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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阅读: 2022/7/12 10:44:16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初步表达了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思想。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臻于成熟,因为这个时期马克思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体现出思想的明确性、深刻性以及对实践作用的直接性;他充分肯定了英国“工联”在第一国际中的作用以及在工人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认可和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博大政治胸怀;他要求德国的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为共同的目标和睦地并肩工作”,体现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政治价值观。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发扬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完成新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任务。

    ——俞良早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宝库,其中许多内容已经被发掘出来,成为指导人们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思想武器。但其中还有许多的内容,或有待于人们去发现和发掘,或有待于人们去正确认识和深入认识。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思想,就是有待于人们发掘和深入认识的内容。

    一、《共产党宣言》初步表达了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思想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以及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正确道路,阐述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党领导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同时,它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重要思想。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提出: “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这里所谓的“共产党人”,无疑指共产主义运动或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所谓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争取全世界各个民主党派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就是指共产党领导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支持其他的进步社会运动,使各种进步社会运动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初步地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思想。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上述思想提出了共产党的策略方针,即共产党联合世界上各个民主党派———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各个进步的社会运动一起行动的策略方针。

    他们提出,共产党必须团结和联合法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一起斗争。当时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十分活跃,各种工人群众的、小资产者的政治组织颇多。“社会主义民主党”就是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它的代表者之一路易·勃朗( Louis Blanc) 创办了《进步评论》等报刊,出版了《劳动组织》等著作,主张并呼吁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减轻对无产者的剥削,进行阶级合作,实现“社会主义”。另一名代表者是政论家赖德律 - 洛兰( Ledru -Rollin) 。他参与编辑《改革报》等进步报刊,宣传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于由上述这些人物组成的“社会主义民主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意思是说,共产党需要联合该党,共同反对激进的资产阶级,即反对在经济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同时要对该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空想性持有充分的认识,警惕它对革命运动产生负面的影响。后来,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中作注指出:“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赖德律 - 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社会主义民主党’这个名称在它的发明者那里是指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这里肯定这个党的代表性人物在政治上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指明了共产党能够并且需要联合这个党一起行动的社会政治原因。

    他们提出,共产党必须支持和联合美国的“全国土地改革派”。“全国土地改革派”是当时美国由手工业者和工人组成的政治团体,它的斗争目标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使每一个劳动农民都拥有谋生的手段。它还提出了许多民主主义的社会政治要求,如废除农奴制、实行十小时工作制等。由德国流亡到美国的一些手工业者侨民参加了这一团体,增强了它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根据无产阶级事业的国际性可以了解到自己同美国“全国土地改革派”的联合与合作的关系。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写作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则提出: “在实行民主宪法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愿意用这个宪法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利用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即全国土地改革派。”上述论断蕴含着共产党支持该政治派别的斗争并同他们联合行动的思想。

    他们提出,共产党必须团结和联合波兰的“发动过 1846 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当时的波兰,被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所瓜分,由三国分区统治,遭受残酷的民族压迫。1846 年 2 月,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邓波夫斯基等人的领导下,准备举行全国总起义,赶走外国占领者。可是,由于组织工作不严密以及叛徒的出卖,起义领导机构遭到破坏,总起义夭折。然而在克拉科夫地区,武装起义仍然于 2 月 20 日举行。2 月 22日起义胜利,克拉科夫获得解放,组成了民族政府。新政府发表了《告波兰人民书》,宣布废除劳役制和封建等级制,改变土地制度,并号召全体波兰人民奋起战斗,争取民族独立。不久这次起义也宣告失败,但是克拉科夫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不畏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在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 1846 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这一论断既肯定了克拉科夫地区革命民主主义者敢于斗争的精神,也表达了共产党必须支持他们和联合他们的观点。

