野工作者不能满足于“学唱”这一单纯的“双重音乐能力”，更重要的是置身于表演所参与的文化实践。

最后，萧梅教授在研究方法与本体论之间以“熊曼谕与在沪苗族务工妇女”文化相互生成的过程作为介入，从初次体验的强烈反差、陌生、苦闷，逐渐逆转成为参与者生成“如水·漂泊·交融”的感受，那句“小熊，好久没听阿姨唱歌了吧，想你得很”在音乐文化中格外温情。这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主体状态，需要在持续的行动中，超越主体/客体、局内/局外的二元概念。如此，主动去认识世界、成为其中一员，在增进对世界认知的过程中一种本体论承诺悄然生发。

邹彦教授在评议中对音乐人类学学科的重要性进行了以下点评和回应：

首先，邹彦教授对萧老师的学术热情表达了由衷地倾佩，在他很感兴趣的Partimento研究中，更加明确了人类音乐文化中口述传统的重要意义。由此继续追问：音乐与文化的关系是什么？文化存在于书本还是田野？如果是前者，我们该如何面对那些书斋里的学者为他者总结的文化；如果是后者，我们该如何书写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文化？这也是韩锺恩教授拟定这一论题的初衷。

其次，邹彦教授探讨了“文化是不断生成的”这一观念。并进一步明确了脱离语境的音乐不再是原属文化的一部分，或是说存在于生活中的音乐不能脱离生活本身。比如朱腾蛟的例子——不在对歌中唱出的民歌只是如同卡拉OK一样的表演、熊曼谕的例子——在演出时苗族阿姨们仍然用迎客歌而非被“我们”计划好的飞歌作为开场。以及原本流传于族群内部的民歌，在熊曼谕与苗族阿姨的对话过程中连接起了小熊这位局外人，苗族民歌具有了新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这不正是一种文化的becoming吗？同时也是杨玉成团队在内蒙音乐传承中所做的“文化生成”，也就是萧老师所说的杨玉成在续写着当代的内蒙史诗吗？

最后，这鲜活的口传文化关联音乐学研究，在邹彦教授《那些音乐学的观点洞若观火》一文中有所提及：“在音乐学的研究越来越融入生活的当下，一位音乐学（音乐理论）研究者的存在意义是什么？……音乐学的研究成果应该被所有喜爱音乐和喜爱人文学科的读者所接受。”

由马林诺夫斯基确立的强调所谓“科学”态度的现代科学民族志是否还适合于当下的音乐学乃至文化研究？拉图尔在其名著《潘多拉的希望》中做出了解答：“人性、道德、主观性或权利只有在保护它们不与科学、技术和客观性有任何接触的情况下才有价值。”在书写文化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当下，我们哀悼因人类追求书写文化而消失的那些口传文化，同时也必须要努力恢复口传文化的辉煌传统——从东到西，让我们一起还艺术为艺术。

第二位主讲人为王旭青教授，她的讲座题目为“我们该如何谈论音乐结构？——音乐结构、结构生成与结构分析的当代思辨”，讲座由徐欣研究员点评。

在讲座伊始，王旭青教授便引用了Claude V. Palisca（格劳特·帕里斯卡）与Ian D.bent（伊恩·本特）的相关表述，即：“（音乐）理论在当下已经被理解为针对音乐结构的研究……音乐分析则被认为需要囊括对音乐结构的诠释……音乐分析学者，需要把他/她的关注焦点专注于对音乐结构的研究上，并试图定义其组成元素，进而解释它们是如何运作的。”王旭青教授祈望运用以上音乐分析学的经典文献予以阐明音乐结构在音乐分析学学科当中的重要地位。

在此理论基础上，王旭青教授提及了现当代音乐作品中“生发”了“新音乐”结构问题，并提出学术性设问：在当今，我们又该如何得当地谈论音乐结构？这样的设问引发了在座师生们的深度思考。由此设问作为引导，王旭青教授分别从四个部分的相关理论对此设问进行释解，即：第一部分——音乐结构概念的嬗变；第二部分——音乐结构：“技术”还是“思想”？第三部分——音乐结构生成的“乐外资源”以及第四部分——音乐结构生成的“内部”着力点。

