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处于北欧东西方哲学交互的前沿，芬兰文语境是道家经典走向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重要桥头堡。其中，瑞典裔芬兰神智学家爱瓦斯特于1907年《圣心》上连载的《道德经》是最早面世的北欧老学译本形态。芬兰首译本并非基于任何中文底本，而是综合儒莲法文版与欧德英文版基础上的转译，其源头可上溯于法兰西学院雷慕莎乃至更早的法国耶稣会士索隐派的法文译介。这一方面反映出道家哲学走向北欧进程中欧陆语种的谱系性衍射，另一方面也透射出东方俄国神智学新兴思潮对北欧接受中国道家形上学思想的重要影响。“欧陆–北欧–俄国”三方宗教哲学交织背景下芬兰文老子首次译介对开启欧洲道学研究新维度以及北极走廊上中国“道”文化传播的系统思想史建构，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

芬兰文《道德经》首译；欧洲道学研究；北极走廊；“中国-北欧”哲学互动

导言：老子在欧洲的传译轨迹

欧洲道学译介与研究已逾三个世纪，最初的传播得益于18世纪初来华的白晋、马若瑟、聂若望等法国耶稣会士的开拓。 1 然而，相对于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及利玛窦等所致力的儒学西译事业而言，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献进入欧洲学界及社会生活视野的历史则相对较晚。这构成了东学西渐与中欧思想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即先儒家后道家的传译与研究次序。这并非意味着道家典籍被完全排斥于最初来华耶稣会士的视野范围 2 ，而是说儒家礼制乃是入华传教士面对朝廷繁文缛节规矩时不得不优先重视的因素。当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认知后，耶稣会士便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活泼泼的道家经典，把《道德经》视为东方智慧的源头而与《圣经》相沟通。 3 从18世纪以降的汉学译介情况看，《道德经》已然成为西方翻译最多的中国哲学典籍。特别是自1816年以来，有逾30种欧洲语言对其作了翻译，译本超过500种。 4 老子译介与研究直接推动了“道”在欧洲传播的多次热潮，大大促进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精神的深度互动。

如果说道学译介是欧洲汉学勃兴的重要助推器，那么法国神学家与汉学家则是《道德经》在欧洲传播的首要开拓者。承继早期法国耶稣会士白晋、马约瑟、聂若望等索隐派用《旧约》诠释《道德经》的神学进路，法兰西学院讲席教授雷慕莎（J. Abel?Rémusat， 1788-1832）于1823年用法文节译了《道德经》约五章的内容，并在巴黎发表了《关于公元前六世纪中国哲学家老子的生平和见解的回忆录》（Mémoire sur la vie et les opinions de Lao?Tseu， philosophe chinois du VI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 5 在这份回忆录中，雷慕莎进一步指出老子的“夷、希、微”的首字母“IHV”不仅与希伯来圣经之至圣神“YHWH”（Jéhovah）相呼应，也更加精妙地诠释了希腊古典哲学家柏拉图所彰显的至高者“存有、智慧与生命”（“l'être， l'intelligence et la vie”）特质以及毕达哥拉斯的“数理”教义，展示出老子与两希文明总源头的内在关联。 6 雷慕莎的观点深深影响了其学生叟铁（P. M. G. Pauthier， 1801-1873）与儒莲（S. A. Julien， 1797-1873）。叟铁先是在1838年出版了拉丁文翻译、法文评注的80页左右的《道德经》（含第1-9章内容），题名为“Le Tao?Te?King， ou le livre révéré de la raison suprême et de la vertu， par Lao?Tseu”（《道德经，或备受尊崇的最高理性与美德之书》）。 7 随后，其师弟儒莲于1842年出版了另一部法文译本，也是法语世界的第一部全译本：“Lao Tseu Tao Te King， le livre de la voie et de la vertu， composé dans le VIe siècle avant l’ère chrétienne par le philosophe Lao?Tseu”（《老子道德经：基督降生前五世纪哲学家老子所著之道德书》）。 8 虽然叟铁与儒莲诠释路径有所不同且存在门庭之争，但均承继了雷慕莎的遗志。自此，雷慕莎、叟铁与儒莲为法语世界树立了道学译介的典范，深刻影响了欧陆道学翻译与研究的发展轨迹。

