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既往学界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常聚焦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而张东荪另类（alternative）的个案，揭示出这一传播过程的复杂面相。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张东荪起初以为“非常可怕”，而后却对俄国式的革命推崇备至，但他很快便意识到其主义虽好，在中国事实上“不可能”实现，且需防止发生伪劳农主义，最后更进而认定即使是真劳农主义理论上亦“不良好”，前后呈现若合若离的反复。张东荪态度转变的背后有着特定的意图，与思潮升降及派系竞争不无关系。对此问题的辨析，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梳理五四前后张东荪的思想走向，也能推进对社会主义论战的理解。

关键词

张东荪；社会主义论战；俄国道路；布尔什维克主义

在1920年底的社会主义论战中，陈独秀曾选取《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报刊中相关材料转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4号。张东荪看到后提出质疑，认为陈独秀所定“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这一题目“很不切”，应当改为“关于Bolshevism的讨论”，那样“方有集中点”。 1 Bolshevism便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时人常称之为劳农主义，五四学生运动之前曾一度被称为“过激主义”。其实，张东荪稍早前就曾反思为何“总有人来反对我”，他假设如果他之前只是单纯地说“中国现在只宜讲教育与实业”，或者从事实际教育事业，可能“决无人来破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在时评中提出当时中国还“谈不到什么劳农主义”。 2

张东荪是社会主义论战中最为核心的人物，如果他的观察不误，那么不但论战的“集中点”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且论战的起因根本就是他谈布尔什维克主义时的态度。就此而言，对张东荪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关系的辨析，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梳理五四前后张东荪的思想走向，也能推进对社会主义论战的理解。

既往有关张东荪的研究，多注意他对广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传播及态度转变，而对于他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关系，或认为张东荪在五四后大张旗鼓地介绍起社会主义来，原因之一便是“为了防遏所谓‘过激主义’”；或指出他“对苏俄式社会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明确持反对态度”。 3 然而，正如高波所指出，在中国语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俄国道路”的形象本身随着有关苏俄报道的增多而变动，是变量而非常量 4 ；同样，舆论界以及张东荪个人的思想在五四前后也有着急剧变化。而且，即使是同一“防遏”或“反对”，张东荪在不同时期仍有着不同侧重与表现，尤其是反对时的不同说辞，有时甚至比其态度本身更为重要。因此，关于张东荪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认知与态度，不宜静态处理，需要置于苏俄形象、张氏思想及五四思想界三重变动中加以考察与理解。

一 、“非常可怕”的过激主义

在社会主义论战中，有人曾讥笑张东荪对于社会主义，非常喜欢发表“自相矛盾底主张或意见”，并指出从“非常提唱社会主义”，到“极力欢迎资本主义”，再到“自称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前后凡三变。 5 事实上，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张东荪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态度同样有着不小变化甚至反复。

十月革命发生数月后，俄德单独议和告成，张东荪便认为过激派“引其敌为援，以残杀异己，坐享政权”的所作所为，为人道所不容，“必激起反动，干戈相循，无复宁日，卒之精疲力尽，一败涂地”，而“过激派不过作一无耻之迷梦而已”。 6 他即使关注到列宁政府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也以“谬论”视之，认为此“半属社会主义之谬想，而非中乎政理之谈。若俄若爱兰，为此狂澜所卷，吾知其必无好结果”。 7 重复出现且略带诅咒的言辞反映出张东荪对列宁政府初始的敌意。

此时新文化运动虽已展开，但世界主义思潮尚未大张，张东荪仍是在国家主义的框架中思考俄国革命。他显然倾向俄德议和不成，盖他稍早时曾积极倡导对德宣战，在宣战后更主张“宣而战实较优于宣而不战”，且一度认为俄国内乱“更与我以出兵之机会”。 8 而且，当时国内的舆论还处于对德外交的争议中，在此情况下，俄国单独议和，退出战事，以国家言，将有害于中国加入的协约国；以个人言，则不利于张东荪在舆论场中为宣战辩护。换言之，当时张东荪更多从欧洲战局与中国外交的立场衡量俄国革命。这一情况持续到欧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此后俄国的向背已不再能影响战争，而其“主义”的一面更随德奥革命的发生而凸显。

1918年11月，欧战结束，国内舆论空气为之一变 9 ，有关俄国的报道亦有所增加。随着对俄国情形的了解，张东荪开始意识到过激派不只是外交问题，背后有着全世界均需面对的“过激主义”，那就像“西班亚伤风症，流行于全球”，甚至比国际同盟、海上自由、民族自决更为紧要。所以“对于过激主义之侵入”，到底是采取“拒之”抑或“迎之”的态度，就不只是“英日之问题”，乃是“各国所共同之问题”。 10

将“过激主义”比作正在流行的瘟疫本身就足以说明张东荪的态度。在他此一时期的认知中，“俄国过激主义的传染非常可怕”，所以他思考最多的是“有什么法子可以预防”。他虽也意识到“压抑之法必属无效”，却并不愿意“迎”，而是提出“舍调和外无他策”。他提议一方面于“经济制度、社会组织先自改良”，以为釜底抽薪；另方面于“思想研究，致其精微明辨”，使人民能明辨是非，“对于过激之谬说提起正确之舆论以宰制之”，此即“过激主义之稳健化”。而唯一方法则是“社会政策的立法”，就是“拿立法手续来贯彻社会政策”。具体而言，包括“工钱与资本的利息要改良”“奢华品的禁制”“慈善制度”“土地国有”。