首先，王旭青教授以达姆施塔特新音乐暑期研习班（Darmstadt International Summer Courses for New Music）中的相关作曲家举办的讲座为例，探讨了音乐结构概念的嬗变过程。通过历史文献资料的检索与梳理发现，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高度现代化的知识语境和审美取向导致了音乐理论研究中的结构概念发生了变化。例如：二十世纪以前的音乐结构理论更偏重于研究音乐作品的静态（static）形式，二十世纪以来的结构理论更偏重音乐作品的动态形式。同时，诸多新语词如：“跨界”（crossover）、“后现代”（postmodern）、“后调性”（post-tonal）、“后经典”（post-classical）频繁显现于学界的探讨之中。

王旭青教授进一步提出设问：音乐结构究竟是“技术”还是“思想”？她认为音乐结构作为技术的核心，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透露出一种不容选择之意。王旭青教授引用了卡洛斯·查韦斯的《音乐中的思想》（2015）的相关表述对这个设问进行了回应：“……音乐创作的过程便是一种言语行为，通过自我的表达以及试图对它们产生影响得以实现。”对此，王旭青教授表示，音乐结构中的“技术”和“思想”两者必须兼而得之，音乐结构生成的“技术”与作曲家的特定“思想”息息相关。二者在特定“艺术情形下”应该是同构的。

接下来，王旭青教授从音乐结构生成的“乐外”资源的视角切入，并以杨立青的《荒漠暮色》、贾达群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终南山怀远》以及乔治·克拉姆的《四个月亮的夜晚》三部现当代音乐作品为个案，对“乐外”资源问题进行阐释。

随后，王旭青教授以音乐结构生成的“内部”着力点作为核心问题，分别从核心结构元素的确立（establish）、同一结构元素的重用与变化（the reuse of a segment）、结构元素关系核心性（nuclearity）的确定与各单位间的领接性以及结构层级的布局四个方面对此核心问题进行论证。

在讲座的结语部分，王旭青教授认为，新音乐视域下的音乐结构分析方式及其研究语境是将特定的音乐作品置于多个理论的视野下进行考察，发挥学科间性合力，进而解读出丰富多元的意义。

徐欣老师对以上内容进行了点评，她对王旭青教授关于现当代下的音乐结构问题的探讨表示高度肯定与赞同，并试图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视角，面对音乐结构的问题给出了学术性回应。徐欣老师认为，在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当中，学者们往往也会面对音乐音响的本体结构进行阐释，而阐释的话语也正如王旭青教授在讲座第一部分所论及的那样，音乐结构的分析及其分析话语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及其时代的演变过程当中，形成新的语词，并逐渐形成不同学科间性的合力与跨界，形成音乐分析学科的深度认知。

第三位主讲人为孙国忠教授，他的讲座题目是“历史音乐学场域中的音乐论说”，讲座由黄婉教授点评。

首先，孙国忠教授探讨了“音乐论说”概念，其定义为用文字表达对音乐现象和问题的审思与见解。音乐论说既包括个人对音乐的审视，也展示了论说者对音乐的深入思考，具有音乐分析和艺术品鉴的庄重感和趣味性。孙教授分析了音乐学的研究特点，强调了学术性音乐论说的重要性，它是在学术动力驱使下的研究性写作，旨在解决音乐领域内的专业问题。

接下来，孙教授进一步讨论了历史音乐学的重要性，指出其基础在于西方艺术音乐的历史和艺术文脉，强调了历史音乐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对于音乐论说的学术活力和论说效力的重要性，还探讨了音乐学术文本的价值和功能，以及它们在专业音乐学术领域中的地位。

孙教授探讨了历史音乐学领域的音乐论说，揭示了它的学术动力和复杂性，强调音乐艺术描述和言说的困难以及音乐家和理论家对此的持续兴趣和贡献，并分析了音乐解读的多样性和它在音乐学问中的角色，以及历史、美学、社会、文化或音乐本体关注点对音乐解读的影响。

孙教授强调了历史审思对音乐论说的影响，指出历史审思在音乐论说中的作用，以及音乐研究的历史性和音乐传统对音乐探究的影响，还探讨了历史音乐学中音乐论说的历史审思及其话语效力，并从观念与方法两个层面来理解。

孙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历史音乐学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包括实证主义的影响和音乐作品研究的多种方法，他讨论了历史音乐学领域的变化和新兴趋势，包括新音乐学的兴起及其对历史音乐学研究的影响。

总体而言，孙国忠教授深入探讨了音乐论说的概念、历史音乐学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审思在音乐论说中的作用，提供了对音乐学术写作和研究的深刻见解。通过对历史审思、学术传统、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详细分析，深刻揭示了音乐论说和历史音乐学研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理解音乐论说和历史音乐学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黄婉教授对以上内容进行了点评，她主要围绕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历史意识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和论述风格展开，涉及多位学者的讲话和观点，展现了音乐研究的多元化和深度。

