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中的政治正确

——基于Web of Science的系统性文献回顾与定性元分析

作者 | 朱励瑶 金兼斌

内容提要

研究通过对Web of Science中50篇论及科学传播中的政治正确的核心文献进行分析，总结梳理了已有研究对狭义和广义政治正确概念、政治正确相关的概念或理论工具的运用情况。在此基础上，研究对核心文献中的案例和相关结论进行定性元分析，得出科学传播实践中政治正确运行机制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狭义和广义政治正确涉及七种规范或观念，对应科学理性、政治忠诚、道德、多元文化和认知习惯五种关于科学传播内容的衡量标准。政治正确在科学传播中的运行伴随着科学理性与其他四种标准之间的冲突与磨合，集中表现为科学家和媒体的过度自我审查行为。通过这种自我审查的科学传播内容，本质上是科学理性向其他四种标准折衷后的结果。

关键词

政治正确 科学传播 系统性文献回顾

定性元分析 NVivo12

正文

一、引言与背景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或 politically correct）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同时也是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早期的西方左翼运动至今，政治正确，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的政治正确，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佟德志和樊浩认为美国语境下的政治正确概念在社会文化议题的运用实践中，呈现出含混而语义多变的特征，其语义流变呈现出“观念-语言-政策”的三重向度。近百年来，政治正确概念的应用从围绕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批判，向涉及宗教、种族、民族、性别等多元问题的新闻编辑、电影制作、科学教育等多个实践领域扩展，政治正确已成为一种自愿性的社会行为准则，其内涵也由此形成狭义与广义的区别。狭义政治正确的使用多见于20世纪30年代，不管在前苏联、东欧还是在美国，这一概念都意指在行为和思想上与政治主流保持一致。其区别在于，在前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左翼话语中，该概念多存在于积极的政治语境中，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坚持“共产主义”、恪守“党的总路线”；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政治正确多用来讽刺过分依附于党的路线的左派人士，具有明显的消极含义。格伦·洛里(Glenn Loury)将广义的政治正确阐释为：忠于社区价值观者为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与社区地位会避免违反社区惯例的言论。斯蒂芬·莫里斯(Stephen Morris)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审查冒犯性言论”和“确定政治正确的社会成本”等内容。根据洛里和莫里斯的观点，广义的政治正确可表述为：因顾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舆论压力，从而在言辞、行为、政策上优先照顾某些观念的自我审查意识，通常表现为过分避免对社会某些群体造成冒犯。

在当代社会，一些涉及狭义或广义政治正确争议的公共议题同时也是科学问题，在这些议题中既有科学界广泛接受的现象，如：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传播领域的经典话题；又有科学界存在争议的现象，如：COVID-19疫情期间的病毒溯源、医疗防治等健康传播领域的热点话题。科学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愈加普遍的伦理、道德、法律和政治挑战，但这些挑战难以仅用科学事实进行回应，因为其本质上属于道德、政治甚至哲学的范畴。这些挑战不可避免地在科学-公众界面引发政治正确相关的公众辩论，科学传播日益构成探索政治正确问题的重要语境，相应地，政治正确也越来越成为科学传播研究的重点话题。因此，本研究对政治正确的考察聚焦于科学传播这一特定传播类型。

在科学传播领域的已有相关研究中存在政治正确概念语用混乱和意指模糊的情况。一方面，主流科学群体用这一概念指代政治团体、公众舆论等外部力量对主流科学研究和传播的压制，如2007年，因解析了DNA双螺旋结构获得1962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的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 Watson)，因发表种族智力差异的言论，受到媒体舆论压力并最终被迫退休。这一事件被布鲁斯·查尔顿(Bruce Charlton)视作广义政治正确裹挟科学研究与传播的典型例证。另一方面，那些反对主流科学观点和立场的群体也会使用政治正确概念，用以攻击主流科学界在某些科学议题上的研究发现和传播实践。如在二手烟、气候变暖、进化论等问题上，这些群体认为主流科学界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而毫无根据地拒绝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与主流科学相悖的观点。政治正确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缺乏明确的语用边界，而已有研究鲜少对该概念在不同科学传播语境下的使用情况进行整合分析。

