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规制的传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作者｜冯剑

内容提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都城规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以中轴线为中心的城市形制以及单一宫城、三城制、坐北向南朝向等具有象征集权统一意向的城市规制的确立。都城规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传播媒介，将统治阶级的政治理念、合法性等宣示于天下。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南北各政权在都城规制上互相描摹博弈创制，在都城规制的互动传播过程中，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

关键词

规制传播 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

正文

城是中国特色政治和文化的根基，中国历史上城的扩散所至就是中华文明传播之处。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制是中国特色政治和文化的集中体现。都城不仅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它本身就是统治者获取或维护权力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同时，中国古代都城还是一种文化权力，用以标识统治者的正统或合法性，是区分华夏与非华夏、王化之内与王化之外的象征符号。

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发生了碰撞，战争和内乱等导致中国城市受到了空前的、全方位的破坏。同时，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城市建设运动，一批新的城市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从统一到分裂，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体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南下的北方草原民族开始了城居生活，在与南迁汉族政权对中华都城规制的摹写与创制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都城规制的创制与传播

汉末的分裂导致城市体系的中心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三国时期，魏国的统治中心几经变化，从许都到邺城，最后还是回到了洛阳。古城成都成为蜀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吴国的中心则在建业和武汉之间移动。建业城在孙权的经营之下，开始成为南方的中心城市。汉末到永嘉之乱期间，先后形成了以邺城、中山为轴心的汉文化中心区。先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十六国政权都在建都立业中逐步接受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十六国时期，北方和南方都出现了多个中心城市，改变了中国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之后，南北朝对峙，形成了以洛阳、建康、长安、邺城等为都城的区域中心。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空间控制方式，主要是通过控制都城等核心区以控制全国的。都城规制是统治者统治思想的物化表现，是其政治理念的外延。

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中轴线布局的完全确立是这个时期都城布局中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关于中轴线出现时间的问题至今依然具有争论。有学者指出中轴线布局在5000年前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出现，两汉都城也有中轴线，邺城形成了中轴线居中的新局面，到隋唐大兴城（隋朝国都，唐改称长安）达到了极致。还有学者指出，商代的亳城宫城正门与外郭城南门遥相对应而成全城的南北中轴线。杨宽认为中轴线的出现在西汉、东汉之际，魏晋以及北魏洛阳的中轴线是东汉都城坐北朝南布局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牛润珍等则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邺城是中轴线的诞生地。袁绍奠定了邺内城外郭的基本格局，曹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邺城城制。从目前的研究看来，三国时期开始的邺城形制变化是揭示这个时期都城制度起源的关键。

孟凡人认为邺城的中轴线布局是受到了当时西域诸国如大月氏的影响，与塔克西拉的锡尔开普城等中亚古城的布局有异曲同工之妙。刘庆柱认为中轴线的出现是承袭中华民族历史上“择中立都”的理念。在都城规划营建中的“择中立宫”，形成完整、规整的都城“中轴线”。杨宽认为东晋南朝的建康中轴线布局对北魏的洛阳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学者认为从邺城、平城、建康、北魏洛阳到隋唐长安、洛阳国都，采用方格状街割的主要原因都在于移居者在新的支配地建造新的计划性城市。总之，各种观点表明，中轴线的布局最终成熟是在继承传统中原城市文明基础之上，在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多种文明相互传播碰撞结合的结果，是南北都市规制互相传播创制的结果。

中轴线布局的传播对当时其他城市影响很大，如朝阳三燕龙城遗址，北魏时期门址与朝阳市老城区有一条南北向中轴线。西域地区的城市也有中轴线，如交河故城。中轴线布局对周边国家的城市具有影响，如朝鲜安鹤宫城位于大山城南麓，内部布局与中原城市相同，四门相对，中轴线上排列主要建筑。日本、越南等国城市规划也受到这一布局的深刻影响。

中轴线布局的完全确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布局变迁的根基，以宫城为中心，官署、神庙与市场民居围绕中轴线分布、三重城郭为特征的中华型都城的标准格局在魏晋南北朝各政权中心城市规制的传播创制中日趋完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规制相互描摹传播的次序上，研究者们存在着不尽相同的看法。李孝聪指出中国历代都城空间布局，从魏晋以来始终存在着形制上的模仿。何德章认为平城规划有着对邺城的模仿。崔宏父亲曾任前燕黄门侍郎，“对邺城模式当了然于胸，在规划新都平城时，遂引为样板。”逯耀东进一步指出北魏平城的规建模仿了长安、邺城，后来继续注入了河西的因子，最后又渗入了洛阳甚至南齐建康的成分。

