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十三场“汲古论坛”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以“‘话语’的公与私：日记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法”为主题，邀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剑教授、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张桂丽研究馆员主谈，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郑小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曦林评议。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杜望主持。论坛采用线上交流形式，来自全国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300余位观众在线聆听、参与研讨互动。

张剑教授首先围绕日记的版本问题谈了他的治学体会。相对于其他文体，日记是比较私人化的记载，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如公务性的日记、出使日记，私人化的色彩就比较淡；经本人或亲友审定后刻印出版的日记，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一种公共书写，不可避免地存在隐晦和修饰。相比而言，稿本日记具有原始性、私密性和唯一性，是比较纯粹的私人书写。读者通过不同的日记版本，提炼和获取不同信息，从而进入自己的研究模式。掌握日记的不同版本，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全五册）

中华书局2011年版

日记流传版本的差异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经过他人编撰或整理造成的版本差异，最常见的是选编、摘录，编者依照个人的原则、喜好做的选抄本，主要保留编者认为有价值的部分，有的甚至只有原日记的几分之一，体量大为缩减。不同的整理本、摘抄本，内容会有差别，需要配合着看。还有一种情况是直接删改、篡改，如《翁同龢日记》在1925年影印出版时，将部分内容用白纸遮住了，即便是影印本，也无法呈现原本的全貌。甚至编者在整理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修改，导致意思截然不同。当然，限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编者在整理过程中无意造成一些讹误，也在所难免，需要不断修改完善。第二类是由于作者主观原因造成的版本差异。作者在回看自己日记时，会进行摘编、提炼和改造，与原稿形成两个版本。还有作者会在日记出版前进行改写、补写，甚至重写。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印本《陆小曼日记》和它原始的稿本日记差距非常大，二十篇日记中有半数以上都是经过改写的，陆小曼在印本《爱眉小札》中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浪漫多情、具有启蒙思想的女子，其实在稿本日记里仍然是一个交际花的形象。

因此在利用日记时，一定要注意不同版本差异带来的遮蔽性，日记虽然是私人化的语言，但并不意味着天然可信。日记版本的嬗递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动态样本，要注意实现由“史料研究”向“史料学研究”的提升，即由“修改了什么”向“为什么这么修改”或“修改为了什么”转变。将日记的不同版本对校互读，有助于还原历史场景，实现由纯粹静态的“文献学”到具有动态的“文献文化学”的转型。

张桂丽笺证：《越缦堂书目笺证》

中华书局2013年版

张桂丽研究馆员以《李慈铭日记》为例，从日记作为完整的专著、日记的隐性叙事、日记的交流功能、日记话语权力的边界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李慈铭将日记作为一种著述方式，在编年纪事的框架内融入了很多情感，有着浓重的抒情意味。其日记保留了许多时人信息，具有很高的价值。李慈铭早年会与朋友互相传换日记，日记眉头上的评语，是李慈铭与好友品评切磋留下的痕迹。日记在实现交流功能的同时，也逐渐摒弃了私密性，使作者在记述时有所顾忌。

李慈铭的日记给人一种印象：他以日记为阵地，行使一种表达的权利，对朝野大事、朝廷政要都要发表一番议论，这种做法是否具有示范性？以日记作为表达，在当时是否具有进步性？李慈铭日记所呈现的特点与其所处的时代又有怎样的关系？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以日记为研究对象，或围绕部分专题进行研究，是将日记从单纯的“史料”上升到学术问题的重要方式。点校整理一部日记，需要反复研读，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研究，才能最大程度发掘出日记的价值。

郑小悠校释：《英和日记》

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

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郑小悠认为，目前学界多将日记作为一种“史料”来论证其他学术问题，其实日记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主体。日记具有较强的原始性，但由于日记个性化的内容居多，在制度史研究中可能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日记是研究情感史、心态史很好的资料，但研究者需要仔细甄别，其中的“情感”是流露还是掩饰。日记中情感和观点的表达，与作者本人的性格、当时的身份甚至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作为一种主观性较强的史料，我们在研究日记时，需要通过大量阅读来形成整体印象，解读时要综合历史情境、作者心境，切忌断章取义；在研读日记文本的基础上，注意日记与其他史料的对读；集中而系统地阅读某一类日记，亦有助于对一个问题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围绕日记，我们可以提炼出五个关键词：时间、空间、人物、事件、书写，从这些角度均可进行拓展。具体的延展方向，则依研究者个人学术背景、兴趣而各有不同。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指出，我们在整理和研究日记时，版本是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通常我们认为影印本是接近稿本的一种样态，然而影印本也会出现缺漏，除了刻意遮盖，还有不少是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意造成的。至于人为涂抹的部分，如果能够找到原稿，通过技术手段，依然可以恢复。因此，在有影印本的情况下，也应当尽量寻求稿本。以往研究中通常会用一个版本来否定另一个版本，现在我们通过不同版本的比较，考察不同时期、不同人的心态，以及他们的不同关切。甚至看到不同时期出版审查尺度的不同，展示当时的出版风气，其实是提供了更多研究空间和可能。

韩策、崔学森整理：《汪荣宝日记》

中华书局2013年版

大量的阅读日记亦有助于历史感的建立，日记里人物和细节在时空上的精确性，常常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目前学界对日记的研究逐渐深入，如讨论日记体裁的变化、日记著述性质的不同，日记的传播等，甚至有学者认为“日记学”正在形成。如果将日记学的研究融合到整个近代文史之学中，一定可以带来新的问题和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曦林结合自身研究经历，从日记与学术史遗留问题的澄清、日记的系统利用与深入研究、日记和书札的多维考订三个方面论述了日记文献对学术史、文学史研究的独特价值，并就日记研究的新方向、日记的深度整理问题与诸位专家学者进行讨论。对此，张剑教授认为，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之外，我们可以尝试从日记中提炼出一些普范性场景，如部分作者在日记中告诫自己要勤奋、要早起，不断跟自己的不良习惯作斗争，很像每个人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历的事情。把看似琐碎的史料复活，呈现出一些人性共通的、能够引发共鸣的东西，在重要史事与日常面向上寻找一个契合点，将是非常有意义和启发性的研究。

论坛现场

本次论坛围绕中国近代重要政治人物和学者的日记，针对日记文献的文体特征、隐性叙事和话语内涵，与会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历，探讨了日记的整理、点校方法，提出了日记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性，以期对中国传统文体和学术的“话语体系”建构进行深入探索。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所

转自：“艺术与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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