此文的副标题为“予之理想国”。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理想国”本身就已受过激主义的暗中影响。在讨论改良工钱与资本利息时，张东荪持论的依据是“现在资本家的利息太厚，劳动家的工钱太薄，因谓这个缘故，所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上起了不平，那个过激派就从这个不平里头发生出来”。虽然还未使用阶级、剩余价值等分析概念，但资本家与劳动家的对举、资本利息的提出，说明他已在劳资对立的前提下思考过激派，背后有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子。事实上，张东荪自己也意识到像土地国有这样的政策便是“社会党的主张”，不过，他特意强调“我的主张与过激主义是根本上相反”，过激主义以为“凡是个人都是平等，所以只有一个阶级”，他则认为“人类的平等不是地位平等，是机会平等”，如果“勉强平等，这是违反自然，就是退化，不是进步了”。他主张人既不能“同在一个阶级”，又“不许阶级的相隔太远”，需要“删去极端的两端，而留存其中间一段”。为了体现与过激主义的区隔，他又补充说明“中间一段的当中还有种种小等差”。此种反复区分甚至有意强调“相反”的意态，最能说明双方实质上的趋近。

进而言之，将“勉强平等”置于人类“退化”之中思考，反映了清末以来进化论的持续影响，同时，也有着张东荪之前所倡导的“贤人政治”的影子。他曾将支配国政之根本原理分为相反的两大论系，即“庸众主义与贤能主义”，前者“以为人类平等”，是“多数决主义”“平等主义”，而后者为“少数决主义”“等级主义”。对于“天然之不平等”，张东荪认为“决不能以遽然之开放矫正之，必先依其差别，设以制限，先于目前期得最大之福利”。 11

然而，要从学理上诟病平等并为等级正名，多少有些逆着新文化运动中所高举的平民主义旗帜之嫌疑，不够政治正确。张东荪当时的“贤人政治”主张就曾广被批评。 12 或是为此，他稍后将平等与向上、自由并列，认为这是人类生存之“三大要素”，应平衡实现，以此取代了平等主义与等级主义抑此扬彼的对举。如此，社会主义“勉强平等”的缺点便具化为“只看见平等受了向上、自由的压迫，所以专向平等方面去主张，主张到了极端，就是过激派”，即平等压迫向上、自由。 13

有意思的是，两个多月后，张东荪又调整论述。1919年4月，《顺天时报》有社论将俄国过激主义与“英美及其他各国所唱之社会主义劳动主义”做了区分，后者“极为稳健”，而过激派则是“无资产阶级之人民，欲压倒资产阶级之人民”。 14 张东荪将此解读为“现在状态是有产阶级握政权，过激主义改为无产阶级握政权”，并进而推论：“过激主义近于所谓Syndieatism（劳动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大不相同”，因“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平等，而过激主义仍是不平等”。 15

相比于之前主张用“社会政策的立法”来预防过激主义，张东荪此时已意识到“社会主义合社会政策又大不相同。社会主义是主张无阶级，社会政策是仍维持现在的各阶级”，而在“社会状态已经破坏”的国家，已经“不是应当采取社会主义与否的问题，乃是若何推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他心中，中国的社会状态显然已破坏，所以他坦言已经“狠承认社会主义的理由充足”，所踌躇的仅是一旦涉及“实际上执行的地方，便觉层层困难，种种牵制”。质言之，在此两个月中，张东荪的思想倾向已由社会政策转向社会主义。然而，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虽好转，但对过激主义的敌意仍未根本改变，为化解此种紧张，他特意区分了社会主义与过激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化除阶级，变为无阶级；过激主义是颠倒阶级，使本来在上的阶级退而在下，本来在下的阶级升而在上”。由此看来，“过激主义是颠覆现社会，不是改造现社会”。

张东荪对过激主义的两次评论前后相距不到三个月，但论述的逻辑却有了极大转变。首先，在之前的论述中，过激主义是社会主义“主张到了极端”的表现，仍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而在后面的论述中，却强调两者“大不相同”，是平等与不平等的对立。其次，对过激主义批评时的用词，之前是批评其“勉强平等”，后来批评其“仍是不平等”，前后表述颇为矛盾。从张东荪认知的改变可以看出，随着过激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其所呈现的内容逐渐清晰，却反映着张东荪内心的紧张。在调整后的表述中，社会主义与平等都有了正面的含义，而过激主义既不是社会主义，又不是“平等”，甚至都不算是“改造”社会，几乎与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切正面价值无缘。

