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政府治理

导言

理解公共服务动机（PSM）是如何与道德或不道德行为相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世界各地的公务员和其他公共部门雇员已经表现出较高的PSM水平。然而，有关PSM与道德或不道德行为之间关系的经验性证据仍然有限，部分原因是在自我衡量报告中在观察不道德行为和克服社会可取性偏见时所面临的挑战。最近，三位美国学者Jordan Gans-Morse, Kalgin　Alexander , Andrey Klimenko, Dmitriy Vorobyev, ＆Andrei Yakovlev提供了新的视角。本研究通过激励性的实验游戏来研究PSM和两种不道德行为——腐败和不诚实，以及一种道德行为，即利他主义之间的关系。基于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三个研究地点的约1870名大学生的数据，研究发现PSM和发生腐败行为的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PSM和利他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有关不诚实行为的研究结果更加复杂。结果表明，腐败和不诚实是相关的，但根本上说是不同的概念，尤其是在它们与PSM的兼容性这一方面。研究结果还表明，在西方背景下产生的PSM和行为伦理假设能很好地适用于与前苏联截然不同的制度背景。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期刊JPART上面。

（文献来源：Gans-Morse J., Kalgin,A., Klimenko, A., Vorobyev, D. & Yakovlev, A. (2022).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s a Predictor of Corruption, Dishonesty, and Altruism.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32(2): 287-309.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ab018）.

研究问题

具有高水平公共服务动机（PSM）的个人是否更有可能采取道德行为？自Perry和Wise（1990）对PSM概念的开创性构想以来，公共管理的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有些人的动机不是出于自身利益，而是出于为公共利益、帮助他人或改善社会做出贡献的渴望。考虑到PSM背后的一些价值观——同情心、社会正义、自我牺牲——同时也是道德行为的基石 (Maesschalck, van der Wal, and Huberts 2008)，因此，高水平的PSM很可能与道德行为相关。反过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低水平的PSM与不道德的行为可能有关。PSM水平是否能预测个人的道德或不道德行为倾向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因为大量证据表明，公务员和其他公共部门雇员的PSM水平高于私营部门雇员（Crewson 1997; Houston 2000; Lewis and Frank 2002），而PSM水平高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希冀从事公共部门事业(Clerkin and Coggburn 2012; Liu et al. 2011; Vandenabeele 2008）然而，由于缺乏对道德和不道德行为的公共行政研究，用于评估关于PSM与伦理行为关系这一命题的实证分析才刚刚起步。尽管这些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几乎所有现有的基于PSM对伦理性行为的研究都未能提供关乎PSM和可观测行为之间关系的证据。

在本研究中，作者们利用三个涉及大约1870名俄罗斯和乌克兰大学生的研究，想解决社会可取性偏见和对不道德行为进行观测的难点，可以通过使用激励实验游戏来观察PSM和两种不道德行为（腐败和不诚实）以及一种道德行为（利他主义）之间的关系。

研究假说

PSM通常被定义为个人对与他人福祉、公共利益和整体社会改善相关的目的做出反应的倾向 (Perry and Wise 1990)。根据Perry 和 Wise最初的构想，学者们通常将PSM视为一个多维概念，将自我牺牲的基本维度与理性、规范和情感元素相结合，如Kimet al. (2013)所阐释的，分别结合为对公共服务的兴趣、对公共价值观的坚守和悲悯情怀。

跟随Schott et al. (2019,）的研究，研究者们强调PSM不同于亲社会动机等相关概念。有PSM动机的个人寻求造福整个社会，并服务于“公共利益”等抽象理想；而有亲社会动机的个人会相对狭隘地寻求造福他们接触的人或他们参与的组织。这种区别对于描述PSM和不诚实、PSM和腐败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分对实验游戏的选择与早期研究中对游戏的选择来说非常重要(e.g., Esteve et al. 2016)。

PSM和道德或不道德行为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PSM水平较高的人更有可能从事道德行为，而不太可能从事不道德行为。首先，PSM和道德行为表现出许多共同的潜在价值，包括对公平、社会正义和自我牺牲的关注(参见Maesschalck, van der Wal, and Huberts 2008)。其次，PSM的定义特征，如帮助他人的强烈愿望和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也是道德行为的基石 (Wright, Hassan, and Park 2016, 648–9)。第三，高PSM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基于内在美德而不是外部激励进行道德推理，这也可能促进道德行为 (Wright, Hassan, and Park 2016, 648–9)。最后，由于前面提到的所有原因，PSM与道德认同有许多共同特征，道德认同是一种社会认同，在这种认同中，个人对自己的理解需要遵守规范和价值观。这种自我概念反过来又促进了行为的自我调节(Ripoll 2018,24–7)。

