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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法论 | 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反思与探索

    阅读: 2022/12/23 8:45:32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作者:刘金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政治学实证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既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产物,也是政治学研究者学术自觉的结果。当前,实证研究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路径。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并没有产生与之相称的政治学学术成果。在中国政治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应该对实证研究本身进行反思,不能单纯追求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应深入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机制之中;作为政治学研究者,应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明晰的学科意识,同时要明确当代中国政治的实践逻辑。最重要的是,政治学者要回到政治学知识生产,在方法论运用与创新、新一轮学科融合、提高研究的认识站位等方面继续努力。

    关键词:实证研究;方法论;认识论;中国政治学;政治逻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两个转向:一是在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上,从宏观转向微观,从制度规范转向具体的权力实践;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从规范研究、制度研究转向行为主义导向的实证研究。随着实践发展与研究进步,实证研究越来越普遍,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经验实证分析和个案研究方法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政治学研究成果中,经验研究所占比重不断增大,基层政治实证研究成为重点领域。从近年发表的政治学成果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成果数量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实证研究日益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

    这既是中国政治实践发展的产物,也是政治学研究者学术自觉的结果,更是总结中国政治经验、探讨中国政治理论、创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自主建设中国政治学科的需要。整体来看,政治学实证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效,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有必要对其进行总结、反思和进一步探讨。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梳理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历程,提出本文研究的主题;第二,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论角度,探讨政治学实证研究路径改进的三个方面;第三,从知识生产角度,对如何生产与中国政治发展成就相匹配并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政治学知识和理论作进一步思考。

    一、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发展阶段

    当代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是在反思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探索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一个不断反思和逐渐自主的过程,与政治学者对“实证”的理解和认识有关。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者对“实证”有四种理解:一是经验意义上的,指政治学研究的实践经验或资料;二是方法意义上的,指收集和获得政治实践经验、资料的方法和手段;三是路径意义上的,与规范研究路径相对应,指基于实证材料的定性或定量分析,或将两者结合并得出相应结论的过程;四是理论意义上的,指基于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一般情况下,这四种理解不仅是一个整体,而且有顺序,沿着“经验—方法—路径—理论”的方向递进。然而,研究者的研究背景和领域不同,出发点和切入点就不同,对“实证”的理解和认识就有了不同,“实证研究”就有了不同层次和阶段的划分。据此,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发展历程分为“反省”“自觉”和“自主”三个阶段:

    (一)“反省”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反省”既意味着对既有政治理论的检视,也意味着“实证研究”开始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范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治学者对实证方法的引介、运用以及质疑上。区别于制度解释和规范研究,早在1985年就有研究者提出要借鉴实证方法(及度量研究)。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学术研究的“重心下沉”,在农村政治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特别是经验实证分析和微观个案研究等方法。与此同时,有研究者认为要审慎运用实证方法,要充分认识到实证方法的弊端和不足,如局限于经验材料,没有理论预设或是理论预设不规范,以及对个案研究的普遍性意义的局限性考虑不充分,等等。其次,开始认识到社会现实对政治学研究有着基础性作用。有学者认为:“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命力就在于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现实……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是政治学应有的属性和重要特征。”最后,形成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成果,如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

    (二)“自觉”阶段(21世纪第一个10年)

    首先,重视政治实践,把现实问题提高到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有学者认为:“研究社会生活中现实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学发展的动力,政治学研究实际的政治问题是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应承担的历史任务。”这不仅道出了政治学研究的动力,也明确了政治学的学科使命。其次,政治学者在对实证方法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保持警醒的同时,强调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两种方法同等重要。关于前一个方面,有学者认为实证研究的结果只会走向唯科学主义或唯实证主义;有学者反思田野实证研究方法,认为实证研究在程度和深度层面无法满足政治学研究的要求。关于后一个方面,有研究者认为,尽管实证研究作为研究方法源自西方,但当代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同样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有研究者认为两种方法具有“同等重要性”,应“结合”和“并举”。这一观点为越来越多的政治学研究者所认可。最后,学界开始产生建立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意识。形成这一自主意识的根源在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学发展之间的巨大落差。以此为基础,有学者认为应该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政治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认为这些才是建构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关的政治学代表性成果有:荣敬本等提出的“压力型体制”(虽然它产生于20世纪末,但从实证研究方法论角度看,应归于自觉阶段),周黎安等总结的“锦标赛体制”,俞可平主持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典型案例经验总结及政府创新、政策扩散等研究成果,以及景跃进等主编的《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等等。