张东荪虽暗中受过激主义影响却仍要声明“根本上相反”的行为，以及不惜通过繁复的论述将社会主义、平等、改造等他所认可的特质从过激主义中剥离的努力，说明他的感情上确实“非常害怕”过激主义。同时，他一系列不无矛盾的表述恰折射出在时人的一般认知中，社会主义、平等、改造正是过激主义的重要特质，而当这些特质在张东荪的认知中一一正面化之后，过激主义的负面形象又能保持多久？随着时代氛围的转变，张东荪对过激主义的观感逐渐转向正面，区分出在俄国真实发生且大放异彩的“真劳农主义”，以及在中国可能将要发生而必须避免的“伪劳农主义”。

二 、“大放异彩”的俄国式革命

欧战结束后，趋新的思想界纷纷颂扬俄国革命的划时代意义。罗家伦不无激动地欢呼道：“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 16 随后，李大钊更明确指出这是Bolshevism的胜利，并立场鲜明地认为对于“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 17 就此而言，张东荪那种对过激主义的负面观感在五四思想界并不具有代表性。

不过，与趋新思想界不同，北洋当局对过激主义的态度仍是严密防范。1919年3月，政府当局“为思患预防计”，“迭电通饬各省严密防范”过激主义。 18 胡适就注意到过激主义已成为“官场所惯用的‘过激主义’”。 19 而且，有人更指出，那“与政府有关系的人”，因为“怕过激主义过甚”，看到“几篇思想新一点、议论希奇一点的文字”，便“动辄拿来安在不相干的人身上”。 20

胡适等人的观察并不能说明当时中国只有官场害怕、痛骂过激主义，但他们的表述揭示出趋新思想界的整体倾向。可以说，对过激主义迎拒态度的不同，正逐渐成为朝野、新旧的对立点。

更重要的是，张东荪自己的思想在五四前后也有极大变动。 21 他在1918年初尚坚持“不可轻施革命之行动”的看法，因为“革命者，乱而已，无所谓革政也，无所谓利民也” 22 ；到年底已转变态度，认为北方当局种种所为，即使没有解散国会，也“应该革他的命”，“专从政治上求个彻底的根本解决”，并且“现在正是个好机会”。 23 从反对革命到倡导革命，从政治革命到制度革命，张东荪的思想不断激进化，已坚决地立于北方当局的对立面。在此种语境下，他若仍抱持防遏过激主义的态度，难免有些欲说还休。因此，即使他与当局同样“很怕”过激主义，他仍要声明“不以当局的怕过激派为然” 24 ，最能表现其与当局不两立却又与之同一态度的两难情状。

正是在走向革命的过程中，张东荪对过激主义的观感逐渐转变，而列宁政府的革命举动，也日益成为他革命倾向的思想资源。1918年底南北议和时，蓝公武就曾警告南北双方，说：“要是你们依然抱着这平分家私的念头”，中国人“总有一天跟着俄国过激派学一些乖，来跟你们算账，且自等着。” 25 与蓝公武相似，1919年4月，张东荪警告“当道的衮衮诸公”，如果“官僚军阀富人三个合作一体”，“过激派必就在内部里发生出来”；反之，只要人民各有安乐的生活，“大可不必防范”过激派。 26 上述评论借过激主义警告南北当局，都是有所为之言，但如此表述，不仅将过激主义当作南北当局的对立面，且无形中已视其为根本解决时局的潜在途径。

在此思路下，张东荪逐渐肯定过激主义。1919年5月，在对南北议和失望后，他呼吁创造一个“青年政府”以代替现存的南北“木乃伊政府”，且可以“不问他是合法是不合法”，因为“俄国的列宁政府又未尝依据成法组织呢！所以斤斤于合法违法的问题，仍旧是旧头脑，不适于现在的新世界了”。 27 列宁政府“不合法”的组织方式已成为代替南北政府时可以效法的选项，反对者反而成了“旧头脑”。

稍后，张东荪又将革新运动分为俄国式与中国式，而“中国式是最坏的”，俄国式则不然，革命时“便无条件的反对到底”，他将之归因于俄国人的性格“太爽快了”，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去改革一番”，并感叹“这种彻底的精神真可令人佩服”，甚至呼吁“中国人从今天起应当学一学俄国人，务必减少迁就的习惯，而增高爽快的性格，否则改革的事业是永无成功的了”。 28

这样的主张背后有着特定的时代议题，那便是如何改造中国。张东荪总结中国改革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中国人太迁就了，“始终没有彻底的改革”。他当时主张整体改造的“总解决”，列宁政府彻底的、“快刀斩乱麻”的拆旧房子式的革命方式为他提供了思想资源。上述正面表述看似零碎，且都有着具体的现实针对，但频繁的、零碎的正面表述，有意无意中透露出感性的整体观感。

上文曾提及罗家伦、李大钊等在1918年底1919年初便将俄国式革命与法国式革命并举，来颂扬俄国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而张东荪直到1919年8月才有类似表达，他说：

革新运动本来有英国式与法国式的区别，现在添了一个俄国式，大放异彩，真是革新方法的一个新纪元了。

并“希望大家对于俄国式有些感动”。俄国式成为英国式、法国式之后最新的革新方法，且标志着一个新纪元，无疑已是理论层面的整体推崇。

而且，张东荪当时论述新思想时，所举的例子便是社会主义，并特意注明是“马克司主义”，“从经济分配着想，做成俄罗斯过激派的状态，这也是新思想的表现”。 29 如果考虑到当时“新思想”那不可动摇的地位，更能明了将过激派视为“新思想的表现”之意味深长。有意思的是，此时过激主义又成了社会主义，且又是“非阶级主义”“平等主义”，张东荪无疑放弃了之前将“社会主义”“平等”“改造”等特质从过激主义中剥离的努力。