在科学传播实践中，科学媒体化(medialization of science)的程度不断加深，政治正确的现象也随之日益凸显。在对该现象的描述性分析上，学界主要关注狭义政治正确对科学家和媒体两类科学传播行动者的影响，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的诸多科学传播事件明显印证了已有研究结论。首先，已有研究认为来自政府、企业机构、社会团体等利益集团直接或间接的压制、审查和攻击，使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加强自我审查或选择在公共平台保持沉默。例如，在COVID-19疫情期间，坦桑尼亚的科学家有关疫情的发言都需严格的自我审查以保证与官方政策一致。其次，已有研究认为，媒体从业者的新闻实践也在狭义政治正确的影响下出现媒体偏向(media bias)，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在议程设置上，媒体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在报道的选题上歪曲或忽略特定事件的真相，如：日本媒体在东京奥运会宣布延期前大幅度削减东京新冠疫情的报道；而在奥运会宣布延期后，对东京新冠疫情的报道量急剧增加。在话语实践上，媒体使用过度的语言策略从而破坏了报道的意义，如匈牙利政府加强新冠疫情期间的信息控制，导致了匈牙利媒体的“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记者抛弃易读性原则(the legibility principle)，转而使用一种技术性的、法律主义的话语策略。

另外，学界对上述狭义政治正确现象的理论化探索主要围绕“科学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和“科学传播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两个概念展开。S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主流观点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 政治是参与科学建构的重要社会力量，当科学被置于社会网络中时，必然具备政治的属性。科学家的科研选题、研究结果解释和科研成果的审查都取决于科学家的社会政治观点。科学的政治化推动科学传播的研究转向与政治传播融合，当行动者为追求政治目标而使用科学发现或强调科学的不确定性时，相关科学问题就会被政治化。学界对科学传播政治化存在更激进的观点，如迪特兰姆·舍费勒(Dietram A. Scheufele)认为，现代科学传播的内核是政治性的，并明确提出“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这一表述。

在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 theory)视阈下，现代社会可被划分为一系列自律、封闭且功能不同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存在着互动协作的结构性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和彼此适应的共振效应(resonance effect)。如图1所示，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科学传播的政治正确现象主要有科学系统、媒体系统、政治系统及其内部的政权系统等社会子系统参与，学界对它们之间耦合和共振现象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上文提及的“媒体偏向”、“科学媒体化”、“科学政治化”、“科学传播政治化”相关概念的讨论中。其中“科学传播政治化”虽然涉及了三个社会子系统，但只能表现出政权系统与其他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即科学传播中的狭义政治正确。在政治系统中除政权系统以外的部分包含了如：性别、宗教、种族等多元政治性社会议题，如阴影部分所示，科学传播政治化这一概念无法表示出这些社会议题与媒体系统、科学系统之间交叉影响的现象，即该概念无法充分指代科学传播中广义政治正确的现象。

图 1 科学传播政治正确中的社会子系统

综上可知，科学传播领域的现有研究在政治正确概念的使用上存在混乱与矛盾，亟待对已有成果中概念的具体内涵进行梳理。另外，不同概念或理论工具散见于学界对政治正确现象的分析中，但学界仍缺少相应的整合研究。有鉴于此，本研究将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获取相关文献并进行筛选，利用系统性文献回顾(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的方法对这些核心文献进行整合分析，意在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RQ1：在科学传播领域的已有研究中，狭义和广义政治正确概念有何具体内涵？