首先，黄教授十分赞同孙国忠教授的观点，强调了历史意识和对音乐作品文本细节的分析，认为这是历史音乐学的核心方法。

随后，黄教授立足音乐人类学，从三点展开与历史音乐学的跨学科对话。其一，对话“作品中心”，这一部分主要关注音乐人类学方法的多样性和对不同音乐形式的研究，也提到了音乐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包括有无文本的音乐形式和不同的表演形式。黄教授列举了四个具体的音乐研究案例，涵盖了跨国离散音乐、古典艺术音乐，传统音乐和竞奏即兴音乐。其二，对话历史意识。黄教授引用了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观点，强调了解释者的能动性和历史意识在音乐研究中的作用。她提到了《沉思音乐》一书，探讨了音乐学中的语言中心问题和音乐来源的社会阶层问题，以及音乐学的民族志写作和体验的重要性。并且，黄教授强调音乐人类学在民族志书写中注重在体验中实现历史规定性与现代当下性高度统一。其三，对话书写风格和论说效力，黄教授梳理了历史上出现过的殖民主义、民族主义、阐释主义和反思主义的音乐民族志书写风格。

最后，黄教授认为，音乐人类学之所以能够立起来，必定有其特定的场域基础，即“去作品中心”的音乐文化观，体验的田野工作方法和音乐民族志写作。

第四位主讲人为韩锺恩教授，他的讲座题目为“情动于中形于声——通过经验情况写音乐”，讲座由伍维曦教授点评。

韩锺恩教授首先对文章结构以及“情动于中形于声”的内涵进行了简单介绍。指出本文的主题是通过经验情况写音乐，尤其是通过经验情况写音乐审美现象。其实际定位，即置于感性界域，依托审美观照，通过经验情况，成就音乐现象。在这里，主要以美学问题为基点。

韩锺恩教授提出，策略大致包括三个程序。策略一即置于临响状态，通过感性体验去描述与音乐作品相应的听感官事实。主要依托乐音构建的基本元素（音高、音强、音色、音位）和音响结构的基本势态来启动相应的感性体验，因着声音行进与音响易况产生并形成相应的临响直觉与感性经验。韩锺恩教授以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引子主题、瓦格纳乐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的主导动机“夜晚”为例进行分析。

策略二即置于感性范畴，依托审美观照去表述由音乐作品所引发的经验情况。韩锺恩教授指出，所谓审美观照，就是基于听感官事实，通过意向去呈现感性实事，一定程度上说，也就是外在的客体印象成就内在的主体映像。其依旧以主导动机“夜晚”为例，之所以引发如此犹豫不决、缠绵悱恻与起伏跌宕、温和柔情的听感官事实，除了音响结构功能性弱化与色彩性强化之外，主要还在于并没有那种棱角分明的硬性违和感，反倒滋生出一种顺势滑行的软性柔和感；即通过适度曲张、平缓折返、变化反复、节律重合等等因素，以使得柔情色调与缠绵情调于共时转换为一种“情—形”合一的“情况”。韩锺恩教授对此作以总结性设问：这条主导动机是不是可以用“仅限于并不宽敞的空间中间的刻意抟结”来进行感性修辞？

策略三即置于美学论域，依据经验——意识实事，去阐述由声音行进与音响易况所生成的音乐审美现象。在这条通过听感官事实驱动，经由音响经验实事并达至音响先验实事的具有结构性意义的逻辑环链之上，“音乐美本体”分别在形而下体现、形而中呈现，形而上显现的过程中间，逐渐成就为音乐审美现象。韩锺恩教授引用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并以特里斯坦和弦为例，进一步解释了感性声音形式存在、音色叙事之异己声音形式语言存在以及最终对象化为一种有范式意义的音乐作品存在。

伍维曦教授对以上内容进行了点评，他首先肯定了本次专题讲座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指出不同学科面对同一研究对象时，如同一个物件放在不同的柜子，其所体现出的样态和意义是不一样的。进而提出韩老师的论文带给自己的三点感受。第一点为音乐作品的概念。伍维曦指出，近几十年，音乐史学逐渐社会科学化，作品的概念已不再是音乐史关注的核心，但通过韩老师的研究和讲述，可以发现在当下汉语音乐美学的语境中，作品概念仍有很高的学理价值和不断被深入发掘的学术潜能。第二点，伍维曦教授指出，韩老师一直以来十分关注听感官事实，其构建了一个以作品导向观照音乐聆听的观念结构，这个体系是高度自洽的，对于音乐美学学科具有意义。最后，伍维曦谈及面对艺术作品时，感性经验本身的书写和表达问题。他认为学者在用文字表达直面艺术作品的感性经验时，常常会落入概念化的现代学术语言的陷阱，造成某种文体的错位，艺术评论也许比学术论文更有可能接近感性经验本身。