事实上，此前张东荪讨论对国会政治的态度时，便说“俄之过激主义宁采武力政策，而不取代议制度，则思想之大势可知矣”。 30 以过激主义来表征“思想之大势”，已初见整体肯定的端倪；而在之后解释“社会变化”时又说“必待新思想发为事实，如马克思之宣言成为俄之广义派政府，始足为社会之变化” 31 ，同样视俄国政府为新思想发为事实的表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东荪此时以中性的“广义派政府”代替负面的“过激派政府”；稍后他在负面意义上使用“过激派”一词时，更注明那“不是波尔锡维克的意思” 32 ，象征着他对布尔什维克态度转变的完成。

三、 “防御伪过激派”与谈不谈社会主义

1918年底时，罗家伦虽对俄国式的革命推崇备至，但仍认为这样的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狠”，盖中国“普通人民，一点智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明其妙的照他人榜模做起来”，很可能“成了生番的世界”。罗家伦那时相信中国一定会被俄国式的“新潮卷去”，只不过人民智识不足，故呼吁要“预先筹备应付这潮流的法子”，预备的方式之一便是平民“都受教育”，而“兵工尤其紧要”。 33

张东荪在1919年初时对过激主义还倾向整体否定，不过，与罗家伦相似，他也将国内与国外区分对待，声明自己“过激主义之稳健化”的主张是针对欧美，“皆非所语于中国”，因为“中国人民程度太低”，故“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 34 在张东荪对过激主义的态度整体偏负面时，其主张比较确定，即以预防为主。然而，随着他态度转趋正面，如何对待过激主义又成了新问题。按常理说，既然俄国革命是“革新方法的一个新纪元”，那便没有拒绝的道理，爽快加入列宁式“改造世界的大运动”即可。但正如罗家伦所担忧，程度不足的中国若模仿俄国，会不会“成了生番的世界”？

与罗家伦、张东荪的担忧不同，对于过激主义传入中国一事，也有人认为“一点也用不着怕”，原因是中国尚未达到发生过激主义的条件，因为“布尔色维克所以发生的原因和成立的要件，完全由于工人对资本家，农夫对地主的不平”，而“像中国这样工业幼稚的国家，并且大地主跋扈也没有从前俄国那样利害”，并不会发生过激主义。张东荪的一位友人基本同意这一观点，说：“这个道理，我是承认的”，盖“中国今天这样智识程度、经济程度都极幼稚的时代，要想使多数的人，明白经济学上生产分配的道理，已经是狠不容易的，那里会有正确的布尔色维克发生呢？” 35

哪里有“正确的布尔色维克发生”的疑问提示出“错误的布尔色维克”之可能存在。张东荪的那位友人进而解释，当时捣乱中国的，是“士农工商而外的一个无业阶级的游民”，如果万一“布尔色维克的思想侵到了他们这个阶级里面”，他们“挂上布尔色维克的假面，干他野蛮掠夺的勾当，那危险的境象恐怕比俄国还要加上几倍”。张东荪评价说他朋友的议论“可算透彻极了”，并做了真过激派与伪过激派的区分。他说：

记者虽然不以当局的怕过激派为然，但是记者也狠怕这个现象，因为中国若是有了过激派，必定不是真过激派（Real bolsheviki），而是伪过激派（False bolsheviki）。

张东荪内心的“非常可怕”其实有着延续的一面，只不过他此前怕的是“真过激主义”，而随着态度的转变，对过激主义已认为“可以不必怕他” 36 ，如今是“真过激派决不可怕，那伪过激派实在可怕得狠”。 37 同时，“伪过激派”的提出也让他得以与当局有所区别，即双方害怕的对象真假有别，则害怕的正当与否亦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张东荪的朋友与他所转引的那位时人所依据的道理其实未必相同，后者主要从经济层面思考，更接近马克思的阶段说，即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才能发生；但他友人有意无意在“经济程度”之前加上了“智识程度”，侧重已有所偏离。次日，张东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认为俄国真过激派发生的“两个要素都是中国所向来没有的”。第一是“俄国过激派主义是主张共产”，而共产的实行需要“利他性的发展”，但“中国社会最缺少的就是利他性”，所以“决不能行共产主义，因为中国人的利己心太发达了”；第二是“俄国过激派的行为是有组织的”，而中国最无组织，“乃是一团散沙”。因此，他认为当时“中国决不会发生真的过激派，若要有了，也必定是伪的过激派”，且那伪过激派“一定会发生”，而“防御伪过激派是我们国民的责任”。他特别注明“社会上学商工三界（就是各界除兵外），都负这个责任”。

张东荪所说“利他性”“组织”两个要素，全是人的因素，完全没有了“经济程度”的位置。换言之，对于中国因程度不足，故不会发生“真过激派”的观点，他大致接受，但到底是经济程度不足抑或智识程度不足，却各有侧重，故其所形成的对策又根本不同。