    他们提出,共产党必需联合德国的资产阶级政治派别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当时的德国处于封建专制制度之下,而且地方割据严重,分裂为许多邦国。因此,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消灭封建专制制度,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德国革命面临的主要任务。在这个革命中,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这里所表达的,是联合资产阶级及其政治派别去反对封建主义制度的思想。当时有的人试图将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搬到德国去,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说,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是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是同资产阶级的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刚刚展开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也就是说,在法国需要打击和消灭的东西,在德国却是需要肯定和支持的事物,即德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派别由于正在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所以不仅不应该打击和消灭它们,而且应该支持、团结和联合它们。他们还说,那些力图将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搬到德国去的人即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这是十分荒谬的。“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 阶级的稻草人。”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一是反对将先进国家的文献和理论搬到落后国家去; 二是反对脱离本国实际,盲目地反对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由此可以领会到他们对作为革命动力的资产阶级的肯定态度,以及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反封建主义斗争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上述关于共产党团结和联合法国的、美国的、波兰的、德国的革命的和进步的政党及政治派别,同他们一起行动的策略方针,与他们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说,他们根据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思想,制定了上述一系列策略方针。而这一系列策略方针则有力地证明了、贯彻了、体现了他们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初步提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团结和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思想时,是以不损害共产党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原则的。他们在论及共产党必须团结和联合法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一起斗争时强调,并不能因此放弃对“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即认为当“社会主义民主党”的空谈和幻想将导致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歧途时,共产党人要敢于批判和批评它,揭示并纠正它的错误。他们在论及必须支持和联合瑞士的激进派时强调,必须认识到这个派别“是由相互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社会主义者,另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他们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使得他们存在着背离无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可能性,而当他们发生矛盾或严重的意见分歧时,这种可能性将大大增加。他们在论及共产党必需联合德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派别一起去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时提出: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这些论断虽然主要针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但是在论及无产阶级支持并联合资产阶级及其政治派别进行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时提出的,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上述思想的主旨在于有利于无产阶级事业的进展、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二、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思想臻于成熟

    1864 年 9 月,欧洲各个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在英国伦敦举行国际性工人大会,宣告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这表明,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自发地产生了团结和联合的趋向。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到当时的运动中,引导它前进,使团结和联合的趋向由自发的行为转变为各国工人自觉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有目的的行动;且在斗争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这一重要内容臻于成熟。之所以这样看问题,有以下理由:

    第一,马克思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体现出思想的明确性、深刻性以及对实践作用的直接性。当时的欧洲,许多国家都有社会主义的派别或组织,如英国有工联主义的社会主义,法国有蒲鲁东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布郎基主义的社会主义,意大利有马志尼主义的社会主义,德国有拉萨尔主义的社会主义。可是,这些社会主义的派别或组织缺乏相互之间的联系,更谈不上在斗争中相互支持或协同行动。就某一个国家内而言,各个工业城市的社会主义组织或工人组织之间,也缺乏联系和行动中的协同。例如,1848 年巴黎工人举行六月起义时,既未得到本国其他城市社会主义组织或工人组织的支持,也未到得到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组织或工人组织的支持。由此看来,斗争的孤立性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一国际建立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重新走向高潮时,马克思要求各国社会主义派别和工人组织汲取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加强相互间的支持和联合行动。他在第一国际《共同章程》中提出: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他还说: 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项伟大的目标,“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这里他要求各国工人“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立刻“把各个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体现了思想的明确性,十分明确地向各国工人提出了加强联合的要求。他认为,以往的斗争成果甚少的原因在于各国工人之间缺乏联合,以及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之间不够团结。他正确而深刻地总结了以往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体现了思想的深刻性。在这里,马克思提出,国际工人协会是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或者说是各国工人组织加强联合行动的中心。该协会每年举行一次由各支部选派的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愿望,制定协会进行活动的具体办法,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并由代表大会提出和宣布下一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一年来活动的公开报告; 总委员会由参加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是联系各个国家的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的国际机构,它应该使任何一国工人经常了解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情况; 协会的会员应竭力使本国分散的工人组织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以利于国内斗争的开展以及本国工人组织同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联系。上述内容是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组织原则的思想。这个思想已经转化为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即该组织开展活动的条例,对该协会的各项活动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所以说,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具有直接作用于工人的实践即对实践作用“直接性”的特点。

