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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语言哲学和中国哲学话语创建

    阅读: 2023/3/27 14:53: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2期P47—P48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摘自《同济大学学报》2022年4期,邵贤曼摘

    古希腊的philosophy起于惊异,而中国先秦的哲学始于忧患。居今之世,当代中国哲学将以何种情调重新发端,以何种姿态登上历史与世界的舞台?思想离不开语言,理论离不开话语体系。创建既有中国气象又有世界影响的哲学话语,已是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时代大问题。

    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谈论中国哲学话语创建的问题:其一,创建中国哲学话语的重要性;其二,创建中国哲学话语的方法;其三,创建中国哲学话语的具体实践。哲学话语创建是当前中国形势与世界形势对中国哲学提出的迫切要求。在此背景之下,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哲学话语创建的问题已经有了不少思考和探索。然而,当我们对应该创建中国哲学话语达成共识之后,就需要探索更为实质性的问题:我们如何创建既有中国气象又有世界影响的哲学话语?在这方面,我们有怎样的方法,可以提出怎样的理论?

    自“哲学”输入中国以来,哲学中国化便贯穿于中国哲学发展的始终,而中国哲学话语创建则是现代以来哲学中国化进程的内在诉求。因此,思考如何创建中国哲学话语,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便是对中国现代哲学话语创建的实践活动进行哲学反思。

    具体说来,从中国哲学话语创建的角度省察中国现代思想,必须考察生活世界的变迁如何为中国现代哲学话语的创建提供现实基础,描述东西方思想如何经由翻译在跨语际交流中生成新的思想,揭示经典与生活世界、传统与现代、学术话语与日常话语、“译”(翻译)“述”(思想转述)与“作”(哲学创作)“为”(作用于现实及个体生命)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彰显中国现代哲学话语的创获,挖掘其对于解决当下世界性问题的思想潜能,等等。

    对中国现代哲学话语创建的考察属于“中国哲学话语创建”第二层次的工作。进一步,则需要化理论为方法,循方法而实践,从“如何创建”转入创建本身,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尝试创建有中国气象的哲学话语。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中国哲学话语创建亦是如此。

    当代中国哲学话语创建就需要聆听时代声音,扎根生活世界。聆听时代声音,不仅要从总体上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而且要深入这个时代不同的具体问题之中。时代是理论之母,实践是思想之源。思想与生活世界之间产生互动,才能生成具有生发性的哲学话语。中国哲学要发展,必须“接地气”,回到当下生活世界(包括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变迁等层面),关心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科技、艺术诸领域的最新发展,在此基础上进行哲学反思,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哲学问题,进而提出一些有解释力和生发性的标志性概念(簇)。

    从汉语言哲学出发

    中国哲学话语创建要提出具有解释力和生发性的标志概念(簇),这便内在地要求汉语言哲学的视域。然则,何为“汉语言哲学”?一言以蔽之,汉语言哲学思考以下根本问题: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背景下,我们如何用汉语做哲学,如何从汉语切入,以哲学语法考察为进路开展中国哲学运思,为世界性百家争鸣贡献新的元点与智慧。

    这里涉及汉语和哲学的相干性问题。中西异质文化的相遇引发人们对他者及自身的文化反思,汉语结构与中国哲学及中国思想的内在关联便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主题。在西方,赫尔德、洪堡特已对汉语语法与中国思想的特质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提出了诸多卓见。在中国,现代哲学家对此亦有自觉反思与论述,如:王国维论“新语”之输入,张东荪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中西学者各抒己见,相互评论,无形中形成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讨论。

    除了汉语和哲学的相干性问题之外,汉语言哲学还涉及西方哲学的汉语化问题。汉语和哲学的相干性论争关联着一种担忧,即:汉语能否成为一种哲学语言,汉语能否论说西方哲学。当西方学者(如赫尔德、洪堡特等)把汉语结构特点与汉语思想特质关联起来时,他们似乎否定了汉语可以论说西方哲学的可能性。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汉语能否论说西方哲学首先关系到西方哲学的汉语翻译问题: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将西方哲学准确地翻译成汉语。近代以来西学典籍的汉译实践似乎已在事实层面证明,西方哲学能够翻译成汉语。但是,在这个翻译过程中,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做到“信”(遑论“达”“雅”)始终是一个问题,这既是一个翻译实践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于思想在跨语际、跨文化过程中“转渡”(这正是德文中“翻译”的对应词