1919年底，张东荪总结时人反对谈社会主义的理由，正是“中国的情形与外国的情形，绝对不同”，第一“中国没有经过大战，经济组织，没有紊乱”；第二“中国产业不兴，贫民但求有工可做，不求与富翁平等”；第三“中国政治革命还没有做好，如何能越阶而谈社会革命？”对于反对者而言，社会主义是改造经济制度的学说，故“经济程度”不足则不必也不能发生社会革命，谈社会主义可能引发伪过激派。然而，对于张东荪而言，与其说社会主义是“偏于物质方面的制度改造，毋宁说他是偏于精神方面的生命改造”。他解释说：欧战之后，西方的“社会组织与经济制度固然是摇动了”，但社会主义“却不是专门医治这种摇动的妙药”，而是一种“普通的滋补药品”，因此“勿论什么人，都可吃得的，不限于特别一种病人，方可以服吞”。张东荪之所以倡导“今天讲社会主义”，是为了“改良现社会的道德”，“铲除拜金主义，扑灭侈奢，限制个人自由，反对快乐主义，也就是提倡互助、协劳、牺牲、公正、高尚”，是为未来“预备造成一个新世界”，做“总解决的预备”。 38 质言之，张东荪看重的不是先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然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认为“必定有了社会主义的道德，方能行社会主义的制度”。 39 在此基础上，他才推论出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文化运动，强调要“启发下级社会的知识和道德” 40 ，以解决“中国人民程度太低”的困局。

“防御伪过激派”是张东荪此一时期思考的重心之一。他深信外界所说“中国有了多数派也必和俄国的不同”，尤其是“一旦多数主义得势”，张作霖、杨以德之类军阀将挂上“多数党的招牌”，所以强调必“先把冒牌的路一概杜绝方好”。 41 虽然有此担心，张东荪仍主张高谈社会主义。当有人质问“今天要讲社会主义，必定引起一群流氓，借了共产的名义去做掠夺的勾当”时，张东荪反驳说这“决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提倡”，乃是因为“在这个普遍的生活困难状态下，无论什么主义必定都变了抢饭吃的手段，不单是社会主义有这种危险的”。 42

概言之，在张东荪此一时期的思维中，伪过激派的发生主要由于经济困难，而不是谈社会主义；相反，谈社会主义不仅不会引发伪过激派，而且正是“防御伪过激派”的手段。然而，这样的认知在1920年夏秋间发生了巨大转变。“防御伪过激派”的思虑仍在，张东荪却从倡导谈社会主义，转变为反对谈社会主义。正是这一转变引起了社会主义论战。

张东荪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梁启超从欧洲归国后，张东荪不得不听“将令”。茅盾便注意到，他之所以“议论大变，判若两人”，是因为“张已得随梁任公游欧之某某函告，彼等一系之政治立场及文化工作方策，经已决定如何如何，张不能不改变论调”。 43 其二是1920年早期中共党组织已逐渐成立并开展工作。张东荪本是筹备组党的参与者，但他以谈社会主义来提高人民程度的设想，与陈独秀等人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组织工人运动的决定有着“坐而言”与“起而行”的根本差别。他在1950年代做检讨时曾坦言自己原本“与陈独秀有往来，后来因为罢工问题”才“与他起了争执”，这是他“反马列主义的开始”。 44

论战的直接起因是张东荪1920年12月所写的一则时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他在时评中借舒新城的话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当时“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因此，“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那便是以“开发实业”来“增加富力”，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 45

“中国处处都不够”的说法看似是对之前程度不足说的延续，实则有着从侧重精神方面——“利他性”“组织”“道德”到侧重物质方面——“贫乏”的转换；解决的方案则从“讲社会主义”以“改良现社会的道德”，转到开发实业以救贫乏，而且反对“空谈主义”。从表面看来，张东荪越来越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但从精神转向物质，又有着逐渐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一面。此种转变的一个关键点便是他将谈主义者与伪劳农主义的发生关联起来，而“防御伪过激派”的手段就变成了不谈真劳农主义。

张东荪认为，在中国“民不聊生之际”，可能“将有一种伪过激主义出现”。他提醒说：“现在中国之内地遍地皆兵遍地皆匪，以言建设劳动者阶级的国家，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止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46 这就“好像晒干了的薪，一点火即大烧起来”。因此，“谈主义便不能不慎重”，即“不能不对于火柴的抛下加以检点”，因为“往往随便说一句话，而他人听了便发生很大的风波”。张东荪虽有时说“对于伪劳农革命的发生，既不当赞助，亦无法阻止，却不可不表明这事与我们无干系”，但内心希望“幸免总是好的”。 47

或是出于“表明这事与我们无干系”，或是试图“幸免”于伪劳农主义的发生，张东荪已计划放弃此前高谈社会主义的举措，转而从事教育事业、译书著书、研究一二门哲学，总之，“决不为政论，亦不为社会运动，颇思静观世变”。 48 盖在他看来，“在此种具有不能产生真社会主义而又易于产生伪社会主义之条件之时代中，止可冷静研究，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他更号召社会主义者需要有“极长期之耐性” 49 ，因为纵使“极力鼓吹劳农主义亦不过引起一个伪劳动革命”。 50 其所担心的正是“意在造真而竟成伪”。 51