    第二,马克思充分肯定英国工联在第一国际中的作用以及在工人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认可和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博大政治胸怀。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使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工联主义主张工人进行罢工,同工厂主进行谈判,达到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目的。可见,两者在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上,存在严重的差异。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异己的社会运动进行排斥和攻击。相反,在第一国际时期,他们充分地肯定了英国工联在第一国际中发生的作用以及在工人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1868 年 9—10 月间,德国某个反社会主义的报刊散布谣言,称英国所有的工联组织已经退出了第一国际,“英国的报刊相信第一国际在英国会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事实上英国工联同第一国际完全无关。显然,这是在恶意挑拨第一国际和英国工联的关系。针对此,马克思在有关文章中指出,英国工联伦敦理事会由六人或七人组成,其中三人同时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他们是奥哲尔( 理事会书记兼鞋匠代表) 、罗·阿普尔加思( 联合起来的粗细木工代表) 、豪威尔( 泥水匠代表兼改革同盟书记) 。此外,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里,还有五位委员分别代表其他加入第一国际的工联组织。他说: “由此可见,没有一个稍具规模的不列颠无产阶级运动派别不是直接由它们自己的领袖作为代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乔治·波特尔主持的英国工联的正式机关报《蜂房报》,终究也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它每周都报道总委员会会议的情况。”这里的意思是,英国所有的规模较大的社会主义派别或组织特别是工联的组织,其领导人同时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关于英国工联与第一国际完全无关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既肯定了英国工联与第一国际的密切关系,也肯定了工联在第一国际中发生的重要作用,即工联领导人作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所产生的作用和工联的《蜂房报》作为第一国际机关报所产生的作用。1865 年 5 月,马克思在有关著作中论及工人运动的状况时写道: “工联作为抵制资本进攻的中心,工作颇有成效。”1870 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中垮台和建立共和国以后,英国工联在国内掀起工人运动,要求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马克思就此在文章中写道: “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上述这些论断,肯定和赞扬了英国工联在工人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这证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对异己的社会运动持认可、包容和联合的态度,具有博大的政治胸怀。

    第三,马克思要求德国的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为共同的目标和睦地并肩工作”,体现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政治价值观。德国的爱森纳赫派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拉萨尔派则是德国较早的非科学的社会政治运动。它主张争取普选权,将工人代表选入议会,使反动的封建专制国家变为“自由国家”;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群众摆脱剥削,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可见,两者在运动的目标和运动的途径上存在着重大的思想分歧。拉萨尔派的非科学的主张,多次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开批评,特别是 1875 年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时党的纲领即《哥达纲领》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抵制和批判。可是,马克思在实践过程中对拉萨尔派的一些活动进行了肯定和赞扬。1868 年 7 月,拉萨尔派即“全德工人联合会”致函马克思,邀请马克思出席他们在汉堡举行的年会。马克思因故不能出席这次会议,但是他在给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回信中肯定了他们即将举行的会议。他写道: “我高兴地看到,你们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已确定了一些实际上应当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的问题: 为完全的政治自由作宣传鼓动; 规定工作日; 工人阶级在它应当为整个社会完成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任务中有计划地进行国际合作。”在这里,马克思肯定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会议确定的关于宣传政治自由、规定工作日以及无产阶级进行国际合作等议程,认为这是各国工人运动共同的任务,并为会议有这些议程感到高兴。此次会议后不久,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在行动中产生了矛盾。双方都将问题反映到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为表明自己的态度,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其中写道: “当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为代表的纽伦堡组织( 爱森纳赫派———引者注) 和以施韦泽为代表的柏林组织( 拉萨尔派———引者注) 之间发生争论的时候,他们双方都以书面的形式求助于我。我当时回答道,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德国书记,我必须采取中立态度。我对他们双方都劝告说,如果他们不能也不愿融合为一个整体的话,那就寻求某种途径和方式,为共同的目标和睦地并肩工作。”这里,马克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即以中立的态度看待矛盾的双方,促使他们“为共同的目标和睦地并肩工作”。这是一种求同存异的政治价值观。可以对它作这样的理解: 在不能形成统一的思想、统一的纲领和统一的组织时,可以寻找双方都认同的某些目标,为达成这些目标而共同奋斗。