RQ2：科学传播领域的已有研究在分析政治正确现象时主要使用了哪些概念或理论工具？

另外，学界仍未就政治正确在科学传播中的运行机制得出相应的理论模型，亟待对此进行探索性研究。这种理论建模存在两种研究路径：基于科学家个人的访谈分析和基于案例的定性元分析。但对本研究而言，前者存在以下两点局限：首先，主流科学界内部对科学研究和传播中的政治正确存在较负面的态度，这种先验的负面态度可能使科学家受访者美化、回避甚至隐瞒有关政治正确运行的内容，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期许误差（social-desirability bias）。其次，虽然有学者认为对多名受访者的访谈数据进行源三角测量(source triangulation)可有效控制社会期许误差，但正如上文所述，政治正确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且在概念使用上存在语用混乱和意指模糊的问题，科学家受访者在对政治正确的认知和相关访谈问题的理解上可能存在差异。这种理解差异不但使源三角测量难以发挥控制社会期许误差的作用，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访谈效度。相比较而言，定性元分析(qualitative meta-analysis)对以往研究成果中呈现的典型案例和客观结论进行融合与重塑，能够有效避免科学家访谈路径存在的上述研究偏差。因此，本研究将采用定性元分析，基于上述系统性文献回顾的研究结果（RQ1和RQ2），对政治正确在科学传播中的运行机制进行理论化探索，意在得出同时适用于狭义和广义政治正确的理论模型，即：

RQ3：在科学传播中，政治正确运行机制的理论模型如何呈现？

二、研究方法

（一）系统性文献回顾与定性元分析

系统性文献回顾是一种利用先验标准，对分析同一现象的多个研究进行汇总、回顾和评价的研究方法，其目标是为了识别、批判性评价和总结关于已定义问题的现有证据。该研究方法有助于研究者检查和整合已有研究中相互矛盾的发现，其在定义概念和理解某领域研究术语的演变等问题上有较强的研究效度。因系统性文献回顾对研究语境的强调，现有研究多使用定性内容分析(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的方法对文献进行分析。相较于量化内容分析(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定性内容分析注意文本的上下文语境，将文本划分为代表相似意义的类别，这些类别既可表示明确的概念，又可表示推断的意义。

定性元分析一般建立在系统性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其仍属于元分析(meta-analysis)的范畴。传统的元分析指“多个定量研究结果的统计总结”，将来自多个定量研究的数据转化为一种通用的测量方法，使用标准的统计程序，用于审查、吸收和比较来自多个研究的大量现有数据。为了解决传统元分析难以处理定性数据、定性案例分析结论分散且操作标准化不足等问题，一批学者将元分析应用于定性分析中，并通过研究实践逐渐发展出对案例研究进行综合性分析的定性元分析研究法。这种方法能够最大限度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概括性，并兼顾不同研究在现实环境上的细微区别。

定性元分析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上承自扎根理论(the grounded theory)一脉。扎根理论作为一种旨在进行理论建构的研究方法，允许研究者通过独特的数据编码技术，系统地分析和解释数据并进行理论化操作，以归纳推导出相关理论。多恩·霍斯勒(Don Hossler)和帕特里克·斯凯里斯-洛夫(Patrick Scalese-Love)两位学者创造性地将扎根理论与定性元分析结合起来：一方面，定性元分析符合巴尼·格拉塞(Barney Glaser)“一切皆数据”(all is data)的研究信条，将学术文献作为扎根理论分析的对象，拓展了扎根理论的数据来源；另一方面，扎根理论也为定性元分析提供了一套操作化、标准化的分析程序，使定性元分析呈现出理论生成的研究取向。另外，参考前人的研究操作，本研究将采用NVivo12作为分析工具。

（二）文献的筛选、理论抽样与信度检测

本研究主要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进行核心文献的检索与筛选。为保证研究信度，文献的筛选过程由两位接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员独立同时进行，文献的筛选条件如表1所示。其中，我们将参考上文对政治正确的狭义和广义定义，判断文献中的研究议题是否关乎政治正确现象。

表 1 核心文献的筛选条件

从Web of Science中可直接获取34篇符合表1筛选条件的核心文献。定性内容分析和定性元分析等定性分析需要通过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保证编码结果的饱和度。在编码过程中，编码结果在第27篇文献处呈现饱和。根据伊冯娜·林肯(Yvonna Lincoln)和埃贡·古巴(Egon Guba)的观点，我们可通过补充额外数据的方式证实编码结果的饱和。我们在27篇已编码文献的参考文献和被引文献中筛选出16篇符合表1条件的文献，将这16篇补充文献与7篇未编码文献（共23篇文献）一起进行编码。我们将后半部分的23篇文献与前27篇文献的编码结果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无新的编码范畴出现，因此本研究编码结果的饱和度通过检验。综上，本研究前后共编码了50篇核心文献。另外，鉴于对核心文献编码有较高的专业门槛要求，我们采用“同行汇报”(peer debriefing)的方式进行编码信度检验，即：本研究另外邀请了两位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人员，他们对本研究的编码与理论化结果均表示认同，因此本研究的编码和理论化的结果均通过信度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政治正确概念的具体内涵

