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俄罗斯文学一直有着独特的文化地位，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阅读、阐释、认知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反思、再读、重构的过程。

2023年5月18日，清华大学图书馆邺架轩体验书店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邀请《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一书作者张建华做客邺架轩，聚焦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对俄国文坛上的双子星，讲述了两位伟大作家在世界文坛上的贡献与成就及其文学书写中的共性与差异，进而通过他们的文学表达展开到俄罗斯文学深厚的宗教意识。

今日特推送张建华先生此次活动的现场实录，他通过俄罗斯文学史上的文学巨星窥见俄罗斯民族的内心世界，进而引导我们领略别样的人生世相、人性百态、灵魂奇观。

张 建 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长青学者”，作协会员，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俄罗斯文学、语言、文化的教学、研究和翻译。主编《现代俄汉双解字典》，出版有《新时期俄罗斯小说研究（1985—2015）》《托尔斯泰画传》《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与流派》《无望的逃离》《回到潘日鲁德》等著译作10余种。

“玫瑰色的宗教”思想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丨张建华

陀思妥耶夫斯基

列夫·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两个人不仅蜚声文坛，他们的名字对于大众读者也都是如雷贯耳。在俄罗斯文学黄金世纪的百年中我之所以挑出这两个作家，有两个原因。

第一，乔治·斯坦纳说，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出现过三个最辉煌的阶段：古希腊时期、莎士比亚时代和19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文学。它们分别代表了各自时代最为成熟的文学的思想观念和审美形态，对人类思想、精神、文明、社会进步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而在第三个阶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无疑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巅峰。

第二，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文坛，包括中国文坛在内，一度出现了“扬陀抑托”的价值迷失。在后现代主义思想漫溢的当时，文学批评冷落宏大叙事，崇尚先锋写作，摒弃现实主义，崇尚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贬斥理性主义，张扬非理性主义。一批作家和评论家以各种方式来表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情和喜爱，对“过了时的”托尔斯泰却颇有微词。公正地说，两个作家同样伟大。我在《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中讲了，在视野的全面性和表现力方面，两位大师都有出类拔萃的建树，两人都是思想巨擘、文学巨擘，在地位上并不存在高低之分，他们就像两颗比邻的行星，大小相当、难分伯仲。他们永远都是俄罗斯文学，乃至19世纪世界文学当中不可分离的两极，剥离其中的任何一极，俄国人文思想都会是破碎的，世界文学也不可能是完整的。这就是我今天要选这个题目的原因。

张建华《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三联书店2023年

我今天的交流分三个部分，一是讲这两位作家在世界文坛上的贡献和成就，二是两人在文学创作上的异同，三是两位作家在宗教思想上的异同。

作者张建华先生在活动现场

01

贡献与成就

大家都不否认一个事实，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思想家和艺术家，兼有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品格。对他们而言，文学书写和思想演说是共生共存、水乳交融的。成就这两个人生命辉煌的首先是艺术家，今天我们阅读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评论文章时，更多读到的是对他们思想的分析和研究，但他们首先是艺术家，是作家，其次才是思想家。他们在文学创作当中首先要表达的是生活的、精神的、灵魂的、存在的审美诗意，然后才是他们的思想，对生命的、宗教的、人性的、人类的不凡思考。

托尔斯泰贵族出身，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平民，出身不同的两人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对一切既有的权威都能从本能上予以始终不渝的抗拒和反叛，这使他们能够自发地移情于弱者、社会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者。还有一点是他们的创作都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这是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赫尔岑在三卷本的《往事与随想》中高度赞赏两位作家罕见的自由个性：“沉浸在自我之中，不仅需要心灵非常深邃，足以随时自由潜隐，而且还需要具备独立自主、巍然不动的惊人力量。在卑鄙龌龊、沉闷窒息，没有出路的环境当中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是不多见的。”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为精神典范，指出他们代表了俄罗斯里的文化精英。他们两人在世界文坛上的辉煌成就和卓越贡献很多，在这里我只谈两点。

史诗和悲剧传统的复活

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后，世界文学最为辉煌的两大题材——史诗和悲剧走向了衰落。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现代小说，在观念上是世俗的，在方法上是理性的，在语境上是社会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里中产阶级市民的一种消遣方式，小说主要为了满足这些人茶余饭后的阅读欣赏需求。当然小说还是一面镜子，它向读者映照了当时那个历史时代的的社会状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拿破仑英雄主义所激发的思想激情，到了19世纪也在慢慢地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西欧资产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一种稳定的、灰色的、谨小慎微的市民生活和市民情绪。无论是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呼啸山庄》,还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左拉后来的一些小说，都是谈世俗的社会生活，谈世俗社会生活中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相对稳定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不安、没有焦虑、没有彷徨、没有危机，西欧社会决定了现代西欧小说的整体特点。

巴尔扎克、狄更斯没有兴趣去反映当时法国、英国社会当中可能到来的危机，他们没有兴趣去关注它。社会也没有要求他们去讲述苦难、悲哀和人的精神不安，描写一种能够打破社会结构，使人振奋的伟大的精神力量。所以法国作家纪德说，18、19世纪的“西方小说从不或几乎不描写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在西欧小说里确实看不到。但是俄罗斯文学，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出现之后使文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欧洲小说发生了从西欧向俄罗斯的转向，小说艺术的可能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让文学恢复整体性的构思方式，使得史诗小说和悲剧小说重新回归文坛，这是他们的一项伟大成就。