    (三)“自主”阶段(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

    首先,继续反思和扩展实证研究方法。政治学者对实证研究局限性的认识更为清醒,对规范与实证两种研究方法各自功能的认识更加清晰;有学者提出应转换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创新研究方法,要更注重实证性研究、经验性研究。一些新兴实证研究方法也被引介和运用到中国政治学研究中:一是基于因果机制的实验政治学,在逐步引介国外成果过程中,一些研究者运用调查实验方法探讨了政治参与、政策回应及政策传播等问题;二是扎根理论,这一理论在被引介和反思的同时,也被运用到基层协商民主、公共服务和社区治理等研究中;三是大数据催生的计算政治学,这一方法目前仍然处于引介阶段。

    其次,实证研究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路径。在关于规范、实证研究方法优劣的讨论中,有研究者认为应该回到研究的问题,特别是问题发生的国度和历史、经济、社会背景。于是,“回到中国”就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有学者提出方法论上同样要“以中国为方法”。这意味着,实证研究已从方法层次发展到研究路径层次。有学者认为:“通过发现事实,使得政治学研究的视野进入一个全新的通道。”有学者认为,在直接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和提炼出新知识,是政治学实现有效知识供给的重要途径。还有学者认为,基于田野的调查研究是推进社会科学、政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必经之路。

    最后,着手建立中国的政治学。最为典型的是开始形成两个学派:一是“田野政治学派”,二是“历史政治学派”(这两个学派都有一些代表性的文章和著作,不一一列举)。这两个学派在中国政治学界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关于这两个学派与中国政治学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田野政治学本质上是中国政治学;有学者认为,田野政治学的理论总结都是典型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历史政治学对于中国政治研究有着特殊价值,几乎是一种量身定制的概念;在研究路径或者方法论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学必然是历史政治学。

    在“自主”阶段,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成果。提出如大一统论、贤能政体论和治体论,政党-国家分析框架、政党中心主义、责任制政府、治理型国家,协商政治、文件政治、会议政治、试点政治、小组政治、规划政治,以及领导小组、举国体制、牵头体制、项目制等学术观点(限于篇幅,不注明文献出处)。还有诸如“政治共同体”“一体双权”等理论探讨。

    总结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发展历程,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实证研究已经跨越方法论层次,进入研究路径层次,并且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路径。这具有坚实的学术史、实践论和认识论基础:从政治学学术史角度看,政治实践一直是政治学知识和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从实践论角度看,政治实践既有时代之别,更有中西之别和国家之别,20世纪“中国的经验”不同于近代以来“西方的历史”,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建立在现代中国政治实践基础上,实证研究理应成为最为主要的研究路径;从认识论角度看,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才有了相应的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也才有了发展着的中国政治学。

    二、基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论的反思和探讨

    实证研究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路径,不仅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性”反思有关,还与现时代中国政治实践的伟大成就有关,更与世界政治发展的时空格局变化和未来趋势有关。在反思和总结中,中国政治学初步形成了“本土化”的理论生产机制,并产出了一些“本土化”和具有“中国性”的概念和理论。然而综观现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有学者总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突出短板表现为缺乏原创性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又代表新时代水平的思想、理论、观点和见解”。具体到中国政治学,其不足有四种表现:一是目前的概念和理论创新多是对政治实践的直接总结。有学者对其评价为“两个不够”:学理化不够,使用的多是政治话语而不是政治学话语;原创性不够,尚未提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原创性概念。二是集中于权力实践及其运行体制、机制创新,受具体实践的影响严重;更有甚者,片面地为“理论创新”而创新。三是概念或理论创新“碎片化”地存在于各个问题域,相互之间没有进行逻辑上的有机勾连和有效论证,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政治理论或话语体系。这是目前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四是概念或理论创新多限于政治学、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勾连不足,没有上升到一般性的社会科学层面。存在这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方法论首当其冲;方法论以认识论为前提,与研究者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属性越来越模糊,需要厘清。

