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

原文题目：Energy structure, digital economy, and carbon emiss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原文作者：Yan Li, Xiaodong Yang, Qiying Ran, Haitao Wu, Muhammad Irfan, Munir Ahmad

第一作者单位：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njiang University

通讯作者单位：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原载期刊：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发表时间：2021年7月27日

关键词：能源结构；数字经济；碳排放；资源型省份

观点摘要

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时期，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推动“碳达峰、碳减排”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在能源消费、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全面渗透和普及，有利于解决环境承载力下降、稀缺性等问题，对改善生态环境有巨大帮助。鉴于此，本文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实证检验了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份能源结构和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并探讨了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异质性。

研究发现：（1）以煤炭消费比重衡量的能源结构对碳排放有显著的驱动作用，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量后，结果依然成立。（2）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因地区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小，西部居中，中部最大。中部地区既是农业主产区，又是煤炭等能源的传统产区，且承接了东部地区的淘汰产业，因此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由于蕴藏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依赖度降低；东部地区则受益于西气东输等工程，将对能源的需求跨区域转移给了西部地区。（3）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因资源禀赋差异而存在区域异质性，资源型省份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大于非资源型省份。可能的原因是资源型省份的经济增长对资源过度依赖，多为高能耗、高排放行业。（4）数字经济能够弱化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负面影响，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在非资源型省份和东部地区更为明显，而在资源型省份和中西部地区并不明显。这一效应在资源型省份不明显的原因是：①“经济-环境”零和博弈的困境造成资源型省份忽视新兴技术的发展；②资源型产业对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需求较大，而对创新型企业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以上两个原因导致了资源型省份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较低，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也较弱。而中东西部的差异性则是因为东部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优于中西部，数字经济的信息集成效则推动了能源效率的提高。（5）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减排效果越明显。因此，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平衡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环境污染”两难困境的强大力量。

基于以上结论，建议：（1）东部地区和非资源型省份作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碳排放重点区域，应重视绿色技术的发展，有效利用当地的人才和资金优势，研发绿色技术和改造工艺流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2）中部地区和资源型省份需要兼顾投入和产出的治理。一方面，摒弃资源型产业的传统增长路径，限制高耗能、高碳排放企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政府应完善碳减排的市场机制，以碳税和碳排放权的形式引导企业重视绿色技术的应用，实现低碳发展。（3）西部地区需要着力突破利用光伏、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瓶颈，争取早日实现清洁能源的广泛应用，通过能源结构转型的方式实现生产生活的脱碳。（4）政府应通过财政支持、产业扶持、投融资倾斜等手段保障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序推进，鼓励社会经济主体增加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和应用，扩大数字化改革力度，促进数字技术在三大产业中的广泛应用。（5）政府应搭建地区间知识技术沟通与交流平台以缩小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在推动数字知识和技术普及的同时，将数字技术的创新和突破放在重要位置。（6）政府也应关注数字经济潜在的安全风险，健全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确保数字经济的应用和推广能够发挥“赋能”作用。

研究展望

本文做出的主要贡献是将数字经济、能源结构与碳排放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探究了能源结构对碳排放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并分析了产生异质性的原因。最后根据各地区的要素资源禀赋特征，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降低区域碳排放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依然存在以下不足：（1）本研究仅针对2011-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未能对更长的时间段或者更新的数据进行探讨，可能无法全面反映能源结构、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关系的长期动态变化；（2）在探讨基于地区发展水平的区域异质性时，采用的东、中、西部的划分方式可能过于粗糙，不能充分揭示不同区域之间更细致的差异，且同一个地理区域内不同省份的发展水平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将研究时间段扩展至更长的范围；（2）考虑采用更精细化的区域划分方式，如基于产业结构、城市化程度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划分；（3）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具体机制和路径，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关系，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数字经济推动碳减排。

整理发布

陶伊文 浙江工业大学2021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

转自：“经管学术联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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