步法译本之后尘，德国神学家柏莱克纳（R. von Pl?nckner）与施特劳斯（V. von Strau?）于1870年各自在莱比锡出版了德文全译版《道德经》，从而开启了道学在德国的译介时代。柏莱克纳的译介名为“Lao?tse Táo?t??king：Der Weg zur Tugend”（《老子道德经：美德之路》） 9 ，而施特劳斯译本则题名为“Laotse’s Tao Te King”（《老子的道德经》）。 10 虽然两者同年出版且都声称受到法国雷慕莎与儒莲研究的启发，然而柏莱克纳与施特劳斯关于《道德经》的解释不尽相同。柏莱克纳在译介时间上略早些，但他反对用“三位一体”概念对《道德经》第十四章的“夷-希-微”进行解释。施特劳斯则认为希伯来与中国并无关系，而是大多数人均可通过头脑来获得这些显而易见的真理。 11 柏莱克纳与施特劳斯的观点不仅影响了后来的德国汉学家，也同时辐射了周边其他国家如英国的老学译介思路。 12

从以上对老子在欧洲传播轨迹的梳理和考察可知，虽然早期来华传教士如利玛窦、龙华民、利安当等已部分地关注了《道德经》，然而真正推进“道”在欧洲传播的首推法国神学家与汉学家。承继早期法国耶稣会士白晋、马约瑟、聂若望等索隐派诠释路径，法兰西学院雷慕莎及其弟子叟铁、儒莲等提供了法文节译本乃至全译本，为欧洲道学研究热潮奠定了基石。德国学术界乃是推进这股热潮的另一个动力源。其中，柏莱克纳与施特劳斯1870年各自出版的全译本开启了德国老学研究时代。由此可见，法德两国为道家思想在欧洲传播的双重引擎与策源地。然而，作为欧陆通向北欧的要塞，芬兰占据相当关键的战略位置，对我们理解道学如何传入斯堪的纳维亚世界起到枢纽性的作用。以如上老子在欧洲传译的行迹为重要背景，聚焦北欧边界上的芬兰文语境，我们将围绕最早译本形态及版本源流的核心问题来层层剖析文本内容特质及其哲学基础，进而评估芬兰文《道德经》首译本在推动当代北欧道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和战略意义。

一、 走向北欧：最早的芬兰文译本及其译介背景

芬兰文《道德经》译本发展至今已有近20种版本，最早传译的则是1907年连载于神学期刊《圣心》（Omatunto：teosofinen alkakauslehti）的八十一章全译本，题名为“Tao?Te?King”。其译者署名为派卡·爱利亚斯·爱瓦斯特（Pekka Elias Ervast， 1875-1934）。1907年1月15日首期刊载的是一个《导言》与十二个章节的译文。随后，在第二至第十期上，爱瓦斯特又连载了《道德经》剩余的六十九章译文。除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外，《圣心》也刊登爱瓦斯特参与撰写的其他类型的神学系列文章，如“Salatiede ja salatieteilij?t”（《神秘学与神秘学家》）等。 13 《圣心》是马蒂·胡姆（Martti Humu， 1852-1915）与维克·帕罗马（Veikko Palomaa， 1865-1933）等神学家共同主编的刊物，1905年于赫尔辛基创刊，最早的两期合并出版于1905年5月。自1908年后，爱瓦斯特继任主编，遂将《圣心》改名为《圣哲》（Tiet?j?）。而1920年后，刊物又易名为《玫瑰十字：神学期刊》（Ruusu?Risti：okkultinen aikakau?skirja）。作为芬兰文撰写的神学刊物，《圣心》对推进西方神学与神秘学问题研究以及东方道家思想的引介，起着特殊而关键性的作用。

