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2期P35—P36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8期，王志强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的回答，提升到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的回答上，从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在科学性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作出了诸多重大的原创性贡献。

第一，把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主要矛盾转化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主题的阐述中把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并且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征的阐述以及提出的“五大思想”等，回答了科学社会主义创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预测到的问题，从而把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制定发展战略并确定奋斗目标的理论基础之一。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而是阶梯式递进、通过量的积累而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过程。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并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以此为立论根据，他在党的十九大后进一步提出了我国进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发展阶段”，在2022年7月26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又作出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阶段”的论断。习近平关于“新发展阶段”或“新的战略阶段”的定位，既在事实判断上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阶段，同时又在理论判断上表明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了向更高阶段迈进的部分质变，即不仅在经济上要赶超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还要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都显示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全方位优势。而“新发展阶段”或“新的战略阶段”的客观依据，是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的这一判断，既是在分析各种社会矛盾变化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又蕴含了对人民需要的价值立场的升华，从而从现象上升到了对中国发展历史方位本质的把握。

关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习近平在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时，始终把现代化和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他指出，党一经诞生，就致力于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从而为实现现代化创造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而为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领导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革命，从而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党的百年奋斗主题，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民族复兴，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狭义的政治革命和广泛的社会革命。党的百年奋斗主题和中国近现代史发展主线的统一，在理论上体现了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辩证统一，实践上体现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互为目的和手段。

习近平还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贡献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作出了新论述。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征，除了人口规模巨大以外，还体现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四个方面。只有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才有必要和可能去解决这些人类现代化面临的共同问题。正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战略阶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法治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强军思想和外交思想等重大思想，它们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第二，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党的执政目标、执政基础、自身建设等关系执政规律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明确回答了科学社会主义创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而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阶段。

关于党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习近平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其中核心问题是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他对这些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有些重大论断，体现了上述三个时代课题的统一，例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展开。

关于党的执政、领导和社会革命的关系。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这就明确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所身兼的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三重身份的本色。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社会革命，既是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的需要，也是不忘初心、保持革命精神的需要。在新发展阶段或新的战略阶段，我们必须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同时，也只有保持革命精神，继续领导社会革命，才能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执政并非最高政治目的，而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手段。作为执政党，既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又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秩序范围内活动，使自己在依法治国中巩固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执政党的重要区别。

党领导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和党自身建设的关系，历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提出了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的辩证思想。他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论述，其目标更宏大，即致力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上更完善，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上更全面，即做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因而他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新阶段。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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