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Can Tang, Zhong Zhao.,2023. “Informal institution meets child development: Clan culture and child labor in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51(1): 277-294.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jce.2022.09.006

导读

徽州宗族民居的楹联上曾写道：“万世家风惟孝悌，百年事业在读书”。历史上，我国宗族为了培养人才，非常重视后代的读书教育问题；本文揭示了这种崇尚读书育人的宗族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至今对我国的儿童教育福利问题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引言

使用童工作为一种忽视人力资本积累的短视行为，长期来看，不仅会损害儿童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更会对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尽管我国自上而下非常重视教育体系的普惠程度，2010年我国10至15岁的儿童中，参与市场工作的仍有7.74%。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不完善的金融市场；此时的微观经济主体倾向于做出追求当前利益最大化的短期决策——使用童工。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诸如金融机构的正式制度不成熟的情况下，文化因素往往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

为此，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探讨了宗族文化对中国童工流行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宗族文化降低了儿童的劳动参与率及其劳动时间，且该效应主要体现在男孩样本，反映了中国宗族文化的父系特征；此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和农村地区的男孩受到的影响更大。影响机制方面，宗族文化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不仅有助于分担风险和缓解信贷约束，而且有助于形成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规范。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第一，已有研究探讨了很多影响儿童参与劳动决策的因素，本文从文化因素切入，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第二，在文化经济学领域，本文通过研究宗族文化对儿童劳动的影响，丰富了文化特征对经济结果带来影响的相关文献；第三，本文暗示了依靠非正式制度可能会造成资源分配的性别不平等。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数据涵盖了25个省份，包括了14960个家庭单位和42590个受访者样本。

被解释变量是儿童参与工作的情况，其代理变量有两个，分别是“是否参与工作”和“工作时间”。其中，“是否参与工作”定义为儿童在上个月非假期时间从事工作的时间是否大于0，对应到受访者的问卷模块归属于“个人工作”指标。本文的另一个主要结果变量是“工作时间”，其被定义为“儿童从事带薪和不带薪工作的总时间”。

主要解释变量是宗族文化力量。本文用“一个家庭是否有族谱”作为衡量宗族文化力量的指标。如表1所示，保存了族谱的家庭往往更好地保留了宗族文化的传统，其内部也存在更强的联结。他们有更高的可能性参与祭祖活动、走访亲戚，以及更频繁地互相帮助。

图2则根据不同省份持有族谱家庭的数量占比，绘制了地理分布图；由图可知，我国不同省份的宗族文化势力存在很大的地理差异；南方地区普遍具有更强的宗族文化力量。

与影响机制有关的变量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宗族文化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会受到城乡异质性的影响，因此本文使用“户口类别”和“居住所在地”两个变量来衡量。其次，风险分担和信贷约束往往会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产生影响，且不同家庭在风险存在时能获得的资源往往也有差异；这里，本文用“2010年该省自然灾害损失情况”来衡量风险、用“儿童的父（母）亲在处于困境时是否接受过亲属的援助”来衡量资源。最后，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社会规范是否形成也会对童工产生影响，故本文用“儿童的家庭教育支出”和“儿童的学习时间”来衡量这一规范的形成程度。

三、识别策略

首先构建以下模型，识别宗族文化对儿童参与工作的因果影响：

其中，i，c分别表示儿童个体和所在县。yic表示儿童i在c县从事童工工作的结果变量。Genealogyic则表示来自c县的儿童i所在家庭是否保留了族谱。Xic指可能与童工的发生率和宗族文化强度有关的一系列特征向量，体现了个体、家庭和村庄三个层面。μ表示县级固定效应。标准误聚类被调整为家庭层面。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作者对两个主要变量进行了外生性的论证。从文化形成的角度来看，宗族文化的形成依赖于代代相传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是短期内个人无法重新选择的外部环境；因此，族谱作为文化继承的重要工具，通常记录一个家族的历史，同样具备一定的外生性。