以如上《圣心》神学期刊为切入点，我们来看首译者爱瓦斯特及其译介《道德经》的主要背景。作为芬兰神智主义运动的重要奠基人，爱瓦斯特1875年12月26日出生于首都赫尔辛基一个上层瑞典裔芬兰家庭。爱瓦斯特幼时家教甚好，父母对其道性熏陶与精神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学母语瑞典语之前，母亲（Hilma Nathalia Ervast， 1848—1884）便教其学习法语，使其深入了解欧陆语言系统及其思想基础。爱瓦斯特在12岁时，便可用9种欧洲语言来写小说并进行语法比较，甚至对世界语（Esperanto）和沃拉普克语（Volapük）也有相当的了解，展示出惊人的语言天赋。 14 虽然其父亲彼得（Petter Edvard Ervast， 1841—1899）更希望其走科学家的路线，但爱瓦斯特对人生问题以及生死奥秘更加感兴趣。1893年，爱瓦斯特进入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学习，不久便加入斯堪的纳维亚神智学会（Skandinaviska Teoso?fiska Seura）并筹划芬兰的神智运动。出于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浓厚兴趣，爱瓦斯特于1896年前后接触到俄国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28—1910）的哲学思想，继而关注到中国儒佛道三教的经典著作。然而，爱瓦斯特并不擅长中文，其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欧陆语种的介绍。同时，借助母语优势，瑞典语也构成了爱瓦斯特了解儒佛道思想的重要渠道。这种通过欧洲主流语种的间接性阅读为爱瓦斯特认知东方神秘学与道家形上学传统奠定了重要基础。

爱瓦斯特关注道家哲学不仅与其作为北欧神智主义运动领袖的独特身份有关，更与芬兰民族意识觉醒以及芬兰汉学兴起的时代潮流关系密切。首先是芬兰民族意识高涨与语言系统的独立。1828年，随着芬兰第一所高等学府图尔库皇家学院（1640—1828）从旧都图尔库搬到赫尔辛基，芬兰逐渐摆脱瑞典王国的政治控制，国家独立意识越来越强。这一时期，图尔库皇家学院成为孕育芬兰语言文化的摇篮。其实，早在1640年皇家学院建立初期，一大批修辞学者、哲学家与神学家已在探索芬兰民族语法系统的建立。如爱国者贾斯尼乌斯（Daniel Juslenius， 1676—1752）就强调芬兰独立性，撰写了《图尔库的新与旧》（Vanha ja uusi Turku， 1700）与《捍卫芬兰人》（Suomalaisten puolustus， 1703）等著作。在晋升语言学教授时，贾斯尼乌斯提交了就职论文《论芬兰语与希伯来及希腊语言间的通约性》（De convenientia linguae Fennicae cum Hebraea et Graeca， 1712）来强调芬兰语的悠久欧洲语言渊源，而非依赖于瑞典语。这种独立意识也充分显现于其1745年所编纂的首部芬兰语辞典“Suomalaisen Sana?Lugun Coetus” 15 对芬兰词汇的系统整理与语法建构。同时，皇家学院另一位语言学教授亨利·博坦（H. G. Porthan， 1739-1804）也出版了首部研究芬兰民间诗歌的五卷本著作“De Po?si Fennica”（《论芬兰诗歌》），成为芬兰诗歌语言的重要奠基之作。而一些民俗作家如乡村牧师迦南德（K. Ganander）也用芬兰语创作了一系列的神话学索引、格言、诗歌、医书等作品，使芬兰语成为迅速流行的日常用语。 16 在这些准备基础上，迁都后的图尔库皇家学院设立了首个芬兰语言学教席。值得注意的是，两部重量级民族史诗作品成为了爱瓦斯特研究《道德经》的重要语义学参考，一部为1835年隆洛特（C. Gottlund， 1796-1875）编纂的大型民族史诗《卡莱瓦拉》（Kalevala），另一部则是1870年基维（A. Kivi）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七兄弟》（Seisem?n veljest?）。这种芬兰独立意识深层次影响了同时期的爱瓦斯特，以至于在其终生所撰写的70部著作中，大部分用的是芬兰语，而非母语瑞典语。 17