张学锋认为建康宫城和都城的布局在邺城和北魏洛阳可以找到源头，在中原文化与周边游牧文明以及印度文化融合的时代，草原民族王庭的设计对都城产生了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东晋南朝的建康布局对北魏的洛阳有很大的影响。洛阳的全部营建几乎是建康的缩影。不只模拟宫殿建筑，在规划的大原则上也是建康的翻版。有的学者指出，建康的兴建受到中原的影响，后来又将部分特点反馈到中原地区。总之，建康城规制是在关键时期和转折时期继承了中华文明，并整合了南北文化，使中华文明不断创新。

学者对洛阳布局变化的来源也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陈苏镇认为曹魏对洛阳的营建，吸收了曹操规划邺都的思想。之后北魏的洛阳宫、建康宫、邺宫是模仿魏晋洛阳宫建造的，许多制度也类似。杨宽认为北魏的洛阳城受到中原长安、洛阳、邺城的影响。如此布局是根据南郊祭天典礼和祭祖典礼而改造的。逯耀东则强调洛阳的布局是中原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融合的结果，洛阳的布局受到平城的影响。孟凡人认为北魏洛阳城规制的变化受到了中亚城市的影响。李孝聪认为北魏洛阳城的规划继承了魏晋洛阳在西北修建防御措施的形式，沿袭邺城和平城将全部宫廷建筑建于城市北侧，废除北市是受到了邺城和平城影响，还有可能有凉州姑臧的影响，宫城南横街和中轴线则模仿了邺城、建康的规划。陈寅恪则认为北魏洛阳规划出自李冲一人。模拟了河西凉州、中原邺城、代北平城与南朝建康。

曲英杰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城规制均力求遵循传统礼制。牛润珍认为魏晋南北朝以来都城制度的变迁的次序为姑臧（前后凉）、邺（曹魏十六国）——平城（北魏）——洛阳（北魏）（邺南城）、建康（南朝）（东魏北齐）——大兴（隋）——大兴——长安（唐）——汴梁（北宋）——大都（元）——北京（明清）。

总之，这一时期都城规制的变化剧烈程度必然要超过唐宋时期或者所谓的中世纪。变迁的原因既是中华传统文明在新时代的延续，也是这个时期民族文明以及中外文明传播交流的结果，最终形成了三重城市格局，以宫城为中心，划置一南北中轴线，整个都城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布置，街区呈棋盘状的东亚城市核心布局思想和结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城市设计师，他们互相借鉴，为都城规制的创新和传播做出了贡献。主持都城建筑的主要是文武将官、大匠作等，如慕容皝建筑龙城（辽宁朝阳），出自阳裕、唐柱等。十六国时期石勒以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渐等监营。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起都城”。东晋元帝时期，王导是建康城市的规划者，负责建造的是王彬。谢安主政时期，扩建建康的宫殿，将作大匠毛安之“仰模玄象，体合辰极”。刘宋时期，文帝模仿洛阳在宫城北修建华林园，为大将作张永规划。

北魏高宗时，郭善明“甚机巧，北京宫殿，多其制作”。蒋少游是北魏都城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曾经与李道固出使建康，“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北魏平城和洛阳的营建多由其主持。北魏洛阳的主要设计者还有李冲、董爵等。北齐邺南城的设计与营建主要由高隆之、辛术、李业兴和张熠典掌。

北方宫殿与城市的设计规划者许多人来自南方，反映了南北文化交融是城市与宫殿相似性的归因，如郭定兴是永宁寺和景明寺的设计和建造者，其曾祖郭珍是“南来客”。另一个建筑家蒋少游，也是从南方被俘而来。张纲曾是南朝时期著名的工匠，一度投靠慕容超。