    (一)基于方法论的创新及探讨

    实证研究遵循归纳逻辑。归纳有前提,有相对确定的研究主题和内容,有比较明确的研究预期、可以测度的变量,以及相应的因果关系假定。这既依赖于研究者,也受研究对象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往往是“研究者决定论”“研究对象决定论”和“方法决定论”。针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内在缺陷和外在困境,研究者可以从两个方面改进:一是基于研究方法的特点,通过不断探索,提升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增强实证研究的效度和解释力;二是针对研究者的局限性,通过夯实理论基础、训练逻辑思维和分析归纳能力,提升实证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创新能力。

    正在兴起的实验政治学、扎根理论和计算政治学属于第一个方面的改进,但存在的困境和不足也是明显的。其中,号称定性研究“深度版”的扎根理论,不仅存在着代际分歧、是否质性研究等问题,对研究者而言也存在着主位意识和理论敏感性等问题。定量分析方法重在预测,其前提是社会具有可预测的稳定性,这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而言为时尚早,因而颇受质疑;近年来大数据分析崛起并运用于政治学研究,这一进展值得肯定,但成果数量不多,且以相关性分析为主,因果关系识别不足;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作为定量研究“升级版”的计算政治学,却既无法克服定量研究的弊端,也无法解决定量研究固有的问题。正在兴起的实验政治学目前主要以调查实验为主,不仅受限于固定的研究路线和模式化的分析框架,也无法避免“先占效应”(pre-emption)困境。

    整体来看,这些方法论创新并没有解决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同时又各自内附了相应缺陷,产生了相应问题,易于出现“缺陷叠加”的情况,致使实证研究陷入方法论“创新困境”。其结果是似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分析论证过程越来越严密,但理论上并没有产生重大贡献;所谓的“学术”分量显得越来越多,但“学问”的含量并无显著增加。究其原因,在于实验政治学、扎根理论和计算政治学仍然属于“器”的层面,而能否“善其事”则取决于研究者对“器”的运用是否合理。这与研究者有直接关系,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方面,逻辑实证研究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逻辑实证研究与逻辑实证主义有关,但又不相同。政治学研究中运用逻辑实证研究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将逻辑实证主义中的形式逻辑改造为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先建构实证研究的理论视角及逻辑关系,然后以此对实证经验材料进行有机整合,建立起符合政治学的理论逻辑的经验逻辑。另外一种情况是将“逻辑”二分化,一端基于研究者获得的实证经验,另一端求证于产生实证经验的政治实践——一般情况是指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活动,在上、下两个层面的“逻辑”之间建立起关联,使得实证研究更加符合实践逻辑和认识逻辑。

    逻辑实证研究有两个值得肯定的地方:一是它虽然强调分析逻辑,但仍然基于实证经验和社会现实,只不过展现实证经验时更具逻辑性。相较于定量模型、实验政治学和计算政治学,它更接近实证研究的本质;相较于扎根理论,它具有简约和形式优势。原因在于,其中的“分析逻辑”受政治理论的影响甚至决定。对政治学研究而言,政治学理论本身就是研究视角,同时也是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经过了政治学理论学习和思维训练的政治学研究者,能够自觉地将政治理论转化为认识视角和逻辑思维,并内嵌和呈现于对政治实践的语言表达中。二是它通过语言逻辑展示了实证材料的内在逻辑,实现了形式逻辑与经验逻辑的自洽,使得分析过程更加严谨,研究结论更具解释力。逻辑实证研究在中国有需求:早期的逻辑实证政治研究中常常属于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有国家视角上的优势,主要运用于基层政治研究中。

    逻辑实证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它只是在经验呈现方式上作了逻辑性改进,以演绎方法的优势遮蔽了实证方法的明显弊端,为分析过程披上严密和客观的外衣;二是只关注对某一命题或问题的逻辑分析,忽略了该问题或命题生成的前提基础,也不关注理论生产和知识创新等目标。如果不能有效弥补这两个缺陷,逻辑实证研究同样容易陷入“伪实证主义”或“证实主义”困境。