爱瓦斯特道学译介的另一重要背景是芬兰汉学的兴起。这与同时期两位来华汉学家有较密切的关系，一为“芬兰–乌戈尔协会”委派的隆德（H. Lund， 1872—1915），另一为服役于俄国皇家近卫骑兵团的芬兰民族英雄、后为芬兰第六任总统的曼纳海姆（C. G. E. Mannerheim， 1867—1951）。前者的主要贡献是带回了数量众多的中文文献并协助组建了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中文系，而后者则是以科考身份（实为俄国军事间谍）搜集了大量新疆以及中国北方八个省份的档案与文物。这些实物大大充实了芬兰东方学的文献资料库，刺激了芬兰汉学研究的兴起。虽然同为来华的芬兰汉学家，但隆德与曼纳海姆的身份及任务迥异。隆德早年就读于柏林洪堡大学，后在清末义和团运动之际受其师多纳尔（Otto Donner）之托入华，搜集中国古典史籍，在中国所停留的时间较短（1899—1901）。 18 虽然隆德在华时间短且颇为周折，但其带回芬兰的105种线装书及其旅居日志为芬兰汉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文献基础。与隆德扩充芬兰东方学文献资源的使命不同，曼纳海姆来华最直接的任务便是进行军事侦察，其背后乃是沙俄向晚清中国扩张的历史背景。曼纳海姆时为沙皇近卫上校，奉俄国总参谋部命令来华进行勘探。曼纳海姆骑马穿行中亚丝绸古道，从新疆入华并穿越河西走廊。路途中，他广泛收集了古代经文手稿、碑铭篆刻与木牍文物，最后上报给俄国总参谋部长达173页的军事报告，即《上校马达汉男爵奉旨于1906—1908年穿越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北方诸省至北京之旅的初步考察报告》（内附《各省武装力量总表》）。 19 曼纳海姆的军事笔记以及带回芬兰的1200余件文物，成为芬兰汉学研究的直接史料，为同时期的爱瓦斯特深入了解晚清中国宗教信仰与民族思想动向提供了重要实物基础。

通过如上线索考察可知，爱瓦斯特的道学译介深处民族意识觉醒、芬兰语言独立、芬兰汉学勃兴等重要时代背景。虽然瑞典语是爱瓦斯特的母语且是早期芬兰上层贵族圈的语言，但他一生所著绝大多数是用芬兰语。用新兴芬兰语文法来翻译道家经典并尝试沟通欧洲基督教神学与中国道家形上学思辨精神，使芬兰文语境的道学译介展示出独特的发展脉络与认知途径：一方面，道学初入北欧即与芬兰当地民族主义运动及语言体系独立的时代背景相结合，使译者可直接借鉴欧陆道学既有的丰富成果并进行处境化诠释。另一方面，爱瓦斯特的译介又与20世纪初北欧探险家入华科考的历史背景密切关联，老学的译介与研究深嵌于芬兰汉学勃兴的时代思潮。此外，芬兰文老子译介也受到了来自东方俄国神智主义运动的影响，通神学会作为新兴秘契主义平台构成了爱瓦斯特道学诠释和研究的重要智力资源。这三重特质使芬兰文语境的道学研究既与欧洲汉学的整体形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显示出独特的发展路径。于此，我们进一步考察爱瓦斯特译介的版本线索及其源流问题，并透视译本背后的思想基础。