都城的设计和建造者只是在前台主持具体事务的，其实规划都城的真正设计指导者都是最高的当权者，他们利用都城的规制来体现他们的政治愿景和对权力的设计。

十六国政权的统治者在入主中原前，许多都有在中原都城生活的经历，刘渊建立政权之前，“为任子在洛阳，文帝深待之。”多年在中原城市中生活、学习、交友使他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师事上党崔游，经、《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聪“弱冠游于京师，名士莫不交结，乐广、张华尤异之也”。刘曜“弱冠游于洛阳”。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苻坚祖洪，从石季龙徙邺，家于永贵里。什翼犍也曾在邺城作为质子，学习中原文化。期间他们对都城规制定然有近距离的体察和感悟。《晋书》载记中记录下了当时北方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情况，他们在战乱中于邺城、洛阳、长安、平城、晋阳等区域中心城市流动。包括都城规制在内所展示的天下或中华的世界认识、政治思想和制度自然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参加了都城的修筑。城市筑城的人力主要来自服役的工匠，还有强征的农民、城市人口以及罪犯和战争的俘虏等，石季龙“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屈孑“蒸土以筑都城，铁锥刺入一寸，即杀作人而并筑之”。南齐时，“上欲修治白下城，难于动役。系宗启谪役在东民丁随宇之为逆者。”谢安扩建建康的宫殿，动用内外军人六千人，耗时五个月。北周修造洛阳时动用了“山东诸州兵”近4万人。

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为巩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他们作为统治者非常注意吸取中原统治的人才和先进文明制度，以便于对中原的控制。同时，都城规制也是他们树立自己合法性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正如有学者所言城市是统治者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利用已掌握的权力建造出来的，城市构筑本身就是一种预先经过周密规划的政治行动。

二、都城规制的传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

有学者将魏晋南北朝的政权分为三类：一是天下型,二是并立型,三是王国型。与之对应的都城也可以归为两种类型，一是天下型，二是王国型或并立型。

少数民族统治者对都城开始只是描摹，羡慕其壮丽巍峨。洛阳作为传统文化上理想的都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具有着合法性的象征意义。统治者们都将其视为理想的都城所在，其规制传播对入主中原的民族影响巨大。如匈奴汉国首都平阳城是十六国时代内迁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造的首个都城，汉国平阳城的总体规划和基本形制完全取则于魏晋洛阳城，诸多建筑的设计命名还表现出对魏晋洛阳城的刻意模仿，表明匈奴汉国有意将平阳城建造成为另一座“洛阳城”以取而代之。但不论其局部城市景观，还是汉化外衣下的相关制度，都反映出十六国政权的特点及部族传统的遗留。

王国型的都城为体现君主的权威而修建壮观，兴建大规模宫殿大多出于炫耀的目的，如十六国时期统治者对宫殿进行过大规模的营造，石勒“将营邺宫……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勒亲授规模”。并“拟洛阳之太极起建德殿”。后赵都城襄国（今河北邢台）在十六国时期曾经有辉煌的发展。石虎“于襄国起太武殿，于邺造东西宫”。“于邺起台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后赵城门的名称按阴阳四季风侯命名，犹如一周天，这反映了后赵建都贯彻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将天的意识融入都城的建构。襄国宫城主体为建德宫，巍峨壮观，豪华无比，其建筑以汉族皇宫风格为主，兼具北方游牧民族风格。襄国城内还建有太学，以及宣文、宣教、崇儒、崇教等十余所小学。

刘曜在长安“命起酆明观，立西宫，建陵霄台于滈池，又将于霸陵西南营寿陵。……复欲拟阿房而建西宫，模琼台而起陵霄”。李寿派李闳、王嘏“从邺还，盛称季龙威强，宫观美丽，邺中殷实”。于是“广修宫室，……广太学，起宴殿”。龙城（今辽宁朝阳）在十六国时期先后作为前燕、后燕、北燕都城。慕容熙在此“大筑龙腾苑，广袤十余里，……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拟邺之凤阳门，作弘光门。”吕光称王之后，“于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

夏国的都城统万城（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历时7年建成。统万城分外廓城和东城、西城。东西两城均为宫城，营造有数十座宫殿亭台楼阁。统万城虽有着一统万邦的统一天下的含义，但其城内文化堆积较薄，筑城目的可能为机动作战回旋休息、安置俘虏、保护安全以及保持大量劳动力的功能，并不想采纳农耕政权设立郡县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