    逻辑实证研究的缺陷偏离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功能。于是,基于社会科学认识论的知识社会学兴起。从方法演进的角度来看,知识社会学是逻辑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比较来看,知识社会学研究是基于现实的思维逻辑表述,建立在经验、认知、研究者、语言和理论的综合运用基础上,其运用的逻辑体系比逻辑实证主义推崇的语言逻辑更广泛,也更具有真实性和领域互通性。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社会实践、逻辑知识和研究者,三者就有了不同的位置。其中,社会实践处于基础性的位置,形式逻辑成为研究者的必备知识,但研究者本身则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从研究方法来看,知识社会学方法可以整合经验事实的事理逻辑、研究者的研究逻辑和思维表达的形式逻辑,融汇理论知识的生产逻辑和社会发展的时代逻辑,是一个逻辑知识的综合运用过程,目标指向知识的生产机制。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刚刚起步。

    (二)基于认识论的价值取向及研究路径

    社会科学研究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研究,研究者应有相应的价值取向,政治学研究者也是如此。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认识论基础,具体的研究过程和知识生产则因学术分野且受到研究者价值偏好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认识路径。在哲学上,这属于认识论中的唯实论范畴,它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又名实在论,后又发展出内在实在论(或实用实在论)和准实在论。它们三者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实在论是“真实世界”在哲学上的经验反映,目的在于认识和了解“真实世界”,但很难达到,只能择其要者而从之;准实在论在一般意义上认识“真实世界”,超越了经验主义范畴,希图窥视“真实世界”的规律与一般特性,目的不仅仅是认识和了解世界,更是为了探索“真实世界”;实用实在论的目的最为明确,其所认识的“世界”来自认识者自身对经验对象的自主性构造,是为了满足认识主体的某种目标,特别是要对“真实世界”有所改变。

    现实中的“真实世界”并非完全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综合了人文、社会、生理、物理的实践过程,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实践活动。对社会实践活动本身而言,无所谓价值取向,如何对待和认识社会实践的重任就落在研究者身上。实在论的三种分歧反映在对待社会实践的态度上,就有了研究者不同的价值取向。其中,实在论视角下的社会实践具有最终目的价值,但历史中的社会实践亦有方向偏离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状况;实用实在论视角下的社会实践应该循迹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之上,但它受制于人类社会的思想层次与集体选择的综合影响;准实在论既强调社会实践对人类活动的决定性影响,更关注那些能够被人类认识和总结的社会实践活动及现象。

    政治学研究者应该秉持的认识论原则是:坚持准实在论,同时兼顾实在论和实用实在论。其中,准实在论是政治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聚焦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并确保它在“正确”轨道上;实在论是政治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理论生产以社会政治实践为前提;实用实在论是研究立场的认识论基础,这既与政治学的国别身份有关,更与社会实践的政治属性和国别有关,还与研究者的学术立场有关。正因如此,政治学研究者应该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观、国家观等。

    现时代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应定位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当代中国更有自身的价值和追求,提出了彰显中华民族特性和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包括了平等、自由、民主、公正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目标,还包括了实现这些共同价值的现实基础(富强、文明、和谐、法治)和人文基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共同价值是远景目标,其实现依赖于不同的国家及相应的经济社会条件。这导致政治学研究立场的“两分”:其一为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的学术立场;其二为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而应采取的政治立场和国家立场。

    学术立场与政治立场两者之间应该是统一的,但现实情况往往并不如此,政治实践也不一定总是合乎社会发展潮流。以此看待国家政治实践,有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是规范性研究,坚持和追求共同价值的学术立场,关注国家发展的方向性和战略性问题;二是经验性总结,立足于现实的政治立场,对政策执行和政治实践进行分析、比较和总结、评估;三是反思性分析,立足于共同价值的学术立场,将政治立场嵌入其中,对政治实践进行分析与评价,其结果以批评、质疑和批判等方式呈现出来。其中,规范性研究的重点是探讨国家运行和政治实践及其变化的规律,近期目标是进行学术创新和建立理论体系,远景目标是指导社会发展方向,并给现实政治以最大价值期望;经验性总结的重点是厘清国家运行和政治实践的具体状况,为当前的制度运行和政治实践保驾护航,为后续的政策调整和政治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反思性分析的重点在于发现国家政治实践中的问题及不和谐状况,提供政策建议和应对策略,在解决实践问题的同时,使政治实践在正常轨道上展开。这决定了三种研究路径各自的功能。有学者认为,政治学研究是“病理研究”和“生理研究”的结合。笔者认为,政治学研究还有机理研究的功能:它基于“生理研究”,同时亦是针对“病理研究”的回归结果。与此对应,规范性研究类似于理想化的机理研究,经验性总结建立在“生理研究”基础上,反思性分析则属于“病理研究”。