二、 考镜源流：译本线索与思想基础

从《圣心》所载的章回结构看，爱瓦斯特并非每期都保持着相同的篇幅，而是呈现参差不齐的特征。这种分布不规律性反映了其并非事先完成全部书稿，而是边译介、边发表。自第一期至第五期，章回译介篇幅较多，但第六期后，内容逐渐减少，直至在第十期时译完了整个八十一章。在此布局下，爱瓦斯特又为每章拟了标题，如第一章为“Taon m??ritys”（道论），第二章为“T?ydelliseksi tuleminen”（成善），第三章为“Ihmisten tyynnytt?minen”（安民），第四章为“Syyt?n”（道冲），第五章为“Tyhjyyden arvo”（空义）。 20 这些标题并非任何中文写本所具有的内容，而是译者另外添加的内容，或从首句中摘录，或从整章中提炼而来。如此章回布局与标题结构，映射了背后的一些译介线索。

（一） 译本线索：中译溯源与转译源流

笔者将芬兰文章名、原文及译介整合入下表，试看如下章节内容的比较：

表1 爱瓦斯特芬兰《道德经》首译本部分章节“芬—汉”对照表

在第一章中，芬兰文将《道德经》首句翻译为“Se Tie， joka on k?sittelyn aineena， ei loe lkuinen Tie”（这道，趋入尘世的，不再是原初之道），这种译法显然不同于马王堆汉墓帛书本《道德经》所藏之“道，可道也，非恒道也”的说法，因“lkuinen”指的是“原初”的意思，而非“恒久”。从意译来看，其更加接近于王弼注本“道可道，非常道”的内容。这种亲近王弼注本的判断亦可见于第四章，爱瓦斯特将“同其尘”译为“se on kokonaan v?li? pit?m?t?n”（它是完全的无关/不作分别），而非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同或存”。更直接的证据乃指向第四十章，芬兰文译文为“Taon tie k?y taaksep?in”（道是反向运动），其对应的是王弼注本的第四十章，而非马王堆帛书本错位的第四十一章。 21 由此可见，芬兰首译本所宗的中文底本可溯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一种通行本，即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版本。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爱瓦斯特的芬兰译本直接从任何一种中文底本翻译而来。在第十四章译介中，芬兰文显得颇为不同。 22 爱瓦斯特于“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I. Tasaisuus on se…H. Hilijaisuus on se…V. Harvinaisuus on se）三句前分别标注了“I”“H”“V”三个字母，之后便直接点明“IHV=Tao”。这不是任何中文版《道德经》所具有的观念，而显然有欧陆译本转译的痕迹。如笔者前文所分析，将“夷希微”索隐为“IHV”并与“圣三一”的希伯来“上帝”之名相类比，在法国道家研究中有悠久的诠释传统。最初将“夷-希-微”引入基督教“三一”神学进行讨论的是18世纪初的马若瑟、聂若望、韩国英等耶稣会士。其中，马若瑟的《经传遗迹》对该问题有较缜密的探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23 将早期耶稣会士索隐派诠释思路进一步拓展的是法兰西学院的雷慕莎、叟铁、儒莲师徒三人。雷慕莎等法国汉学家的一项重要贡献是将“夷-希-微”之“道”与希伯来圣经之“YHWH”（Jéhovah）以及希腊柏拉图哲学之“存有、智慧与生命”等观念关联起来，建构出了老子之“道”与两希文明源头的对话。这种跨宗教的源头性比附，集中体现于儒莲的法文首部全译本，并以此为标志推动了《老子》在欧洲译介的巡回。

为进一步考证哪种欧陆译本直接影响了爱瓦斯特的译介，笔者在爱瓦斯特撰写的“导言”中发现了如下两段重要的话：

（1）Taoteking ei ole mik??n laaja teos. Se sis?lt?? tuskin 5，000 sanaa. Mutta ajatukset ovatkin niin keskitetty? ja niin lyhyeen muotoon puettuja， ja alkuteksti on niin vaikeatajuista， ett? M. Julien esim. k??nt?ss??n kirjaa ranskankielelle oli pakotettu k?ytt?m??n apunaan enemm?n kuin 60 kiinalaista kommentatoria eli selitt?v?? teosta. 24