张东荪在1919年底还认为即使发生伪过激派也“决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提倡”，此时则显然已认为谈主义正是引发“大烧起来”的火柴。实际上，他或许正是在参与筹备组党的过程中看到“大烧起来”的可能，才转而趋于慎重。随后他对陈独秀解释所谓“长期忍耐”，就是“不赞成在最近的未来酿造伪劳农革命出来”。他自己“不愿负引诱伪劳农革命的责任”，所以才说“宣传可以少做”，但“愿负引诱伪劳农革命的尽去宣传”。 52

对于宣传真劳农主义之所以会“引诱伪劳农革命”，张东荪解释说：工人、农民、商人对于“劳农主义的宣传”听了都不要紧，但“独是兵与寄生阶级之贫困者一听便可入几分”，而“变化的招牌最可利用者”莫若劳农主义，于是有“伪劳农主义出现”。他进而指出，此种“假借名义”，有些党人已在从事，他们“一面干护法分脏的勾当，一面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因为“这是世界的新潮，可以骇倒一切。况且这个主义究竟没有试验过，一班人心容易倾向”。故在他看来，“宣传社会主义、劳农主义，并进一步组织团体”，便是“制造伪劳农革命”。 53 他甚至认为当时“兴高采烈而谈劳农主义的人十之八九是假的”。 54 由谈劳农主义“引诱伪劳农革命”是一回事，将当时“兴高采烈而谈劳农主义”者本身说成是假的，则是更严重的指责。正是此种指责，激怒了一众国民党人及早期共产主义者。

张东荪此种思想转变无疑与“梁启超系”的整体主张逐渐趋近。梁启超就认为，当时“执共产主义以告任何阶级之人，未必能信受”，即使信受，也“未必能奉行”。只有以之“语半兵半匪之军队，则彼可以‘闻斯行诸不俟终日’”。他举当时高阳兵变、宜昌兵变为例，都是“籍市民之产而朋分之”，如果军队假借社会运动之名义，而自谓“吾为实行共产主义来也”，则不仅玷污共产主义之名义，也将瘵丧国家元气。 55

张东荪将劳农主义之所以使人“容易倾向”归因于“究竟没有试验过”，但实际上，劳农主义在当时思想界的魔力恰恰在于它正在俄国试验。这也是他的论战对手最有力的论据。如张东荪强调经济发展程度不足时，李达就质问：“英美的资本制度比俄国的要发达得十数倍”，那“何以社会革命不在英美两国发生，反在俄国实现呢？” 56 俄国作为落后者，反先英美实现“社会革命”，这给予近代以来身处落后挨打局面中的中国人以无限希望。李季便说：“中国虽事事落在人家的后面，然只要认定目标，急起直追，未见得不能和各先进国并驾齐驱，也未见得不能出乎他们之上”。他所依据的先例便是“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后于英、法、德等国，而他的实行社会主义，却先于诸国”。 57

在认同劳农主义的前提下，要反对谈劳农主义，多少有些勉为其难。邵力子就直接反驳说：“东荪真忧虑那‘伪劳动革命’的发生，便该努力说明社会主义底真意义，使伪者无从假托。”而假设真有“伪劳动革命”发生，那也必定是“因为没人‘极力鼓吹主义’的缘故，因为有主义便真，无主义便伪”。 58 张东荪的老友蓝公武也对“引诱伪劳农革命”的说辞不以为然，认为“提倡社会主义和伪劳农主义发生，是绝不相干的。我们只问他是不是，未来的恐惧用不着预为担忧的”。 59 而陈独秀同样质问，如果真如张东荪“所料伪的必然发生，只有赶快努力宣传那真的来纠正他，岂是颟顸官僚的闭关政策所能了事的吗”？ 60 这其实逼迫着张东荪表态劳农主义在理论上到底是与不是。

四 、从事实上的不可能到理论上的不良好

1920年底，罗素正在中国讲学，他在北京的演讲中提到，“对于中国改良的方法，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因首先当“开发中国财源”，且“应该从教育入手”，先“把人民智识增高，到那个时候，再采用社会主义；若未到这种程度，即行采用，如俄国今日大多数人民智识尚未发达，一旦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终不免于失败”。 61 这一观点正呼应了张东荪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中所提出的中国处处都不够故“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的主张；而张东荪的言论之所以激起如此巨大反响，也与他得到了来自西方的罗素的背书有关，以至于陈独秀必须写信向罗素求证是不是“别人弄错了”。 62

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张东荪虽反对宣传劳农主义，但对劳农主义本身，却总有些欲言又止。罗素曾在《游俄之感想》一文中提到对共产主义的怀疑，说他在俄国“与一班深信共产主义之人来往”之后，“不惟不信共产主义，即凡人类所最崇仰与冒苦而求之一切信条吾亦不敢相信”。张东荪听后，“本来潜伏在心中的怀疑态度便发了出来”。罗素的“不信共产主义”多少有些理论意味，张东荪转述此段文字也未必无此意，但他特意强调那是“对于实行上怀疑，不涉于原理”，只不过是像罗素在北京演讲所说那样“暂不以社会主义赠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即实行社会主义必没好结果”。此外，当有人提出“暂时用狄克推多制贯彻劳农主义”时，张东荪也未“从理论上去反对”，仅强调“只须从事实上把中国一看，便知其不可能了”。 63