最后一位主讲人为王丹丹教授，她的讲座题目是“音乐本体存在的修辞逻辑探赜”，讲座由洪丁副教授点评。

王丹丹教授的讲座分为“逻辑词源与音乐修辞逻辑”、“基于语言思维的欧洲早期声乐音乐诗-乐修辞逻辑”、“纯器乐音乐思维萌发的孕育阶段——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以来的纯器乐构建修辞逻辑”和“20世纪音乐的修辞逻辑”五个部分。

首先，在“逻辑词源与音乐修辞逻辑”中，王教授梳理了“逻辑”一词从古至今在各家学派中的定义，并提出亚里士多德的“质料”与“形式”概念，作为核心范畴贯穿讲座。王教授认为，音乐本体存在的修辞逻辑，指的是音乐普遍意义上的构建法则，是音乐之所以生成及以何种方式存在的根本源头，作为音乐生成的规律性原则，它始终存在，甚至是主宰音乐发展的一条主线。

第二部分提到，在西欧的早期音乐中，歌词文本的发音、呼吸、句读和意义主导了音乐文本的音调、节奏、结构和情感的生成，音乐旋律的形成和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歌词的，它只需紧跟着歌词的逻辑前行，歌词如何构建和推进，音乐随之生成与流动，音乐尚不具有自身独立构建与存在的逻辑。

接下来，王教授简要阐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三种器乐音乐构建思维——移植、即兴和反复。移植即将原先是人声演唱的声乐音乐旋律，在基本保持原态的状况下，直接转移到乐器上演奏；即兴演奏在当时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固定的旋律线条上即兴创作，另一种是非舞蹈的纯器乐形式；反复即同一形态乐思在不同声部上进行反复形成“模仿”，在同一声部的不同音高位置进行反复形成“模进”，且带有不同程度的变化。王教授指出，它们已具有发展为独立器乐构建修辞逻辑的潜质，并且三者经常相互结合运用。

面对16世纪以来的纯器乐构建修辞逻辑，王教授概括成以下五种类型：基于给定旋律的插续附加手法、主题的变化反复手法、主题的分化展开手法、引入新主题进行对比并置的手法、自核心乐素中繁衍生发新主题的手法。

20世纪音乐的修辞逻辑，王教授认为，此时调性布局的约束把控已不复存在，创作者更多地将目光投入到对于音乐构建材料（质料）与修辞方式（形式）的推陈出新上。多材料拼贴、音级集合和空间声景沉浸，是20世纪下半叶较有代表性的新兴音乐修辞逻辑。

最后，王教授总结道，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中心理论“质料”与“形式”说，为我们指明了音乐逻辑的本原，即“音乐材料”与“音乐形式”的恰当结合，构建起音乐实有本体，构建主体的思维观念通过音乐语汇要素的组织而获得一定的存在方式。无论古今，音乐修辞的观念与手法仍无法脱离“音乐材料”与“音乐形式”的融合。

洪丁副教授对以上内容进行了点评。首先，在内容上，洪教授认为王教授主要探讨了西方艺术音乐创作在历史中形成的规律以及由此呈现的历史结构及其变化趋向，但同时也带来一些后续的疑问，如修辞逻辑概念从语言到音乐的移植是否有效、音乐本体在不同音乐学科的言说中存在的种种分歧等。

其次，在写作风格上，洪教授认为文章即讲座内容体现了王教授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中的一贯追求——在概念表述及观点论证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到细致严谨，在写作思路以及框架布局上则在缜密的基础上尽可能清晰澄澈，颇显出大方之家的风范。最后洪教授提到，当天的专题讲座多数为音乐人类学与传统西方音乐学之间的对谈，而二者在一些概念上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对此洪教授以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出发，提出自己的困惑：我们理解的世界是开放的、非封闭的，但交融带来的是理解吗？这也是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下午17点30分，整场专题讲座结束，主持人韩锺恩教授对其他四位主讲教授与五位点评专家，以及到场的其他老师和同学表示感谢。以上五场讲座的详细内容将通过文章的形式在明年的《中国音乐》第一期中发表，敬请关注。

来源：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转自：“艺术与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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