（2）N?in on sen englannin kielelle k??nt?nyt Mr. Walter R. Old， jonka k??nn?st? muuten suomennettaessa on noudatettu. M. Julien sit? vastoin erottaa toisistaan sanat tao ja te ja k??nt?? viisauden ja hyveen kirja. 25

在摘录（1）中，爱瓦斯特首先介绍了老子思想的基本情况，然后提及儒莲的法译本并称儒莲用了60多条来评注《道德经》首段。这个细节显示出爱瓦斯特对儒莲法语全译本非常了解。紧接着，在摘录（2）中，爱瓦斯特又提到了另外一个译本对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个译本即是1894年华特·欧德（Walter R. Old， 1864-1929）于印度神智协会出版的英译本《德道书，或老子道德经本》（The Book of the Path of Virtue or a Version of the Tao?The?King of Lao?tze）。 26 我们知道，华特·欧德也是一位神智学家，其英译文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雷慕莎与儒莲的法文译本。 27 由此可知，儒莲的法译本与欧德的英译本是爱瓦斯特1907年发表其芬兰译本时参考的直接版本，而雷慕莎乃至更早的法国耶稣会索隐派则是芬兰文译介的重要欧陆译本源头。 28

（二） 思想基础：老学的神智学诠释路径

在厘清了译本渊源之后，我们再深入探索芬兰首译本诠释内容及其思想基础。在爱瓦斯特看来，《道德经》乃是“通向上帝美善道路之书”或“美善圣途之书”。 29 他认为，老子之“道”是“上帝的名”（Tao on jumaluuden nimitys），因此“道”难以为其他语言所翻译。这种指称绝对至上神的概念，爱瓦斯特将其另称为“逻格斯”（logos）。将“道”与古希腊“逻格斯”理念相比附的做法貌似与雷慕莎等法国索隐派有重要的关联。然而实际上，在爱瓦斯特心目中，“道”指称的“神”乃是“神智学”（芬兰文：teosofia）意义上的最高存在，这种与东方宗教相沟通的神智学理念已然与法国耶稣会士的传统天主教神学诠释有了重要分野。在芬兰文《导言》中，爱瓦斯特如此直截了当地说：

Tao on jumaluuden nimitys. Sit? on vaikea k??nt?? toiselle kielelle. Milloin se merkitsee absolutista， ehdotonta jumaluutta （hindulaista parabrahmania）， milloin n?ht?v?sti sit? ilmennytt??jumalaa， jota meid?n teosofiassamme kutsutaan logokseksi （brahm?， ishvara）…Voisimmehan my?s suomentaa ‘jumalaan viev?n tien ja sen toteuttamisen tai kapean tien ja sen kulkemisen kirja. Teosofinen tutkija helposti ymm?rt??， mit? nimi sis?lt??. 30

这段话除了将“道”“神”及“逻格斯”并称之外，又与印度婆罗门教的“至尊梵天”（brahm?）乃至“大自在天［湿婆］”（ishvara）互义，共同作为上帝“绝对之神性”（ehdotonta jumaluutta）。从这些名称可以看出，爱瓦斯特对道的理解摆脱了单一文明的诠释视野，而是在“中-西-印”三方交互的比较宗教学意义上提出了其新思路。这既不同于早期法国传教士与雷慕莎等的《旧约》神学比附路径，也不同于后起的德国学院派将“老子”与《新约》耶稣“道成肉身”所启示的神圣道德本质相关联的作法，而是将“道”进一步延伸为“神智学”普世意义上的终极神性。在这个终极形上学层面上，爱瓦斯特才将《道德经》视为“通达上帝之途之书”亦或玄之又玄的“奥义书”。将老学之“道”置于“神智学”视阈进行形而上学诠释，是爱瓦斯特基于以往欧陆法德道学研究传统的重要理论拓展。