张东荪进而系统总结当时中国“不可能”之四大原因，即“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所以即使有人热心社会主义运动，也“只能缩短程途，而断不能一跃而跻”，即中国离“真正劳动者的国家之组织尚早”。 64 他在答复陈独秀的质问时也说：“在这种现状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省与县）绝对不会变成强有力；政府而不能强有力，则劳农主义永远不能实行。” 65 实际上，这样的文字在张东荪前后的论述中所在多有，一则说“真正之劳农主义决不能实行” 66 ，再则说“吾国于十年内决无建立真正劳农国之可能”。 67 其立论多侧重于中国程度不足，即事实上的不可能，而有意无意回避了对劳农主义价值上的判断。正如他对陈独秀所强调的，他的“讨论不是理论上良否的问题，乃是事实上可能与否的问题”。 68 李达将此总结为“他们不说中国人要准备知识，学会了社会主义，好行社会革命；便说要助长资本主义的发达好谈社会主义”，批评其“似是而非”“淆惑人心”。 69

不过，当时张东荪内心或许本就有着矛盾。他一面说，不患劳农主义“不实现，而只患他实现得太早”，似乎表明对于劳农主义本身并不反对，反对的只是“一跃而跻”；但他又说，罗素“在俄国很受劳农政府的优待，但是他为真理的缘故，他仍旧说劳农政府的办法是不合理的”，因此称赞罗素为“真是个有良心的学者”，好像又倾向劳农政府的所为不合真理。 70 所以邵力子讽刺其“明明反对这件事，却不肯直截痛快地掊击，一定要用‘欲抑先扬’底方法”。 71

总之，在社会主义论战之初，张东荪并不明确否认劳农主义，只不过不赞成立刻采取急进的方式。不过，从论战开始，张东荪就面临着表态的压力。陈望道质问张东荪“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难道“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 72 与陈望道相似，邵力子断言：“开发实业只能在两种主义之下，一种即社会主义，一种即资本主义，没有第三条路。东荪既以为谈社会主义无结果，则和鼓吹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分别呢？”他并提醒张东荪“应认定这一点是辨论的焦点，此外都是横生枝节”。 73 陈独秀更直截了当地说：“资本主义果然是好的，无论中外都应该欢迎；若是坏的，无论中外都应该反对。” 74

面对如此质问，张东荪确实稍显进退两难。当时受张东荪之邀代理《时事新报》主笔的沈雁冰试图为其辩护，指出“提高民智、开发民财可以不一定用资本主义，而且办实业不是拥护资本主义”，对于具体“用”什么和“拥护”什么并未明言。 75 张东荪在开始时则指出“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然不以资本主义之方法决不能竞存于现在经济制度之下”，实际上仍是承认用资本主义之方法，只不过稍做限定，是“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 76

在1920年前后，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已取得某种“政治正确”的地位，几乎没有讨论余地，更不能以反对者的姿态来讨论。张东荪即使加上了“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的限定，仍显无力。故他很快调整表述，指出“开〔发〕实业之法，不外私人企业（即资本家）与共同企业（即协社Cooperative society）” 77 ；又说“增加富力的方法，或用Cooperation或用资本主义，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 78 在资本主义之外，又多了“共同企业”的选择。

面对陈独秀等人的步步紧逼，张东荪在避而不答后反守为攻，追问陈独秀到底是“赞成政府开发实业乎，抑赞成劳动者开发实业”，他认为“开发实业止有政府、资本家与劳动者三途”。他自己“以为论理当为劳动者开发实业”，但在“劳动者急切不能自起”之时，“无法阻止资本家之开发实业”，所以只能暂时“听资本家开发实业，将来归劳动者开发实业”。张东荪假设，如果陈独秀“主张亦为劳动者开发实业，然以不能立刻实行之故，终须与我同归一结论，吾两人完全相同，无所用争”；如果陈独秀“主张政府开发实业，故先造成劳农政府，则先生与我根本不同”。 79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辩框架内，陈独秀他们几乎立于不败之地，盖在当时的时代风气中，社会主义“差不多是天经地义，凡属头脑清楚点的，决不会反对”。 80 张东荪引入协社，同时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通过政府、资本家、劳动者三者的重构，转化成政府与社会的对峙。在新关系中，张东荪立于社会一边，而主张劳农革命的陈独秀反处于社会对立面的政府一边。也正是在这一新的表述中，张东荪清晰地将自己放在了与劳农主义“根本不同”的一边。