四、实证结果

4.1主要结果

如表4的一系列回归结果所示，宗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儿童参与工作的行为。具体而言，一个出生在具有宗族文化传统家庭的孩子，成为童工的可能性会下降2.7%。考虑到我国宗族文化强调父系血统的传承、存在男孩性别偏好，表4的列（2）至（4）分别通过加入性别交乘项“Boy”和分组回归的方式，进一步探究了宗族文化对儿童参与工作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宗族文化显著地降低男孩从事工作的发生率；然而，它对女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已有文献发现，事实上，我国男童和女童参与工作的总体概率并无明显差异；因此本文的回归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在分配资源时存在强烈的性别偏好，从而显著降低了男孩参与工作的概率。以上回归结果均控制了个人、家庭、村庄特征以及县级固定效应。

为了进一步探究宗族文化对广延边际意义上的“儿童参与工作情况”和集约边际意义上的“儿童工作时间”分别有哪些影响，本文还给出了以儿童工作时间为被解释变量时的Tobit模型分解式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宗族文化减少了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但其影响再次只对男孩很显著。其中，面板A和面板B涵盖了整个样本；面板C只包含女孩样本，面板D只包含男孩样本。由面板D的三列回归结果可知，宗族文化在广延边际的意义上减少了2.6%男孩参与工作，在集约边际的意义上减少了男孩们0.24小时的工作时间。

4.2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本文的内生性主要来源于遗漏变量所带来的估计偏差，作者首先借鉴了Oster的方法，对比分析了包含控制变量和不包含控制变量时回归系数和R2的差异。结果发现，遗漏变量所带来的误差并不值得关注。为了进一步控制潜在内生性的影响，本文选择加入工具变量并且进行豪斯曼（Hausman）检验。这里，作者参考了已有文献的做法，利用样本所在城市与历史上朱熹发展宗族文化的主要阵地——南平市之间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朱熹作为我国宗族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致力于为中国传统宗族家庭建立详细的配套制度，前后在南平市建立了三个书院。因此南平市对我国宗族文化的传承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此外，南平市在经济等其他因素方面并不占据优势，排除了通过其他渠道影响童工发生概率的可能性。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加入工具变量后，主要回归结果的结论依然成立。其中，列（2）、列（4）、列（6）的结果报告了加入工具变量后的二阶回归结果。可见，宗族文化对童工发生概率确实具有抑制作用，且该影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4.3稳健性检验

（1）置换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置换检验来排除回归结果的随机性。原假设设定为宗族文化对童工现象没有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将通过随机分配某家庭是否持有族谱作为安慰剂实验，进而估计了安慰剂实验对童工现象的影响。图2显示了4000次安慰剂实验回归系数的分布，其中虚线表示主要回归结果的系数大小；最终得到的P值为0.033，故可以拒绝原假设。

（2）样本限制

为了避免通过性别开展的分组回归混入内生性的干扰，本文将样本重新限制在了既有儿子、又有女儿的家庭展开实证检验。前期的分组回归虽然测量了宗族文化对该性别内的童工发生率的影响，但也混入了性别与宗族文化之间的内生性，例如生儿子的家庭本身会受到宗族文化更深刻的影响。因此，作者选择了既有儿子又有女儿的家庭，尽可能保证这些家庭具有相同的生育性别偏好和宗族文化。如表8所示，宗族文化仍然显著降低了男孩的童工发生率，但对女孩没有显著影响。

（3）替代变量

通过替代解释变量，作者进一步检验了回归结果对宗族文化力量不同代理变量的敏感性。这里，作者使用了“村庄内部的姓氏集中度”作为新的解释变量，即在该村庄内是否有超过10%的村民共享同一个姓氏。如表9所示，使用新的解释变量来衡量宗族文化并没有改变本文的主要发现：宗族文化对男孩童工的发生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宗族文化可以起源于家庭内部，也可以起源于地区范围内的外部文化环境。本文使用姓氏集中度更多地揭示了起源于外部地区环境的宗族文化对童工的影响；而使用族谱更多衡量了宗族文化对特定家庭的影响。

4.4异质性分析

①不同民族的异质性：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信仰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探讨了民族在宗族文化对童工影响的过程中发挥的异质性作用。表10显示，加入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并无较大改变。这意味着“是否为少数民族”对宗族文化减少童工的这一影响无关紧要。