从思想源流上看，爱瓦斯特对老学的神智学诠释与当时欧美世界新兴的神智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神智主义作为一种新兴宗教，源起于俄罗斯神智学家海伦娜·布拉瓦茨基（Елена Петровна Блаватская， 1831–1891）1875年在纽约与奥科特、威廉贾奇等共同创立的通神学会。该宗教基本特征是将西方三个源头即“希腊罗马宗教”“希伯来宗教”“古埃及宗教”与东方宗教特别是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等核心要素相杂糅的秘契主义。其推崇的“神的智慧”（神/Theos+智/Sophia）及“流溢说”既有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子，亦有希伯来与基督教一神论的元素。它在发展过程中又与中世纪末期兴起的“玫瑰十字”运动相结合，在北欧产生了重要影响。爱瓦斯特敏锐地捕捉到了神智主义潮流，在1895年加入斯堪的纳维亚通神学会，并于1907年建立芬兰通神学会（Suomen Theosofinen Seura）。 31 在通神学会基础上创刊的《圣心》（亦即《玫瑰十字》）便极具神智主义色彩，其对东方宗教“神秘信条”具有浓厚兴趣，展现了北欧人眼中的东方。 32 因此，这种新兴神智学秘契主义思潮构成了芬兰文老学首译的思想基础，形成了“中-西-印”终极形上学视阈汇通下的一种诠释模式。

三、启门钥匙：芬兰文《道德经》首译本对当代北欧道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通过以上对芬兰文《道德经》首译本的译介背景、版本源流、译介特质及思想基础等连锁问题的系统探索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老学在向北欧推进过程中不仅与欧陆译介的主流背景相关，而且也与芬兰民族意识觉醒及芬兰汉学勃兴的具体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虽然爱瓦斯特对《道德经》的翻译可以考证为当时较为流行的一种中文底本即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但其译介并非任何中文本的直译，而是在法国儒莲法文全译本与欧德英译本基础上的转译，间接体现了以雷慕莎为代表的法兰西学院派以及更早的法国耶稣会索隐派的源头性影响。然而，芬兰文《道德经》首译本的译介意义远不止于反映了波罗的海北端沿线国家汉学勃兴思潮，更重要的是它为开启北欧道学研究乃至中国哲学典籍在北极走廊沿线上的传播史提供了新的线索与重要钥匙。

首先，爱瓦斯特所译的芬兰文《道德经》是目前已知的最早进入北欧国家的译本形态，为递进式切入斯堪的纳维亚道学传播史研究提供了突破口。按照首译时间顺序，略晚于爱瓦斯特芬兰译本的是福科（Erik Folke）于斯德哥尔摩发表的瑞典文《道与德之书》（Boken om tao och te） 33 ，紧随其后便是1909年穆勒（Ernst M?ller）发表的丹麦文《老子其书》（Oldmester og hans bog）。 34 随后，冰岛文《道德经》首译本于1921年出现，译者是雅克布·司马睿（tyeing Jakob. J. Smári）与杨文·约翰纳松（Yngvi Jóhannesson）兄弟。 35 而挪威文《道德经》出现最晚，由挪威信义会来华宣教士艾香德（Karl Ludvig Reichelt， 1877-1952）1948年于奥斯陆首译并再版多次。 36 相较北欧其他国家的译介，芬兰文译本较显著地体现了欧陆老学研究成果，也较全面地集合了多种研究北欧老学的要素（如传教士入华、民族意识勃兴、时代思潮互动等背景）。同时，其译者爱瓦斯特本人作为瑞典裔芬兰人也具有多国语种的语言优势，为溯源老子从欧陆传入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路径以及全面研究北欧小语种视野下的道家译本间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次，转译与芬兰化的独特视角对理解道学的北欧本土化传译模式具有重要启示。不仅是《道德经》，其他汉学重要著作如儒家的《大学》《中庸》《礼记》，佛教的《心经》《坛经》，乃至明清古典文学如《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拍案惊奇》《三言》《肉蒲团》《聊斋志异》等均是从欧陆译本转译而来。转译现象反映出芬兰暨北欧汉学发展较为滞后，其早期发展模式乃主要借鉴欧陆传译研究成果，与德、法、意、西等道学热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转译也基于本土化的特定文化土壤，芬兰化（Finlandization）是其中的重要规律。芬兰特别注重宗教哲学的思想维度，其关注东方的视角更多侧重于本体论高度，将东方之“道”自觉纳入自身固有神学传统特别是“三位一体”内在精神生活加以参照。因此，优先考虑中国道家与道教典籍并予以译介并非历史的偶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爱瓦斯特译文所体现的神智主义倾向，也为探索北欧边界上俄国对芬兰汉学勃兴的历史作用提供了重要思路。芬兰文《道德经》首译本连载于具有浓郁神智学色彩的《圣心》上，其思想倾向已然不同于北欧诸国路德信义宗的主流信仰形态。神智学源于俄国神学家布拉瓦茨基，其沟通东西方形上学的“普世宗教形态”对爱瓦斯特精神生命与价值观塑造作用甚巨，乃至研究芬兰道学摆脱不了俄国东方神学与文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对早年爱瓦斯特产生重大影响的列夫·托尔斯泰）。 37 因此，芬兰老学首译文研究不仅关乎中国与北欧间的汉学互动，也深刻反映北欧边界上俄国对芬兰道学译介与传播的重要作用，对全面探赜“欧陆-北欧-俄国”三方宗教哲学交互的特色文化形态具有独特价值。