总之，十六国时期，一些王国型政权割据一方，为了自己的安全，炫耀自己的权威和享乐，无不大修宫殿。其时民族矛盾尖锐，都城规制与其占据或描摹的邺城、洛阳、长安等都城相比，其融合各族，一统华夏的意向还不是很鲜明。正如有学者所言，非中原农耕经营方式的周边民族征服中国的广大地域，占据国家的支配地位后，如何对人口占压倒多数的农耕地区原住民进行统治，有一个满足心理上需求的方式就是在国都建设上尽可能地依赖符合礼制的象征性外貌形态，用充满象征性的建筑空间和具有隔离性、封闭性的管理来强化。

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及统治正当性的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理想也逐步为各民族的首领所认同。都城的布局也从王国型转向天下型。在都城的设计中，他们也将这一理念体现出来，并作为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象征。作为天下型的都城，设计理念上不仅突显君主的中心地位，也展现出一统天下的政治理想。邺城、长安、姑臧、统万、平城、洛阳以及建康等都城都有所体现。

邺城因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优势，成为这个时期较早兴起的重要政治中心。从袁绍开始经营邺城，到曹魏、石赵、冉魏、前燕以及东魏、北齐等都以之为中心，北魏时期，邺城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心城市之一。

曹魏邺城的布局较汉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建城思想很明显带有一统天下的政治意识。袁绍改建、扩建邺城，采取规整的布局。曹操定鼎邺城，统一北方并力主统一天下。在统一思想的指导下，大朝宫殿位于南北中轴线上，居北半部中央，恰似紫薇垣所处天象的位置，主殿名文昌，取意星象，周围苑林、民居、官署、宫室相拱守；城垣西北筑三台，象道家三山，融入了传统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理想。外朝、内朝构成宫城，宫城周围之西苑、太子宫、官署又形成“曾宫”，这种构思、结构与布局，开启了后来的宫城与皇城制度。曹魏邺城具有统一象征性的规制，其内涵延续了秦汉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长安曾先后成为前赵、前秦、后秦、西燕的都城。357年，苻坚建都长安后，也大兴土木，着力营建宫室。并先后迁燕地五宫百官及鲜卑万余户、关东豪强及其他少数民族十数万户到长安和关中地区。从而使长安又成为象样的都城。

姑臧（今甘肃武威）作为十六国时期北方的汉文化中心先后为前凉﹑后凉都城、南凉﹑北凉也曾一度建都于此。317年，张寔建前凉，以姑臧为都。张骏、张重华执政时，仿照魏晋洛阳的规模和形制设有12门，城分为三个部分：大城（外廓城）、中城、宫城。宫城居于城中部，内建成排的宫殿堂阁，正殿为谦光殿，四面又各建一殿，东面的叫宜阳青殿，南面的叫朱阳赤殿，西面的叫政刑白殿，北面的叫玄武黑殿，于春夏秋冬四季分别居住。城市建筑形制以五行思想布局，独具特色。

北魏先后建都盛乐、平城、洛阳，一路开拓南下而逐渐有统一天下的意向。拓跋珪囿于内部部落势力的强大没有建都邺城，而回平城建立都城。定都平城之初，平城还是一副草原文化的图景。北魏太宗时期着手修建外郭，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城墙的城市。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北魏统治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不断加强，“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平城的规制在吸收华典中也不断完善，成为当时容纳各族的特大城市。孝文帝时期，平城中枢地带出现了许多中原风格的堂宇，平城都市景观展开达到了高潮。

为适应民族融合的趋势以及混一天下的政治愿景，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并亲自指导，对洛阳进行了重新设计。他汲取了盛乐、平城等筑城经验，融合中国传统思想精髓，对洛阳的布局进行了历史性变革。北魏的洛阳东西南北大约20里。分为宫城、内城、外郭三重，城门十三座。宫城以太极殿为中心，南部为衙署、寺庙、庙坛和贵族住宅等，沿中轴线分布，总体体现了择中立宫、左祖右社、官府外设等规制原则。北魏洛阳城最重要的改变是彻底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外郭建坊，每个坊都有围墙。北魏洛阳都城规制号称“标千载之英规”，成为一统天下者最为理想的都城。北周时期对洛阳进行了重新修造，“营洛阳宫，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于汉魏远矣。”

邺南城是东魏、北齐的都城，其规划上则宽章前代，下则摹写洛京。邺南城长方形，龟壳状，中轴线设计进一步凸显，宫城内三朝纵列的布局为后世效法。对之后隋大兴城市的规划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一些规划手法和布局原则为大兴城进一步发扬。南邺城是南北朝时期都城规制的最后总结。