    (三)基于学科论的反思与问题域

    一些研究者之所以对政治学学科属性的理解越来越模糊,是因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是三大社会学科(有研究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政治学能否承担这一角色是大可质疑的),都是对人类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的科学,但三者之间的界限显得比较模糊,一些核心概念(如权力、组织、行为、制度、治理等)在三个学科中都是通用的,一些研究范畴或领域(特别是制度、集体行动、治理研究等)也是重叠的。而且,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在各学科之间没有明确区分。有学者的认识更为极端,认为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借鉴各个学科的一门折中主义的学科;没有一门知识,也没有一种分析方法可以归之为纯属政治理论的。这促使着我们思考一些基本性的问题:政治是什么?政治学为什么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政治学研究者为什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人们对政治学科的认识定位及其对政治学的理解。

    关于政治学科定位的认识有三种:一是巴雷提出,三大社会学科排序中,政治学排在第三位。这是他基于社会哲学逻辑演绎的结果。二是柏伊姆主张,政治学是实践科学之王。三是杨光斌基于学科产生的先后顺序,认为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依次成为社会科学的三大基础学科;第一种定位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本文不作分析。后两种定位是实践和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科不仅基于社会实践,而且具有实践综合的性质,要研究和解决经济学、社会学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三大社会科学中,政治学不仅应居于更高的层次,而且应该具有统率性。

    对政治学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学基于学科分工与定位;狭义的政治学可称为国家政治学(朱光磊的界定有代表性)。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政治学,其核心都是国家问题,这决定了政治学研究的学科使命。有学者认为,“政治学研究的使命,就是要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有序、安全的共同体,也就是如何构建一个良善的国家,使其能够保持健康的状态并得到不断的发展。概括而言,要进行政治学研究的三大“问题域”:基于社会功能的问题域,基于学科分工的问题域和基于有效国家的问题域。

    1. 基于社会功能的问题域。人类追求结成有序安全的共同体,然而,现实中却普遍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对于集体行动困境的基本的解决方式有四种:一为共同体建构,二为市场化,三为等级制,四为契约化。只有契约化是现代社会普遍通行的解决方案,它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需要契约?二是契约的内容是什么?这决定了政治承担社会功能的两大逻辑:第一,个体—集体的互斥逻辑。人类社会一定要在个体的基础上形成集体性的存在,在现时代集体性存在最为主要的组织或载体就是国家。国家的前提是具有独立性的个体,但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实体和个体行动的一种限制性存在,这导致在国家与个体之间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甚至冲突。这就是现代政治生活中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互斥逻辑。问题不在于互斥,而在于国家行动是否契合或偏离了个体意志、契合或偏离程度是多大、在多大范围内可以接受;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国家与个体是否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以及如何统一。第二,权利—权力的互相依存的逻辑。现代政治活动有两个支点:一为权利,它是政治活动的逻辑基点,二为权力,它是政治活动的实践起点。法理上,权利决定权力,权力依赖权利;实践上,权力实践权利,权利依赖权力。其结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形成相互依存、互相依赖的关系,互相依存的逻辑就此形成。这两大逻辑不能分开。个体行为之所以能够聚集为集体行动,在于权利本位对权力客位的有限授权和制约,通过互斥逻辑来实现;集体行动及其结果对个体的约束和影响,同样通过互斥逻辑来实现。前一过程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后一过程具有实践上的合理性。现代政治过程游走于这两个逻辑之间,通过克服个体-集体之间的互斥逻辑,实现个体-集体之间互斥关系向权利-权力的互相依存的关系转变。