②地理范围的异质性：由上文所提到的图1可知，南北地区的宗族文化势力存在较大差异。故作者进一步探究了南北地区宗族文化对儿童参与工作的影响存在怎样的差异。如表11所示，列（1）至（3）报告了北方地区省份对应回归结果的相关系数；列（4）至（6）则报告了南方地区省份的相关系数。结果发现，宗族文化显著降低了南方地区儿童童工发生率，特别是男孩童工，但对北方地区儿童童工参与率没有显著影响。

4.5机制分析

首先，宗族文化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会受到城乡异质性的影响，因此本文使用“户口类别”和“居住所在地”两个变量来衡量。其次，风险分担和信贷约束往往会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产生影响，且不同家庭在风险存在时能获得的资源往往也有差异；这里，本文用“2010年该省自然灾害损失情况”来衡量风险、用“儿童的父（母）亲在处于困境时是否接受过亲属的援助”来衡量资源。最后，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社会规范是否形成也会对童工产生影响，故本文用“儿童的家庭教育支出”和“儿童的学习时间”来衡量这一规范的形成程度。

（1）正式制度的补充

已有文献指出，宗族文化在正式制度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因此，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地区的童工发生率也会受到宗族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利用城乡发展的异质性来衡量不同地区正式制度的差异，结果如表12所示。其中，列（1）至（3）显示了对城市儿童回归的估计系数，而列（4）报告了对农村儿童回归的估计系数。可见，宗族文化有助于降低农村儿童的童工发生率，特别是农村男孩；但对城市女孩和城市男孩的童工发生率没有显著影响。

（2）风险分担和信贷约束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出于自身经济的窘迫，遇到经济冲击时表现得更加脆弱，其后代也往往更有可能从事童工活动。考虑到宗族文化在风险分担和信贷约束方面具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它会通过该渠道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利用家庭净资产来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如何差异化影响了宗族文化对童工发生率的作用。如表13所示，列（1）至（3）所报告的估计系数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净资产在底部三分之一）；列（4）至（6）报告的结果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净资产在中间三分之一），列（7）至（9）所报告的估计系数则来自富裕家庭（净资产在顶部三分之一）。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只能显著降低贫困家庭儿童的童工发生率，尤其是男孩；但对来自较富裕家庭的儿童的童工发生率没有任何显著影响。随后，作者通过分别加入“自然灾害冲击”和“家庭可获得援助”的交互项，验证了宗族文化可以通过风险分担和信贷约束来减少童工发生率（详细结果见文中表14、15）。

（3）社会规范

宗族文化作为社会规范形成的重要环境，有助于形成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群体行为模式，从而抑制童工的发生。历史上，宗族往往承担了建造祠堂、兴办学校的功能。因此，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规范在宗族中得以维持，从而减少童工的发生率。本文利用儿童的家庭教育支出和学习时间衡量了这种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社会规范形成情况。如表16所示，列（1）至（3）体现了宗族文化对儿童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列（4）至（6）体现了宗族文化对儿童学习时间的影响。结果显示，宗族文化显著增加了对男孩的家庭教育支出和学习时间，对女孩的人力资本投入并无显著影响。

五、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探讨了我国宗族文化对童工现象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补充了金融市场和社会保障网络的不完善；它通过分担风险、缓解信贷限制和促进社会规范的形成，有效抑制了儿童参与工作的情况。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效应在南方地区的影响更大，与是否为少数民族并无联系。此外，该结论还通过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得到了进一步支持。

Abstract

Using a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ample,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s of clan culture, a hallmark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on the prevalence of child labor in China. We find that clan culture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child labor and working hours of child laborer. The results exhibit strong boy bias, and are driven by boys rather than girls, which reflects the patrilineal nature of Chinese clan culture. Moreover, the impact is greater on boys from households with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in rural areas. Clan culture acts as a supplement to formal institutions: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child labor through risk sharing and easing credit constraints, and helps form social norms to promot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We also employ an instrument variable approach and carry out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to further confirm the findings.

推文作者：胡琳娜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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