    第四,马克思赞扬美国总统所从事的民主的、进步的事业,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对其他进步事业的政治认可与政治包容的界限。从理论上和原则上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 资产阶级国家的总统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最高行政领导人,是这个国家掌握和实施压迫职能的人,或者说是站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对立面的人。可是,马克思 1864 年和1865年代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先后给美国两任总统致信,支持并高度评价了他们的事业。1861—1865 年间,美国北部资产阶级与南部种植园主之间展开了战争,即一场关于消灭奴隶制并发展资本主义抑或维护奴隶制的战争。在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林肯领导政府先后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宣布叛乱各州的黑奴是自由人。1864 年 11 月 8 日,林肯第二次当选为美国总统。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致信林肯,支持和赞扬了他的事业。他写道: “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一样,美国的反奴隶制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新纪元。”林肯于 1865 年 4 月被刺身亡以后,副总统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马克思再次代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给约翰逊致信。他写道: “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阁下,落在您肩上的任务就是用法律去根除那些已被刀剑砍倒的东西,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深刻地意识到您的伟大使命,将使您在严峻的职责面前不作任何妥协。您将永远不会忘记,为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美国人民把领导的责任付托给了两位劳动伟人: 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德鲁·约翰逊。”这里提出,美国总统负有“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的使命,甚至负有“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新纪元”的使命,是对美国总统对于消灭奴隶制从而使社会走向进步事业的高度肯定和赞扬,也是对此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展的期待。马克思对他们的事业所作出的上述评价,体现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对其他进步事业的政治认可与政治包容的境界十分宽广。或者说马克思所作的上述评价,极大地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对其他进步事业的政治认可与政治包容的界限。

    第五,马克思主张对有损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团结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展示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维护各种进步运动联合行动的决心和意志。在第一国际后期,出现了巴枯宁主义。这是一个主张在“一天之内消灭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1868 年,巴枯宁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并申请加入第一国际。但由于违反了第一国际关于不接受任何“国际组织”加入的规定而遭到拒绝。于是他假意解散这个国际组织,将其化整为零,以有关国家内的组织参加了第一国际。此后,巴枯宁指挥它在相关国家内的组织,或从事分裂该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或从事夺取该国社会主义运动主导权、领导权的活动,并且精心组织和安排,试图在第一国际代表大会上形成多数,夺取第一国际的领导权,或者至少达到分裂第一国际的目的。克思、恩格斯对巴枯宁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2 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开除出第一国际。当第一国际内马克思思想的拥护者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派别同巴枯宁主义者进行斗争时,受到巴枯宁主义影响的某刊物发表文章,呼吁和睦和团结。针对此,恩格斯在有关文章中指出: “当然要达到这种团结只有一个办法,即立即让巴枯宁主义者为所欲为,并把国际手脚捆绑起来听凭他们的秘密阴谋去处置。人们并没有完全失去责任心,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接受了挑战; 海牙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赶走了巴枯宁主义者并决定公布文件,以证明开除是正当的。”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主张国际联合和团结,但不是不要正确的原则,不是不要斗争。相反,它主张同不利于或者有损于国际联合和团结的行为进行斗争,以斗争达到联合和团结。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到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以斗争求联合和团结的决心和意志。

    上述事实足以证明,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思想臻于熟。

    三、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思想的当代启示

    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历史任务。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往直前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当代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就是推进和发展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认真学习和领会上述马克思的思想,发扬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完成新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任务。