在本研究50篇核心文献中，有15篇明确使用了政治正确概念，其中使用狭义和广义概念的文献各有5篇和10篇。本部分将对这15篇文献进行系统性文献回顾，以明确狭义和广义政治正确概念的具体内涵(RQ1)，主要关注具体所指、适用议题类型和对应的研究观点三个方面，其编码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核心文献中政治正确概念的具体内涵

在使用狭义政治正确概念的研究案例中，政治正确所指的规范或观念主要呈现为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怀疑主义(skepticism)和国族主义(nationalism)。其中，“政治意识形态”表现为政治团体的党派归属，科学家、媒体和公众的党派偏向。“怀疑主义”表现为对两种“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讨论，即：对科学共识(scientific consensus)是否存在的不确定、对技术应用带来风险的不确定。“国族主义”表现为对本国经济、政治等利益的维护，常与不同政治目标与意识形态结合出现。从表2的编码结果可以看出，“政治意识形态”在三种政治正确中，处于最为基础的地位。首先，“政治意识形态”与“怀疑主义”结合并作为政治正确的观念出现在转基因、新能源等新技术应用和相关政策制定的科学传播案例中，如：不同党派的西方政治团体通过强调或弱化上述两种“不确定性”以达成某种政治目的；公众的党派偏向不同，在面对相关议题时，其选择的信源和形成的风险认知也有不同。其次，“政治意识形态”与“国族主义”混合并作为政治正确的观念出现在国际性科学传播事件中，主要表现为政治团体和媒体将科学议题置于国际竞争的框架中，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塑造科学形象。第三，“政治意识形态”、“怀疑主义”和“国族主义”三者结合并作为政治正确的观念出现在全球变暖等国际性科学议题中，在其影响下，公众可能对不符合本国利益和个人政治意识形态的学术观点持怀疑态度。在这些科学传播案例中，政治团体、媒体和公众等出于政治忠诚，从自身所属的政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对科学传播内容做出评判。另外，“怀疑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国族主义”结合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这两种政治正确观念：一方面，政治团体、媒体等通过强调或忽略“怀疑主义”以达成有利于所属政党或国家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公众基于所属政党和国家的利益对科学传播内容进行选择性理解和接受，“怀疑主义”可作为合理化这一行为的工具。

在使用广义政治正确概念的核心文献中，政治正确所指的规范或观念有：反对歧视、多元文化价值观、科学理性主义(scientific rationalism)和公众常识。其中，“反对歧视”符合人道主义等道德标准，其范围包括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和少数群体歧视等，这类政治正确观念多出现在基因生物学领域研究成果的传播案例中。“多元文化价值观”体现出科学传播中因日益增长的文化多样性而存在多元的文化标准，其中以宗教群体内部的文化价值观最为典型。“科学理性主义”被视作存在于科研工作者和科学传播者群体内部的政治正确，体现出以科学理性作为评判科学成果和科学传播内容的主要标准。“公众固有认知”体现为公众普遍接受并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公众常识的相关认知。将“公众固有认知”视作政治正确体现出公众在科学传播中持有“认知吝啬”(cognitive miser)的认知习惯，他们以是否符合这一认知习惯作为评判标准。

综上所述，在核心文献中政治正确的具体所指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怀疑主义”、“国族主义”、“科学理性主义”、“反对歧视”、“多元文化价值观”、“公众固有认知”等七种规范或观念。其中，“政治意识形态”、“怀疑主义”、“国族主义”三种狭义政治正确观念对应了“政治忠诚”这一评判科学传播内容的标准；而“科学理性”、“反对歧视”、“多元文化价值观”、“公众固有认知”四种广义政治正确观念则分别对应“科学理性”、“道德”、“多元文化”和“认知习惯”四种对科学传播内容的评判标准。另外，狭义和广义政治正确概念适用的科学传播议题都与政治传播议题有一定的交叉。就广义政治正确而言，西方语境下的种族问题、宗教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政治问题的范畴，而与公众常识相悖的科学观点往往和“商业挟持民主”等政治阴谋论有所关联。可见，适用于广义政治正确概念的研究议题虽未直接涉及政权系统，但仍间接表现出政治性的特征。