实际上，张东荪对劳农主义首先表现出不解或不满的，是在政治的“集权”方面。1919年9月，他对过激主义已整体肯定，但对列宁所提出的“民会的平民政治（Soviet Democracy）与个人运用专断权没有丝毫的矛盾”不解，连连表示“真是个奇怪现象”，“真是一个奇怪事情”，最后他虽认为“有了指导的人，必定可以增进政治的效率”这类议论“都含有一部分的真理，也不可一概抹煞”，但仍表明他“不以为然”。 81 同时，对于俄国实行的苏维埃制度，张东荪认为“索维脱之制度虽新，而其精神则未尝新，且其间仅经济部分有变化，而于政治原理并无新发见”，主张“除经济部分外，当取美与瑞士之直接民治制”。 82 而在社会主义论战开始后，张东荪更明确表示“不赞成狄克推多”。 83

对于劳农主义，当时张东荪尚试图将经济与政治区别对待，但很快又因政治上的“专断”连带影响到对经济体制的判断。他借罗素《广义派之理论与实际》一书批评劳农主义者“止侧重于物质上之分配不均，而忽于人性之锻炼”，但同时强调如果“欲取专断制”勉强解决“物质上不均之问题”，“其遗害必为无穷”。故他总结自己在政治方面不但“于事实上反对俄制，且即于理论上亦反对俄制”。 84 他反对的核心是国家发展不应以国家（政治）支配经济（社会），即“反对国有主义”。

数月之后，他又重申，对于劳农主义所包含的“产业国有主义”，“既可由事实方面证明其不可能，复由理论方面断定其不良好”。就前者言，“恃一党之力，藉政治之权，谓能随意支配经济，使其进步迅速如飞，在理想之梦诚有之，在事实上则迄今未尝一见”；就后者言，“此种梦理不但不能见于现实，即强为之，亦徒增人类之纷纠，而结果仍等于零，盖此种思想即类于国家主义之思想，乃旧思想之余滓，而非新思想之曙光也”。所以在他看来，“有人想以纯粹集权的劳农制推行于中国，实可谓太不知国情了”，甚至不无诛心地认为“今国内主张劳农专政主张国有主义者，大抵希图以此法而享得‘现在资本家所享权利’”，故而表态自己“极端反对国有实业，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盖国有主义即“政府所有主义”，“必使全国之人群起而争执政柄，一旦执政，则大权在握，黑暗更甚”。 85

前文已经提及，在一年多前，张东荪论证过激主义是“新思想的表现”，而此时重新将其归为“旧思想之余滓”。稍后，他在评价《工业的心理问题序论》一书时，引用书中文句批评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其缺点“就是一切事业都归于国家”，但是国家官吏“必死守法律以自保障，对于公众利益较资本家之最坏者尚少同情”。他对此观点推崇备至，称“著者此言真是精透”。而且他紧接着说：

我这粗笨的脑子始终想不出何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官吏能比私有产业的资本家好，所以我对于各种社会主义，以为何种应取，暂且缓谈，而先谈应排斥的，便是国家社会主义。 86

在其分类中，布尔什维克主义正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这实际上是主张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可以暂缓取舍，而先将劳农主义排斥在外。

颇为吊诡的是，劳农主义曾一度为张东荪推崇，甚至成为其解决中国时局的重要选项，但当共产主义运动正式开始之后，其他诸多社会主义流派仍有讨论、参酌余地，劳农主义却成了张东荪首先要排斥的对象。一年后梁启超也直言，“社会主义，在中国恐不易实行”，在当时还只是一种理想，比较能仿行的是“社会民主党主义”，不过对于“劳农政府之由一二人操纵专制”则“根本反对”。 87 在此后的数年中，防止中国成为苏俄式的劳农政府，成为“梁启超系”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五 、结论

在1920年代之初，由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所带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迅速成为中国新思想潮流中新的核心议题之一，在当时的言论界，几乎每个人都要掂量自己与它的关系，成为它的“正信者”“半信者”或反对者。 88 而对五四思想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张东荪曾在短时间内徘徊、反复于三种身份之中。

以往学界研究多聚焦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张东荪另类（alternative）的个案，或许有助于呈现这一传播过程的复杂面相，也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主义论战那由“‘正信者’与‘半信者’合奏而成的乐章”。进而言之，张东荪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态度前后虽呈现若合若离的暧昧、含混与反复，但若仔细辨析他言说背后的底色，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仍若隐若现，只不过更多以非整体性的“断片”形式，有如分子扩散般渗入其中。甚至在他以劳农主义的反对者姿态出现时，他仍要以马克思主义之学说为论据，认为“这个阶段的原理本是马克思教我们的”，故“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 89 反而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 90 这样一种缠绕中的反差，形成了社会主义论战中双方争相引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奇特现象。

同时，在社会主义、劳农主义“可以骇倒一切”的时代氛围下，张东荪即使要表示反对，也不再能以资本主义或“浑朴的趋向”为号召，而只能以比马克思主义更“晚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不是因为主张基尔特主义才反对布尔雪维克主义，我们乃是因为看见布尔雪维克主义实在不行，所以才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 91 盖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即使是反对者，也需要“跟”而后反。此种亦跟亦反的状态既是风气形成之后的表象，其实也是风气形成过程之中的动力。故就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传播言，不仅是真正的信仰者或研究者传播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者的言说也可能先已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在论辩往还中，常有意无意地使用着它的核心概念或价值判断，成为思潮扩散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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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月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五四时期基尔特社会主义史料整理与研究”（22BZS122）

转自：“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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