    第一,需要运用马克思关于“联合”的思想,同世界上所有追求人类进步的国家友好合作,共赢共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前所述,马克思要求把“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的“联合”思想体现了博大的政治胸怀,体现了十分宽广的政治认可与政治包容的境界。这些思想或者说运动传统,应该在当代得到运用和发扬,并且已经得到了运用和发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主张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并且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2017 年 1 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说: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同 90 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将进一步联结遍布全球的‘朋友圈’。”在此次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如果说“伙伴关系”是对中国与某一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界定和描述的话,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对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人民所追求的幸福、美满、和谐生活的情景的界定和描述。在习近平看来,只有经过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努力,经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此项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再一次提出:“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需要与各国建立“伙伴关系”的思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与上述马克思关于“联合”的思想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张博大的政治胸怀,主张境界宽广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包容;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同各个国家成为“伙伴”,主张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人民共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后者固然根据新时代、新形势和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上述马克思的思想,同时又体现出前者所主张的博大的政治胸怀以及境界宽广的政治认同、政治包容。这样看来,学习和掌握了上述马克思的思想,有利于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共产党关于“伙伴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上述思想的当代启示作用。

    第二,需要运用马克思关于“联合”的思想,同世界上所有致力于民主、和平、文明和进步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合作关系,促进世界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如前所述,马克思肯定了英国工联与第一国际的关系及其作用,肯定了英国工联在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 并声明自己在德国两个政治派别的论争中处于“中立态度”,并希望两派求同存异,朝着双方认可的“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合”与自己性质不同的运动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发展同世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2016 年 7 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 “中国共产党将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合作,促进国家关系发展。”这里,他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世界各国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合作关系的愿望,并且提出了做好这项工作的原则。在他看来,政党和政治组织在各国和各地区的政治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同某国或某地区的政党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合作关系,无疑将促进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发展与各国政党与政治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进行了积极的实践。2014 年 7 月,习近平在访问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期间,在有关讲话中提出: 在最近 5 年内,中国将邀请 1000 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政党领导人赴华访问交流,并于 2015 年启动“未来之桥”中拉青年领导人千人培训计划。2016 年 1月,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以有力措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内容包括: “提供 1000 个阿拉伯青年领袖培训名额,邀请 1500 名阿拉伯政党领导人来华考察,培育中阿友好的青年使者和政治领军人物。”其体现出的思想源于上述马克思关于“联合”的思想,同克思关于“联合”的思想是一致的。学习和掌握了上述马克思的思想,对于人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同世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之间关系的思想,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三,需要运用马克思关于“联合”的思想,团结和联合国内一切赞成祖国统一的力量,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论及德国的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的关系时指出,如果不能在思想上、组织上实现真正的统一,那就可以找到双方都认可的某些“目标”,朝着这些“目标”并肩前进。这个思想体现出有所不求、有所要求的原则,在当代同样具有启示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的思想,意味着可以不求制度的统一,但求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统一。党的十八以来,中国共产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2014 年 2 月,习近平在欢迎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的讲话中指出: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关系存在的很多问题一时不易解决,这也不要紧,我们共同努力解决,但不应让它们影响两岸同胞发展关系、合作交流。”“世界上的很多问题,解决起来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只要谈着就有希望。”“我们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无论是谁,不管他以前有过什么主张,只要现在愿意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都欢迎。”上述论断表明: 一是欢迎赞成祖国统一的力量共同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即便是以前发表过不利于祖国统一的言论的人,只要现在拥护祖国统一,都在受欢迎之列; 二是两岸关系中的许多问题一时是难以解决的,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但只要“谈着就有希望”;三是两岸“合作交流”的关系得到发展,有利于两岸人民的福祉。显然,当代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思想,源于马克思关于“联合”的思想中特别是有所不求、有所要求的观点。认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关于“联合”的思想,有利于学习、理解和掌握当代中国共产党关于祖国统一的战略思想。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思想对当代实践的启示意义。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8年第4期

    文章作者:俞良早

    转自:学术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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