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说

丝绸之路是一条文明传播之路，本文我们以江南典籍传入西域为主题，勾勒出在兵荒马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仍然持续不断地、不远万里地向西域输出的宏大场景。

丝绸之路上的“吴客”

与江南书籍的西域流传

（节选）

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丝绸之路是古代欧亚大陆上的一条东西方文化交往的道路，中国文化也沿着丝路不断向西方传播。丝绸之路的主干道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西域、中亚、西亚，到达罗马和地中海世界，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段中，某些原本比较不便行走的道路却被开发出来，成为主干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抗时段中，东晋、南朝与地处今新疆的古代西域，行程在两万里以上，交通十分不便，有些便捷一点的道路如河西、陇右不能通行，但这并没有使得东晋、南朝与西域完全隔绝。江南的使臣溯长江而上，由益州（成都）北行，过松潘地区，走青海南缘之路，从鄯善，到西域地区，或向西到于阗，或穿罗布泊，北上焉耆、龟兹、高昌，甚至由高昌再东北向蒙古高原的柔然汗国。交流是双向的，西域的使臣也同样沿这条道路，从西域到江南。

东晋、南朝的核心区域在长江下游地带，即所谓“江南”。江南自汉代以后多指东南一带，即今江苏、安徽两省西南部和浙江省①。江南与西域虽不远万里，此时却能够息息相通。使者之外，僧侣与商人也不绝于途。在转输的各种物品中，包括蕴含着思想文化的书籍。那个时代的书籍，大多数是以写本卷轴的形态而流传。

本文通过吐鲁番出土的写本资料，来讨论东晋、南朝时期江南与西域的书籍交流。

①程章灿《望江南：想象江南的几个维度》，氏著《纸上尘——历史的表里》，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年，第124—126页；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第7章《“南、北”观念的文化建构》，新竹：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245—249 页。

一、高昌文书中的“吴客”

清朝末年，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曾出土一件《持世经》卷一的写经， 尾有题记（图1）② ：

且渠安周，史籍或写作“沮渠安周”，439年北魏灭北凉后与兄无讳流亡高昌，建立大凉政权，其统治年代在444—460年间，此己丑岁为449年。值得注意的是，他所供养的佛经是由一位来自丹阳郡（治所在今江苏南京）的吴客、名张烋祖的人所写。唐长孺先生认为，这位“吴客”是“来自江南的寓客”，“由此可证高昌和江南不仅有官府的使命往来以及僧徒行踪，也还有普通人较长期的流寓”③。从字面上这样理解当然没有问题，但一个普通人怎么能够给凉王写经呢？所以还是一个问题。

② 此件原为新疆布政使王树枏旧藏，见其所著《新疆访古录》卷一，叶20—22，有宣统庚戌（1910）二月王氏跋语，称“此卷为署鄯善知县刘宝臣所赠”。后归中村不折所有，见所著《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上，东京：西东书房，1927年，第28 页图；现藏东京书道博物馆，图版见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下，东京：二玄社，2005 年，第43页。题记标准录文见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86页，图11。

③ 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9—190页。

幸运的是，1997年吐鲁番洋海1号墓出土一件文书，我们定名为《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其中记录了高昌国官府护送各国使臣出境时各城镇出人、出马的记录。全文不长，引录如下④：

④ 图版和录文见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62—163页。

这里提到的使者，有些没有冠国家名称，如处罗干无根、郑阿卯、若久、婆罗干，应当是来自高昌王国的宗主国——柔然汗国的使臣，护送他们的人马也比较多一些。此外，474—475这两年间经行高昌的使者有乌苌使、吴客、子合使、婆罗门使、鄢耆王。除了地位较高的焉耆王之外，一般来宾都称作“使”，而只有“吴客”比较特别，显然，这位“吴客”是从吴地来的使者，也就是从南方刘宋王朝来的使者⑤。

由此得知，为凉王沮渠安周抄写《持世经》的“吴客”，不是一个普通的名词，而是有所特指，即指从江南吴地来的使者；按照具体的时间，449年的“吴客”，也就是一位刘宋王朝的使臣，这样来看他为凉王写经，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沮渠无讳、安周兄弟被拓跋魏从河西走廊逼走高昌，他们仍然奉行北凉自沮渠蒙逊以来的做法，与东面的北魏为敌，而与南朝的刘宋结为同盟关系。大凉承平二年（444）夏，无讳死，安周即位，遣使刘宋，请求册封。刘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九月甲辰下诏：“以大沮渠安周为征西将军、凉州刺史，封河西王⑥。”册封的诏书仍然保留下来⑦：

⑤ 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原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此据氏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50页。

⑥《宋书》卷五《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页。

⑦《宋书》卷九八《氐胡传》，第2417—2418页。

这封元嘉二十一年九月下的诏书，应当经过一段时间被刘宋的使臣送到高昌，时间或在同年末或下一年初，也就是在445年，即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四月。此时，魏太武帝遣成周公万度归发凉州以西兵击鄯善；八月，执其王真达送代京（今大同）。太平真君九年（448），万度归继续西进，攻击焉耆。八月，万度归大破焉耆，屠其都城，获大量珍奇异玩及牲畜，焉耆王龙鸠尸卑那奔龟兹避难。十二月，万度归进击龟兹，大获驼马而回。与此同时，北魏还发兵进攻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其王慕利延西遁逃往于阗，北魏一度在鄯善设镇据守⑧。唐长孺先生通过缜密的史事排比，指出444年到459年之间高昌与刘宋之所以没有通使，大概正是因为北魏大军占领鄯善、吐谷浑之地，阻断了从高昌到江南的道路⑨。由此可以推断，元嘉二十一年（444）到高昌的使者，一时无法返回建康（今南京），正好可以说明来自丹阳郡的吴客张烋祖，在449年仍然在高昌逗留，不过他找到了自己新的差事——为凉王写经。

⑧ 以上史事见载于《魏书》卷四下《世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2—103页；《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焉耆国”条，第2265—2266 页。

⑨ 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74—179页。

唐长孺先生的《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一文对于刘宋到萧梁时期南朝与西域的交往做了详细的论证，可以补充的是上引《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这件珍贵的文书除了证明“吴客”的含义外，还提供给我们公元5世纪后半一个宏大的丝绸之路画面：以高昌为中心，北通柔然，南到刘宋，西南与塔里木盆地的焉耆、子合相连，甚至跨过帕米尔高原，与北天竺的乌苌和中天竺的婆罗门国交往。我曾请人绘制这件文书涉及的国家和道路于一图，可以看出当时东亚、北亚、中亚、南亚通过丝绸之路的互动关系。虽然刘宋偏于东南一区，但沿长江而上，过松潘，经吐谷浑国，可以进入西域地区，甚至更远的柔然和中亚⑩。我们更关注写本书籍在江南与西域之间的流传情况。

⑩ 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第42—58页。此文也译成英文发表：Rong Xinjiang, “The Rouran Qaghanate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5th Century Based on a Chinese Document Newly Found in Turfan”, Great Journeys across the Pamir Mountains: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Zhang Guangda on His Eighty-fifth Birthday, eds. Huaiyu Chen and Xinjiang Rong, Leiden: Brill, 2018, pp. 59-82。

本文节选自《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

转自：初见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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