    2. 基于学科分工的问题域。作为综合性的政治学研究,不仅要解决政治实践与经济活动、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还要在三者之间建立相互适应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两大关系逻辑:第一,经济—政治的互构逻辑。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学研究中最为基础的内容,二者之间从最初的相互影响开始,程度逐渐增加,最终达至相互决定的关系。这是一种互构性的关系,究其原因,在于二者存在共同的动力基础。不论是人类活动还是国家政治活动,其内在的动力基础都是利益。从宏观角度而言,政治就是为经济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践更能说明这一点,公有制的建立更是政治直接作用于经济的结果。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政治虽然不直接干预经济生活,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无处不在;从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再到福利国家政策,国家和政府干预和规制经济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这充分证明了政治与经济的互构关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第二,社会—政治的互嵌逻辑。人类聚集的结果一定是组织化。组织的形式有多种,组织都会有共同的“行动”,并发展出社会性的“关系”。这两个因素是社会组织及群体的核心要素。以这两个核心要素为基础,组织与社会融为一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政治本身也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只不过是更为高级的一种形式。现代社会,政治存在于一切社会组织和公共生活之中,以至于有“社会即国家”的认识。从组织角度看,国家是最大的社会;从关系角度看,社会与国家合为一体。现实中,经济—政治的互构逻辑和社会-政治的互嵌逻辑常常结合在一起,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这在当代中国更为典型。

    3. 基于“中国模式”的问题域。之所以提出“中国模式”,在于这一模式不仅独特,而且有效。研究中国政治,既要对其中的“中国”给予充分关注,更要深挖这一“模式”的成功之道。不同于西方政治学反映自由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学研究应该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蕴涵三个逻辑:第一,政党—国家的“一体化”逻辑。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路径是先建党,再在党的领导下建国。在政治目标和相互关系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家是高度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党,且是长期执政党。这一点与西方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分裂性”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第二,政党—人民的“一致性”逻辑。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血肉联系,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群众之间是“一致性”的关系,实现了人民的利益就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目标。第三,历史—现实的“贯通性”逻辑。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形态未曾中断。有学者认为,历史始终是认识和理解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前提,以及认识中国经验与中国政治学内在关联的前提。有西方政治学者在探讨中国政治研究方法时也认为,政治学学科是规范主义、历史主义与科学的独特混合体。

    综合来看,政党—人民的“一致性”逻辑和政党-国家的“一体化”逻辑,是最为基础的两个,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如此,是由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所决定的。20世纪上半期,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格局,使得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中国共产党在以下四个方面显得格外突出:一是立足于解决民族危机和时代性问题,顺应世界民主发展潮流,占据着时代发展的前沿阵地。二是没有组织私利,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说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既能认清和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缺陷,又能指导和规划未来社会发展方向,代表着思想理论的前沿阵地。四是坚持思想建党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整合能力,在政治斗争和社会革命中更具组织优势、规模优势和比较优势。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之必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取得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迈上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更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导中,也体现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由此构造了基于政治逻辑的经济发展逻辑和社会行动逻辑;还体现在思想指导和理论导向中,建设并发展出个体与集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权利与权力之间既相互依存、相互依赖而又相互约束的关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可以总结为:依照政党—人民的“一致性”逻辑和政党—国家的“一体化”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中不断解构传统社会关系,重构、调整和建设起适应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目标的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个体与集体、权利与权力等关系的过程。

    三、回归政治学知识生产

    对实证研究路径及改进方式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总结中国政治建设经验和成就,形成基于中国实践的原创性概念、政治话语和政治理论体系。但仅限于此还不够。建设中国政治学有更高的目标:探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总结中国政治模式,为世界政治发展、秩序重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就是说,要在总结中国经验和创新中国理论基础上,为人类社会和世界各国提供能够共享的政治知识。这意味着,在“经验—学科—理论—知识”这一生产链条中,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经验总结仅仅是起点,终点是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知识和学问,至于中间环节就不能局限于实证研究一种方法或路径了,也不能限于专门的政治学科,更不能局限于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要有更有效的研究方法、更宽广的学科视野和更宏大的学术视角。

    (一)超越实证研究,以“学问”为目标

    实证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一,有“向后看”的优势,对于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具有基础性作用。然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学者不仅要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政治,而且要预测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方向和趋势。就此而言,实证研究无论是作为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路径,都存在不足。研究者应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超越政治学作为“科学”和“学科”的范畴,在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同时,紧扣政治学知识生产这个最终目标,不断创新解释中国政治实践和中国模式的研究方法。