（二）政治正确现象的相关概念或理论工具

本研究的50篇核心文献都涉及对科学传播中政治正确现象的讨论，本部分将对该现象的相关概念或理论工具进行梳理(RQ2)，主要关注三个方面，即：概念或理论的分析对象、适用范围和对应的研究观点。通过系统性文献回顾，共得到12种概念或理论工具，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表 3 分析政治正确现象的概念或理论工具

核心文献对科学传播中政治正确现象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科学家和媒体的科学传播内容生产、公众对科学传播内容的接受两个方面。从表3可知，以科学家、媒体为分析对象的概念或理论工具共有六种，具体来看：“社会角色理论”(social role theory)和“场域理论”(field theory)用以分析科学家和媒体在科学传播事件中的复杂立场及其立场选择；“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分析科学家和媒体对舆论环境中政治正确的探查及其相应的行为选择；“科学媒体化”用以分析科学事件如何进入公共和政治领域并触发政治正确的现象。另外，针对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维持政治正确行为，“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和“媒体偏向”(media biases)分别用以分析媒体报道的呈现及其背后的政治驱动因素。

在以公众为分析对象的概念或理论工具中，“认知多相”(cognitive polyphasia)指同一群体存在不同的文化范式，而“社会表征理论”(theory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指同一群体对某一科学事件存在同质化的认知，二者都适用于分析特定社会群体中，科学理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价值观这两种政治正确（见表2）发生冲突的现象。“认知压力”(cognitive strain）指公众因感知到政治舆论压力而倾向于发表保守的科学言论，这一方面可视作“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另一方面，“认知压力”使同一群体科学认知的同质性得以加强，即“认知压力”与“社会表征理论”在逻辑上相互参证。菲利普·蒂奇诺(Phillip Tichenor)的“知识沟假说”(knowledge gap hypothesis)假设大众媒体信息量的增加会拉大公众知识获得的差异，受该假说的影响，科学传播界流行一种主流观点：公众的知识储备量和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越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具有复杂科学背景的信息。该观点为上述种种政治正确影响下的科学传播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即：通过提高公众的受教育水平和科学知识储备，以降低政治正确对科学传播的不良影响。在“知识沟假说”的基础上，道格·辛德曼(Doug Hindman)提出“信念鸿沟假说”(brief gap hypothesis),核心文献使用这一假说以说明公众的先验意识形态会影响其对科学议题的认知，而“科学的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 of science)则用来分析公众对科学传播内容的选择性注意和接受，因此可被视作对“信念鸿沟假说”更细化的概念描述。

另外，核心文献中存在“科学政治化”、“科学传播政治化”和“科学民粹主义”三种对政治正确现象本身的概念表述。如上文所述，“科学政治化”和“科学传播政治化”在分析对象上少有涉及公众这一重要行动主体，在适用范围上也难以用来分析更广阔的广义政治正确现象。而“科学民粹主义”(science-related populism)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两者在分析对象和适用范围上的欠缺。“科学民粹主义”关注公众与科学家、媒体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有道德的普通人”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对垒。另外，“科学民粹主义”同时适用于表述狭义和广义政治正确现象，其中，在狭义政治正确现象中，科学民粹主义者往往要求科学领域的决策权力，表现为：公众通过民主审议的方式参与科学传播，影响相关科学政策的制定和科学研究的资金流向；而在广义政治正确现象中，民粹主义者要求定义真理的权力，表现为：公众将群体内的多元文化价值观或常人知识作为政治正确，质疑科学理性主义的主流地位以及科学成果在道德等问题上的正当性。

（三）政治正确在科学传播中的运行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部分将借鉴程序性扎根理论三级编码的方式，对核心文献中的研究案例和相关结论进行定性元分析，以此对政治正确在科学传播中的运行机制进行理论化探讨(RQ3)。我们通过开放性编码（open coding）从核心文献中得到168条初始概念，并利用NVivo12的节点重组功能对其进行提炼归纳，得到20个基本范畴。表4为开放性编码的部分编码示例：