    的字面义)与生成的基本哲学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可以纳入广义“汉语诠释学”:研究西方哲学的汉语化,即西方哲学在汉语中的翻译、研究、传播与发展。

    上文所述的“汉语言哲学”研究或者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特点,或者关注西方哲学的汉语化问题,而西方哲学的汉语化问题最终将导向汉语哲学理论体系的当代构建问题。如此一来,我们便需要在哲学创造的实践层面来考察汉语言哲学。实际上,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古今中西相摩相荡的过程中,人们已经用现代汉语创造了“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哲学,并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现当代哲学。汉语言哲学亟须对此进行考察,总结出哲学话语创建的经验。

    就哲学义理而言,汉语言哲学关注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新形势之下,如何让汉语所做的哲学取得世界范围内其他哲学系统所能理解的形态,进而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为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贡献智慧。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较为系统地阐述汉语言哲学关于如何做哲学的方法论主张(且称之为“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跨语际的哲学语法考察”)。进而,循方法而实践,在哲学的实践转向、当代历史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元性、偶然性、人机之辨、技术时代技术与哲学的互动关系(对技术的哲学反思、技术改变做哲学的方式)等重要问题上,尝试创建兼具世界情怀与中国气象的哲学话语。

    不难看出,汉语言哲学涉及理念、方法、实践等不同层次。汉语和哲学的相干性问题、西方哲学的汉语化问题以及从汉语言哲学角度看中国现当代哲学的演进问题,其侧重点是以汉语为切入点进行哲学史考察。进而,我们要从哲学史考察转入直接的哲学问题研究。这时,汉语言哲学乃是中国哲学话语创建的一种实践。

    中国现代哲学自其开端之处就已然是一种世界哲学,但这种世界哲学最初更多地呈现为在古今中外之争下的自我重塑,还只是单方面地被预先给予的跨文化情境所支配的地方性、方言性哲学思维,而尚未充分成长为一种对世界有所回报的世界哲学。

    从哲学话语到哲学工夫:穷理尽性至命

    中国哲学除了要像西方哲学那样重论理之外,还要“学”以“尽性以至于命”。就此而言,哲学话语创建并非做哲学或哲学实践的全部,而哲学的工夫也不止于论说明理。

    哲学的工夫首先表现在理论的层面。我们说一个人“哲学工夫好”,这首先意味着“能把哲学这件事做好”,它体现为穷理工夫深密而所穷之理深刻。进而言之,哲学的穷理工夫,需要哲学工作范式的转变,即从哲学史研究转到面向哲学问题的哲学研究。

    另一方面,“说”除了强调理本身说得好不好之外,还要强调所说之理是否具有一种溢出语言文字而进入生活世界以及自然科学、艺术、政治等知识领域的潜能。就后者而言,这意味着哲学可以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它自己在做事的时候还能够帮助其他领域把事情做好。进入生活世界,哲学将涉及个体层面的行动和群体层面的实践。

    这样一来,讲哲学工夫,就不得不从理论的层面进入实践的层面,即:在实存或哲理境界的层面,在做好哲学这件事的同时成就自己这个“人”。这时,哲学凸显出它的以下面向:一种生命的学问,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一种修身学。这样一来,如果说前面我们所讲的理论层面的“做哲学”是一个“述而作”的问题,那么在实存层面则是“作而为”的问题。“为”首先体现为“为己”,也即改造自己或者修身。

    但是,哲学的实存层面除了为己之外,还指向为人与成物。这是改变世界的层面。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关注《易经》所讲的“开物成务”和《中庸》所讲的“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也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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