在西晋向东晋过渡的过程中，在汉族内部产生了对于东晋政权的正统性的怀疑。尽管如此，华北汉族士大夫多心系晋家皇族司马睿在江南建立的东晋政权。在经历东汉、曹魏、西晋后，人们长期相信洛阳是中国中心。这种信仰也应用于一套知识。东晋南朝的新天下观的重点是如何建构以建康为中国合法性中心城市。

魏晋南朝建康城的营建，也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认同过程。建康城始于孙权营建建业。229年，孙权以建业为都。建业城设有子城、罗城二重城，城墙周长20里，开有12个城门，城墙为夯土所筑，但城门却以竹篱制成。城市的布局和规模仿照东汉都城洛阳，都城圈内分布着太初宫、昭明宫、南宫、苑城、西苑以及苑路旁的中央官署，部分中央官署分布在白门之外的苑路两侧。苑城正门南出大道约为都城的南北中轴线。

东晋时期建康城形成了郭城、京师城、台城三重城郭布局，中轴线更为明确，两边的礼制建筑空间分布更为分明和有序。东晋台城内有太极殿、徽音殿、含章殿、崇德宫、显阳殿、太仓、尚书下舍等。都城南门朱雀门连接南北中轴线和干道朱雀大街，轴线从朱雀桥达到首牛山，东晋王导将首牛山名为都城双阙，是都城轴线延伸的意象。太极殿是宫城中最为重要的居中宫殿。太极殿前增设院落和门道，这种做法可加强中心建筑的隐秘和安全性，也有南面礼制的含义。建康布局有模仿北方洛阳的因素，但取消了南北宫之制，宫城有内外两重城圈，宫城内外安排帝王及后妃、官署、礼制建筑等层次分明布局有序。刘宋元嘉之后形成了东宫太子之制等对后世影响深远。南朝明堂与太灶、太庙、太学等均沿京师南北中轴御道两侧分布，气势壮观。

十六国时代，东晋政权作为中华文化中心的正统性在北方依然很有影响，如前秦王猛曰：“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直到北齐时期，南方正统地位依然有很大的影响，高欢曰：“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在南方，四川的汉族被京师的人视为夷狄……建康才是中心，而豫章郡、会稽郡都是蛮越之地。建康的规制对周边国家也有影响，“晋建兴中，日南夷帅范稚奴文数商贾，见上国制度，教林邑王范逸起城池楼殿。”

营建以都城为中心的各层级中心城市，固然有很多具体的考虑，但最基本的动因则仍主要是借此以宣示王朝的合法性或正统性权威、突显凌驾于臣民之上的国家权力，并在更大空间范围和社会范围内攫取更多的权力。宫殿是权力的中心，宫殿的建筑和布局体现了权力的分配的关系。

都城规制象征着王朝的正统性，南北政权在以此矜夸的同时，也防止其传播到对方政权。孝文帝为营建洛阳，派李道固、蒋少游出使建康，“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提醒世祖萧赜，蒋少游“必欲模范宫阙”，他认为对此应加以提防：“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魏晋南北朝时期，明堂问题一度引发了南北双方政权的热烈争论，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明堂之制是中国宫殿、宗庙、住宅的理想化的模型。据王国维考证：“明堂之制，本有四屋四堂相背于外，其左右各有个，故亦可谓之十二堂。堂后四室相对于内，中央有太室，是为五室；太室之上，为圆屋以覆之，而出于四屋之上，是为重屋，其中除太室为明堂宗庙特制外、余皆与寻常宫室无异。”北魏明堂的修建是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太和新政的一部分，是汉化的一种象征，对缩小民族情感和增强民族亲和力有着重要作用。为修建明堂，甚至暂停宫城的修建，“营建此构。兴皇代之奇制。”同时，北魏明堂的修建也是与南方争夺正统的一种策略，每次南朝来使，“次祠庙及布政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观视。每使至，宏亲相应接，申以言义。甚重齐人。”可见，在当时南北关于明堂的争论是双方合法性与正统性博弈的一部分。都城规制的传播中不仅有模仿，而且还有对于正统性的争夺，这就导致都城规制传播中不仅有描摹还有创制。