表 4 科学传播中政治正确运行机制的开放性编码示例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通过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厘清并梳理20个基本范畴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得到8个主范畴，并最终通过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提炼出3个更加系统的核心范畴，其中，“角色身份定位”与“内容生产、发布与监测”以科学家和媒体为行为主体，而“内容接收与审验”的行为主体是公众。图2是各阶段编码可视图，其中节点颜色从深到浅依次是核心范畴、主范畴和基本范畴，节点的大小代表编码数量所占比重，连接线表示两个节点之间的层级关系，箭头表示节点间的递进关系。从图2可以看出，“自我审查”这一主范畴横跨“角色身份定位”和“内容生产、发布与监测”两个核心范畴，分属不同核心范畴的“自我审查”都包含“感知评判标准”这一基本范畴。

图 2 科学传播中政治正确运行机制的三阶段编码可视图

安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m L. Struss)和朱丽叶·卡宾(Juliet M. Corbin)认为，可以基于“主轴编码”对数据进行重新组合，以概念化的方式呈现出“故事”的完整过程。在本研究中，我们基于8个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进一步得到科学传播中政治正确运行机制的理论模型，如图3所示。

图 3 科学传播中政治正确运行机制的理论模型

由上文可知，七种政治正确的所指对应了科学理性、政治忠诚、道德、多元文化和认知习惯五类对科学传播内容的评判标准。政治正确在科学传播中的运行伴随着科学理性的标准与其他四类标准之间的冲突与磨合，并集中体现为科学家和媒体的过度自我审查行为。科学家和媒体作为科学传播内容的生产者会通过自我审查，以避免违背官方意志或对某些群体造成冒犯。参考“沉默的螺旋”和格伦·洛里的政治正确模型，这种自我审查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风险预估和风险决策的行为，主要呈现为：感知舆论中存在的多种评判标准、对违反标准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预估、根据预估结果选择强调某一标准，而该行为的“过度”之处就体现在科学理性标准向其他标准的过度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风险决策中，人们往往对可能的损失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科学家和媒体的自我审查行为更多地在损失框架(loss frame)而非获益框架(gain frame)下进行。从图3中的理论模型可以看出，科学家和媒体的自我审查行为充当了科学传播实践的“关卡”，贯穿了科学传播实践的前后两个阶段，具体来看：

第一阶段为科学传播实践的准备阶段，对应“角色身份定位”这一核心范畴。科学家和媒体各自具有多重社会角色并面临社会角色的选择，他们在该阶段的自我审查表现为：结合舆论中存在的多种评判标准，权衡不同角色对应的规范和社会期望，并在损失框架影响下选择其中违反成本最高的角色，以此确定自身在科学传播实践中的立场。

第二阶段是正式科学传播实践的完整过程，对应“内容生产、发布与监测”和“内容接收与审验”两个核心范畴。在这一阶段，科学家和媒体会前后进行两次自我审查，可视作科学媒体化的典型体现。第一次自我审查表现为科学传播策略的选择，主要涉及使用象征符号、强调科学信源等话语策略，平衡各方观点的框架策略以及传播效率最大化的发布渠道选择策略。第二次自我审查则与公众的参与结合起来：公众在接触科学传播内容时会衡量其中的科学理性标准能否与所在群体已有的政治忠诚标准、道德标准、多元文化标准和认知习惯标准相容。当这些标准无法相容时，他们将拒绝接受科学传播的内容，并在舆论反馈中强调本群体自有标准的正当性。科学家和媒体将参考舆论反馈对科学传播内容进行自我审查。当自我审查通过时，他们将继续发布原科学传播内容；否则，他们将回到科学传播策略选择的环节进行自我调整。