    在方法创新中,有三个方面很重要:第一,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反思性分析相结合。在规范研究中发现政治学议题或理论命题,再对应政治实践确定是否有对其进行实证研究的必要;将实证研究与反思性分析结合起来,提高思维的理论层次;从全人类共同价值取向的角度反思实证研究,从而得出既有实证基础又具备政治学知识特征的研究结论。第二,正确认识方法与理论的关系。“对学问来说,方法论永远是第二位的。”政治理论与实证研究之间的逻辑链条应是“理论知识-研究能力-研究命题-实证研究”,缺乏政治学思想方法的训练,很难提出有价值的政治学议题,更谈不上理论创新和知识更新了。第三,实证研究方法本身也要创新。原因在于,基于西方行为主义的实证研究,其前提是理性人假设,这与中国社会的个体-集体关系是格格不入的。一方面,应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政治实践,探讨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超越目前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两分法,寻求更高层次的研究方法。

    (二)走向学科融合,培养综合性研究人才

    现代社会科学不仅是西方舶来品,也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学科分工基于社会分工;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和数字时代,基于工业社会的学科分工体系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进程。“各学科的过细划分以及由此带来的专门化、学院化、碎片化、技术化大大限制了中国理论学术对当代社会实践的整体把握和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实践具有独特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等特征,基于社会分工的学科分工使得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经常出现议题碎片化、问题技术化、主题偏移等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稀释了政治学科的综合性,另一方面使得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经常出现“边界模糊”“问题溢界”和“解释无力”等情况。

    在信息社会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学科融合是必然趋势。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而言,应依次在六个层次上逐步融合:第一,突破目前“狭义”的政治学学科界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融为一体;第二,与行政学、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有机融合;第三,作为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之一,政治学应与经济学和社会学在理论逻辑上相互贯通;第四,与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教育学、文化学相融合,这些学科不仅是政治学科的基础和支撑学科,还能为政治学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开辟新的学科学派(如历史政治学);第五,与跨学科的心理学、人文地理学、信息学以及大数据科学与技术等融合,这些学科不仅应成为政治学研究创新的学科基础或支柱,同样也会为政治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计算政治学);第六,理工类各学科中与社会实践有关的知识,都应该纳入政治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之中。学科融合的目标是逐步培养学科意识明确、知识宽厚、视野开阔、综合性的政治学研究人才。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文科”建设可以并应该成为政治学学科发展突破口。

    (三)提高认识站位,回归政治学知识生产

    政治实践有国家之分,政治学有国别身份,政治学研究既要有政治立场也要有学术立场,两者之间虽然未必一致,但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最终目标,生产人类社会能够共享的政治学知识是最终归宿。应从国家实践、时代需求和人类社会共同目标出发,对中国实践进行政治学解读,以生产具有通约性和普遍解释力并能够有效传播的政治学知识。首先是认识站位要高,既要有中国视角、人民视角和时代视角,又要有世界视角和未来视角,以此审视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跟踪实践动态,预测可能的发展方向;其次是在“中国性”基础上,发掘中国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助于解决一般性人类困境和时代性问题的成功经验,在将其总结为模式和提炼为理论的同时,也就具有了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的意蕴;再次是在使用既有方法之外,多种方法并举,数据、信息和模型各有所长,应适时适当地纳入政治学研究之中,还可根据研究进程及学科建设的不同阶段,适时创新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

    政治学研究可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在比较中从事中国政治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一直内含着一套参照体系,如理想、理性、规范、共同价值,有时是成功的政治经验。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进行理论研究,既可以参照既有的政治理论及知识生产机制,也可以与类似的政治实践相比较,从中发现一般性的政治问题,提出值得探讨的政治命题。二是在世界政治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从事中国政治学研究。这意味着:现时代的政治学研究要以国家为核心,但不局限于国家政治,更要着眼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三是在世界格局变化和秩序重构中从事中国政治学研究。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秩序正处于重构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政治学研究不仅要超越国家,更要思考国际社会和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全球性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新一轮国际格局和政治秩序的重构中,将可能越来越担当主导性的角色。正因如此,政治学者应从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对中国政治实践进行总结和探讨,特别要聚焦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生产不仅与中国政治建设成就相匹配,而且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学知识。

    转自:“量化研究方法”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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