四、结语

作为欧陆与斯堪的纳维亚世界文化交汇的要冲，芬兰语境对《道德经》的首次译介是道家思想走向北欧的枢纽，体现出与欧洲主流语种道学译介传统密切相关而又独辟蹊径的重要特征。首先，从汉学在欧洲传译的整体脉络来看，“先儒家后道家”的译介顺序是东学西渐以及中欧哲学思想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规律，其中，法国与德国占据相当优渥的地位。然而，芬兰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接受却呈现出相反的态势，其最早关注的反而是以《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这种“先道后儒”的次序一方面反映出其高度重视东方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精神高度，自觉从本土神学层面对外来异质文明进行形而上学观照；另一方面也是积极参鉴欧洲几个世纪以来关于汉学的优秀译介成果，以加快汉学在波罗的海流域的传播和调适。其次，从芬兰对道学与中国哲学接受过程来看，其对《道德经》的关注与自身民族意识的觉醒及语言文化系统的独立密切相关，将老学译介嵌置于民族时代精神与汉学勃兴的双重历史语境中，体现出其不同于欧陆汉学发展的特定模式，展现出中国道家哲学典籍在欧洲传译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再次，芬兰对道学的译介并非呈现从欧陆走向北欧的单一历史传播线条，而是深受来自东方俄国东正教神学与新型宗教思潮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当时流行的神智主义对芬兰诠释老子之“道”影响甚巨，反映出“欧陆-北欧-俄国”三方宗教哲学交互背景下对东方道家形上学理解与接受的独特历史语境。

综上所述，芬兰文语境对《道德经》的首次译介不仅借鉴了以法德为重要助推器的欧洲多次道学热潮的积极成果，也充分吸纳了来自东方俄国神哲学思潮的重要元素，这对于我们深度理解北欧边界上跨语际小语种老学译介形态以及进一步拓展北欧道家哲学研究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互动意义。

ABOUT

作者简介：高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长聘体系副教授、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创新团队“北欧哲学与文化传播”团队负责人，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哲学博士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冰上丝绸之路视域下儒佛道哲学典籍的芬兰文译本研究”（21CZX044）；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创新团队“北欧哲学与文化传播”（WKCX029）

中图分类号： I531.1/7

文章编号：1000-4769(2023)02-0197-09

文献标识码： A

出版日期：2023-03-01

转自：“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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