不幸的是，关于PSM与不道德行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是有限的。正如Bell’和Cantarelli(2017)最近对文献的回顾所表明的那样，一般的公共管理研究，特别是关于PSM的研究，很少考察不道德行为的根源。关于腐败的公共管理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见Bozeman, Molina, and Kaufmann 2018)，专门针对PSM和腐败的研究几乎不存在。Kwon(2012)对韩国公务员的研究发现，一个与PSM密切相关的概念——内在动机与较低的腐败倾向有关，倘若用一个假想片段来衡的话。Cowley and Smith (2014) 表明，尽管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公共部门雇员的内在动机高于私营部门员工，但在腐败程度高的国家，这种关联较弱。然而，研究首次考察了PSM与腐败之间的联系，同时使用了PSM的直接测量方法和基于可观测行为的腐败指标。根据对PSM和不道德行为更广泛的预期，检验了以下假设:

假设1:较高的PSM水平与较低的腐败倾向有关。

假设2:较高的PSM水平与较低的不诚实相关。

假设3:较高的PSM水平与较高的利他行为水平相关。

假设4:在分别偏好就业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受试者中，较高的PSM水平与较低的腐败倾向、较低的不诚实和较高水平的利他行为相关。

研究方法

采样和实施

研究们在三个不同的地点对本科生和硕士学生进行了研究:位于莫斯科的一所排名前五的俄罗斯大学，一所主要的俄罗斯地方大学，以及一所位于主要地方城市的乌克兰法律学院。在俄罗斯的两个站点，研究助理通过传单、电子邮件和课堂公告招募学生，并允许学生在调查结束时通过一个模块邀请其他学生参与。调查和实验游戏是使用Qualtrics在线进行的。为了减轻在线研究中对参与者注意力的担忧，采用了筛选问题(Berinsky, Margolis,and Sances 2014)。两项研究的结果都很稳定，参与者专注力水平都相当高，不专心的参与者得到排除。莫斯科的这项研究于2016年5月27日至6月15日期间进行，共有804名参与者;地方大学的研究于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1月22日期间进行，共有376名参与者。

对于乌克兰的研究地点，研究者们利用大学行政部门提供的招生数据，按年级和部门随机抽取了一个样本。研究助理访问了教室，并要求学生进行样本参与。当学生不在场时，他们的名字将被替换为名单上的下一个人，直到每个系和学年的名额填满为止。然后，那些同意参与实验的人被引导到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在计算机屏幕上会显示指令。调查和实验游戏再次使用Qualtrics进行。该研究于2017年10月25日至11月3日期间进行，共有695名参与者。所有的实验游戏都在研究开始时进行，以确保对调查问题的回答不会影响参与者的选择。在所有三项研究中，研究仪器的语言都是俄语。

实验性测量游戏

研究不诚实或腐败等不道德行为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受访者不太可能对采访或调查问题做出真诚的回答，而可能倾向于夸大与道德行为相关的自我报告行为。为了削弱挑战性，采用了奖励性支付的实验游戏，来诱导他们做出可观测行为，使研究人员能够从参与者在面临可能导致现实世界经济损失或收益的决定时所做出的选择中推断出他们的偏好。研究人员用三个游戏来衡量腐败、不诚实和利他行为的倾向。

样本中共有45个州。缺失的5个州只有6个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根据2019年美国社区调查，超过5000万美国人居住在样本所包含的城市。采用卡方检验和均值差异检验分析了响应城市与未响应城市的差异。结果表明，在关键的社区特征方面，如支出、收入、财产税、收入、人口、政府形式以及获得销售税或所得税等方面，响应城市与非响应城市并没有系统性差异。

衡量组织变革

本研究考察了面临预算危机的市政府组织变革的实施情况。因此，重点关注253个报告面临预算危机的城市，在调查中将预算危机定义为“地方政府支付公民所需服务费用和履行偿债等其他财政义务的能力严重下降”。关注四种类型的组织变革。公共部门组织变革的学者通常依赖于认识到概念的主观性和多维性的感知测量方法（(as discussed below)。与客观衡量标准相比，公共部门的感知衡量标准具有反映员工的观点和知识的优势，这些员工在自己的组织工作，可以说最了解自己的组织(Walker and Boyne 2006)。在组织变革类型中，更多的城市严重依赖重组，其次是更多的技术使用，绩效信息使用，最后是外包。

衡量组织决策的分权/集权

研究者们区分组织决策阶梯中分权/集权的水平。这些条例改编自Andrews等人（2009）。受访者被要求“指出您对以下关于您所在组织决策的每一项陈述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决策阶梯的最底层被认为是高度分散和参与性的，如“大多数工作人员在制定重大组织战略时提供意见”这句话所示。第二个层次是适度分权和参与性的，限制员工参与对仅与他们有关的决策，而不一定是战略性的：“大多数员工只对直接影响他们的决策提出意见。”第三个层次——适度集权的方式——是指“处理重大问题的策略通常由一个高层市政官员团队制定”。在这种情况下，各部门负责人或主任与指定的最高管理者，如城市经理或行政首长，共同作出影响组织的重要决定。高度集权的决策方法——阶梯的顶端-——体现在以下陈述中“处理地方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的策略通常是由城市经理行政首长制定的。”

控制变量

本研究控制了影响组织变革实施的外部因素（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人口和地方经济条件以及政府间背景）和内部因素（政府财政状况、行政管理质量以及其他组织特征）。第一组控制措施侧重于政治支持和任命的管理人员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互动。第二组控制因素侧重于人口和地方经济条件，包括人口规模、家庭收入中位数、种族分化和私营部门人均就业人数。这组控制的数据来自美国社区调查。