四、总结与讨论

综上可知，狭义和广义两种政治正确多存在于公众参与度较高的政治性科学议题中，其中，科学家、媒体和公众是主要的行动主体，其针对科学传播内容存在科学理性、政治忠诚、道德、多元文化和认知习惯五种评判标准。政治正确在科学传播中的运行伴随着科学理性标准与其他四类标准之间的冲突与磨合，集中表现为科学家和媒体的过度自我审查行为。科学家和媒体通过自我审查行为，选择在科学传播中需扮演的社会角色，遵守并满足相应的规范和社会期待，参考舆论反馈不断权衡并调整科学传播的策略。可见，通过这种自我审查的科学传播内容，究其本质是科学理性的标准向其他四类标准折衷协调后的产物。狭义和广义政治正确都被视作威胁科学研究自主性和科学传播效果的负面因素，前者体现为对“科学政治化”和“科学传播政治化”趋势下，科学研究和传播彻底沦为政治工具的忧虑；后者体现为“科学民粹主义”趋势下，对民众舆论裹挟科学研究和传播的警惕。

科学传播学界对政治正确的已有讨论多集中在“科学传播政治化”的狭义层面，广义政治正确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其理论化探索的范围之外。本研究将广义政治正确纳入研究范畴，有助于对现有成果中的片面观点进行纠偏，并启发下一阶段的研究方向，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当下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政治正确威胁科学研究、传播自主性的情况多存在于“大科学”(big science)领域，甚至将是否存在这种情况视作“大科学”与“小科学”(little science)的区别之一。但在广义政治正确层面，上述观点并不成立，如：在辛西娅-卢·科尔曼(Cynthia-Lou Coleman)和伊琳·戴萨特(Erin V. Dysart)呈现的研究案例中，考古人类学这一典型“小科学”领域也会出现反对种族歧视等政治正确裹挟科学研究与传播的现象。可见，科学议题所属的大小科学之分与是否出现政治正确现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影响科学传播中出现广义政治正确现象的因素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第二，在科学传播中，狭义和广义的政治正确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民粹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向“公众参与科学”这一科学传播的主流范式提出挑战。持有科学民粹主义的公众认为自身与科学家等精英存在道德对立。当公众持有的道德、多元文化、认知习惯等标准与科学理性的标准难以相容时，他们将拒绝接受科学家和媒体的科学传播内容，并通过舆论反馈、民主审议等形式向媒体和科学家施压，以此影响科学传播和科学研究的进程。但“公众参与科学”强调尊重公众多元的知识和文化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公众以影响科学传播甚至科学知识生产的权力。对科学传播从业者而言，公众的参与度已成为评判科学传播质量的重要指标，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广义政治正确裹挟科学研究和传播的不良现象。有鉴于此，下一阶段的研究可对以下问题进行讨论：如何弥合公众与科学家之间存在的信任鸿沟、科学传播如何平衡科学理性标准和其他四类标准、科学传播从业者如何在促进公众有效参与科学的同时，避免广义政治正确裹挟科学研究与传播。

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对科学传播中的政治正确形成更深入全面的认识，我们通过系统性文献回顾厘清了科学传播中政治正确概念的具体内涵，并归纳了政治正确现象的相关理论工具，这有助于减少政治正确的概念误用，并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加明朗的知识地图。同时，我们通过定性元分析首次得出科学传播中政治正确的运行机制模型，该模型不但能为未来科学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切入点和理论抓手，而且有利于我们对科学家和媒体的过度自我审查行为进行反思，从而优化相关行动主体的科学传播实践行为、提升科学传播效果。另外，本研究创新性地采用基于系统性文献回顾的定性元分析法，与常规的访谈法相比，该方法可巧妙地规避社会期许误差和访谈效度等问题；与常规的案例分析相比，定性元分析中的核心文献涉及各种不同议题不同情境的研究案例，并设置理论饱和度的检验，其所得的理论模型在解释力度和适用性上更具优势。因此，对于未来的相关研究来说，本研究在方法论上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作为本文分析材料的50篇核心文献都为外文文献，且研究案例中仅有1例为国内案例，因此，本研究所得结论是否适用于本土案例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其次，元分析因将多个文献来源的二手数据作为分析对象，从而存在独立研究间的可比性存疑、存在发表偏差等固有局限，对定性元分析来说，其研究结论也同样可能存在由不同文献的研究背景、方法和偏向等因素带来的偏差。有鉴于此，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基于一手数据的案例分析和更大样本量的定量分析对本研究所得的理论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和修正。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3期

转自：“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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