随着北方民族文明融合，“从其他国家迁徙至中国北部的非汉民族超越了一直被强加给自己的‘夷狄’观念，开始主张自身即为‘中华’；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将这些民族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原王朝或正统王朝的主张。”南北朝时，南北政权双方在文化正统问题上不断进行争斗，当南北方和平往来时，双方使者“务以俊乂相夸，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天才地者不得与焉。每梁使至邺，邺下为之倾动，贵盛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城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觇之，一言致胜，澄为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随着南北民族融合的进程，华夷界限也日渐消弭，盱眙太守沈璞到官曰：“所谓同舟而济，胡、越一心者也。”陈后主诏曰：“夷狄吾民，斯事一也。”南朝后期，常有北人南来或者南人北去，彼此往往互相诋毁。但此时吴虏之区分似已由民族与地域概念发展而成南北政治阵营概念。

有学者曾指出在西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民族之间各自存在着自己和他者的严格的区别，各自怀有属于完全不同的集体的强烈意识，相互否定对方，……在这个时期，双方围绕着什么样的人最适合成为中华世界的王者这个问题，意见上针锋相对。但至少到了苻坚时期已经有了初步答案：能统一者为王。苻坚曾对弟弟苻融说：“今四海市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扶，夷狄应和，方将混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可见，混一四海，完成天下统一，是正统政权的职责。

华夏都城的规制宏大壮丽，对于四方极具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历朝历代对都城的选址和修建无不尽心尽善。具有宏大意象的都城规制，对周边民族具有极大吸引力和感召力，从侧面反映了都城规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受到十六国的影响，当时的朝鲜、日本政权皆模仿中华都城规制建都立制，日本将京都比作洛阳，“这关系到‘中华’意识的形成问题。甚至在其根源中还存在魏晋南北朝的人口流动、五胡诸族中中华意识的形成，以及中华化的问题。”中华都城规制对西南、东南诸国的“归化”也有着巨大吸引力：呵罗单国、阇婆婆达国、天竺迦毗黎国、天竺迦毗黎国等以南朝“城郭馆宇，如忉利天宫，宫殿高广，楼阁庄严”，而纷纷表示：“愿见信受，诸有所请，唯愿赐听。”

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在民族融合之上的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了秦汉时期汉民族大一统内涵，是包含了多民族融合下的统一观念。在都城的建筑规制中所包含的华夏为主体的多民族一统意识，在各政权都城规制相互描摹与传播中，超越了“汉化”、“胡化”，随着魏晋南北朝多民族融合的不断发展，成为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起点。

三、余论

在不同文明碰撞融合中，汉家都城规制的正统意蕴逐步为民族政权接受，同时都城规制也不断注入新的文明因素，且成为象征着合法性的符号，它不仅蕴含着传统政治与文化理念，而且也注入了新统治者的政治意识与权力布局。帝国成功的运作，传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城市规制作为政治、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对政权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民族文明融合的演进，民族政权从以汉族都城城市为中心的世界观中摆脱出来，开始形成了新的中华意识，并力图将自己融入到中华文明之中，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了新的定位：勃勃自谓夏后氏之苗裔，自称大夏王。拓跋政权则宣称：“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北魏时期，北方汉族人士已不再将所谓正朔相承或秦皇玉玺看成正统所在的根据，而视定鼎嵩洛，移风易俗，兴复儒教的北魏王朝为正统。

在正统性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从两种政治制度对立、融合到中国再统一的轨迹。在民族融合、中国重新统一的潮流中，永嘉之乱以后与正统性相关联的对立、混乱逐渐被克服。事实上，大部分精英愿意臣服于任何征服者，只要他们能建立起像样的都城，举行祭天仪式，支持国家正统经典研究，并且提供官职与俸禄。通过一个统治者是否能将边缘地区的民族纳入其疆域来判断他的合法性。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规制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思想内涵成为统治者合法性的重要象征。正如司马光所言：“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民族南下，建都立业，吸收中原文明的同时，也将自身文明的因素注入其中，形成了以中轴线布局为基点的三重城郭为特征，单一宫城、坐北向南朝向等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城市规制，反映了时代的特征。都城规制创制，是在当时区域政治中心相互描摹传播中形成的。各政权都城形制的相互摹写与创制，“佐证了中华民族各个族群、各个王朝几千年来在国家认同、历史认同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上的一致性。”城市规制的变迁与传播体现了多民族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逐步形成，为新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3期

转自：“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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