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

研究者们首先对实验游戏的结果和PSM量表的统计数据进行简要概述。可以看出，莫斯科研究中61%的参与者参与了贿赂交易，而俄罗斯地区研究和乌克兰研究中分别为47%和29%。在解释乌克兰研究中较低的比率时，应该考虑两个因素。首先，这项研究是在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里进行的，这可能创造了一个环境，让学生们觉得更有必要避免做出被贴上“腐败”标签的行为。其次，两项俄罗斯研究的样本组成(参与者主要来自社会科学)与乌克兰研究的样本组成(83%的参与者正在学习成为律师、法官和检察官)显著不同。

关于骰子任务游戏的不诚实程度，结果显示，莫斯科研究中报告的平均正确猜测数约为15次，俄罗斯地区研究为21次，乌克兰研究为19次，远远高于一个完全诚实的人在掷40次骰子时报告的平均正确猜测数约为6.7次。继Barfort et al. (2019)和Olsen et al. (2019)之后，研究者们估算了个人可能进行不诚实报告的40个滚动案例。莫斯科的平均作弊率为0.26(这意味着参与者平均每掷四次骰子就会有一次不诚实的报告)，俄罗斯地区研究的平均作弊率为0.42，乌克兰研究的平均作弊率为0.38。为了进一步直观体现骰子任务游戏的结果，比较了40次骰子滚动中观察到的正确猜测的分布与完全诚实参与者的预期分布。纯粹报告四十个正确案例来最大化收益的样本量，在莫斯科研究地点约为3%，俄罗斯地区则是6%，乌克兰的样本则仅有2%。在莫斯科，16%的人报告说正确的猜测不超过7次，这比一个诚实的人偶然猜对的次数还要少。在俄罗斯地区的研究中，这个数字为12%；在乌克兰的研究中，是10%。与此同时，莫斯科研究中约63%的受访者、俄罗斯地区研究中79%的受访者以及乌克兰研究中77%的受访者报告了10次或10次以上的正确猜测，而诚实地猜对10次或10次以上的概率仅约为12%。

PSM是腐败、不诚实和利他行为的预测因素

主要分析给出了在贿赂游戏中以参与者是否提供(以公民的身份)或接受(以官僚的身份)贿赂来衡量参与被明确界定为腐败的行为意愿的结果。因为结果变量是二分的，所以采用了线性概率模型。结果在使用logit回归模型时具有鲁棒性，logit模型的平均边际效应在与表2中的系数大小相似。

PSM指数已调整至0至1的范围，以便回归系数可以解释为处于PSM频谱高端的个人与处于频谱低端的个人参与贿赂交易的可能性的平均百分比差异。奇数列表示二元回归；偶数列显示了控制性别、风险规避、能力、年级、研究领域、宗教信仰、家庭收入、父母职业和受试者童年居住城市大小的规格。与假设1一致的是，具有较高PSM水平的人参与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在莫斯科的研究中，表现出最高PSM水平的参与者比表现出最低PSM水平的参与者参与贿赂交易的可能性平均低76个百分点；在俄罗斯地区和乌克兰的研究中，相应数字分别为53和62个百分点。研究结果在加入全套控制变量后是稳定的，在三个研究地点，研究结果在P < .001下是显著的。此外，在每个研究地点，PSM的四个维度与腐败倾向之间几乎总是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于不诚实的研究结果与关于公共服务管理和腐败的稳定结果形成鲜明对比。OLS再回归的结果，分析了PSM与骰子游戏中作弊率之间的关系。回归系数可以被解释为高PSM和低PSM个体之间作弊率的百分比差异。此外，PSM的所有四个维度都与利他主义行为呈正相关。

讨论与结论

鉴于世界各地的公务员和其他公共部门雇员都表现出较高的PSM水平，了解PSM如何与道德或不道德行为联系在一起具有重要意义。除了极少数例外，早期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由于依赖于自我报告的道德行为测量而受到限制，这些测量受到社会期望偏差或关于不合理行为的假设性小插曲的影响。本研究通过使用激励实验游戏来研究PSM与参与腐败、不诚实和利他行为倾向的可观察指示行为之间的关系，从而推进了文献的发展。最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代表了第一个利用腐败的实验行为测量PSM的研究。我们同时使用了三个实验游戏，对研究结果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释，而使用单个游戏的研究则无法做到这一点。特别地，发现PSM与腐败倾向呈显著负相关，但与不诚实的相关性很弱，这表明特别破坏公共利益的不道德行为可能与PSM特别不一致。发现还表明，在使用不诚实行为测量作为参与腐败意愿的代理时，需要谨慎。最后，通过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纳入PSM和道德行为研究(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北美和西欧)，分析将有助于评估在西方背景下产生的理论假想是否适用于明显不同的制度背景。

目前，可以明确的是，PSM高的个体不太愿意从事不道德的行为，特别是破坏公共利益的腐败等行为，而更有可能从事利他的慈善捐赠等道德行为。这些关联不仅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后苏联地区截然不同的背景。

转自：“治理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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