托尔斯泰非常喜爱并崇尚《荷马史诗》；陀思妥耶夫斯基痴迷莎士比亚的戏剧，同时对拉辛，特别是高乃依等古典主义剧作家，也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他们的戏剧作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很深的影响。当然史诗、悲剧的回归不是简单的继承、效仿，而是创新和发展。批评界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史诗性的叙事典范。进入这部长篇小说丰盈的思想内涵之中，我们就会发现小说的五彩斑斓、琳琅满目，从1805年的俄法战争到1820年俄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再到四个贵族家庭当中青年男女的命运，还有一个又一个十分精微动人的人的精神世界。《战争与和平》中“和平”一词在俄文中有两个意思，一是和平，二是世界。这部小说实际上讲述的是战争与世界，一是宏大的人类世界，二是微观的世界，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1812年俄法战争的情境 尼古拉·图森·夏尔勒 绘

《安娜·卡列尼娜》讲的虽然是一部红杏出墙的爱情故事，还有贵族男性列文的生命波折，但是他把人的求索和当时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广阔的社会场景有机融合在了一起，再现了农奴制改革后整个俄国的社会风貌，使得这部家庭小说拥有了史诗的品格。陀思妥耶夫斯基夸赞《安娜·卡列尼娜》：“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文学作品，当代欧洲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能够与其相媲美。”他的第三部作品《复活》，1899年创作，也是气势宏大的叙事，通过两个人精神复活的历程，全面深入地反映了19世纪晚期俄国的社会状貌。托尔斯泰通过对贵族聂赫留朵夫的灵魂再造和玛丝洛娃精神复活过程的描写，把批评矛头直接指向俄国社会的法庭、私有制、监狱、教会等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列宁说托尔斯泰撕毁了俄国社会形形色色的假面具，显示出了现实主义文学史无前例的批判力量。

《复活》插图，陪审员 帕斯捷尔纳克 绘

陀思妥耶夫斯基恢复了悲剧传统，他的各种小说充满了不同的戏剧冲突，具有哥特小说的多种元素。他的每一部小说讲的都是不正常社会环境中不正常的人的不正常的诡秘故事，充满了形形色色激烈的冲突。每一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的搏斗，人性和兽性的搏斗，所有这些搏击和冲突都发生在人的心理、精神、灵魂层面上，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我们会看到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见到的奇人和怪人、癫痫病者、疯狂者、杀人犯、妓女、性变态者。潮湿的房间、简陋的小巷、阴暗的庭院、封闭的角落，大都市里种种灰暗、危机和令人惊悚的悲剧性元素充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小说之中。《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两部小说就是以谋杀开始的叙事。纳博科夫讲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来应该是一个戏剧家，但他却写了小说，所以他的小说里充满了戏剧中的悲剧冲突。史诗传统和悲剧传统的复归大大拓展了小说表现生活、社会、人的场域，极大地强化了文学的艺术感染力。这是他们对世界文学的第一大贡献。

新的文学样式的创造

我把这种文学样式称作精神小说、灵魂小说、思想小说。我们看19世纪司汤达的小说、福楼拜的小说，甚至歌德的小说，很难看到有一部作品是拿某种思想以及对人的灵魂的剖析当作主题的。但这两位作家的创作有两个共同的思想基础，一是对人生命本质的探究，二是探究生命与信仰的关系，换句话说即是人和上帝的关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存在还是毁灭？这些问题尽管莎士比亚提出过，但真正以人的精神生活的状态呈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两个思想基础的核心是什么？是人的生命救赎。这个生命存在的哲学问题，是由19世纪这两位俄国作家共同创造的。他们的小说不仅是在讲故事、讲人物的命运、呈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的图景、讲他们认定的道理，更重要的是讲人类生存的不适、讲人精神的苦难、讲人灵魂的不安、讲述人类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人生存于这个世界有没有过失感、罪愆感，这是他在小说中首要提出的问题。

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杀人犯及其幽深、隐秘、复杂的精神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想复现一个苦难的外在世界，也不要复现一个人艰辛和苦难的人生命运，居住在彼得堡贫民窟里人的悲惨生活，而是要展现一个跌落在精神地狱里并最终走出地狱赢得重生的人的复杂的思想和灵魂世界。小说从主人公对生命的追问开始：“我是谁？”

拉斯柯尔尼科夫

主人公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他很穷，靠母亲和给富人当家庭教师的妹妹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他自负、高傲，读了很多书，了解西方哲学，崇尚尼采的超人哲学。他脆弱、敏感、多思，魂游象外。他发现历史的进步、文明的发展，都是靠绝大多数人的苦难、流血，甚至牺牲来实现的。人由两类人构成，绝大多数人俯首听命、循规蹈矩，活得战战兢兢，他们只是繁殖人类的材料，是人类当中的虱子。还有一类人是世界上绝对少数的强者，从古代斯巴达的政治家莱格古士到希腊立法者梭伦，从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到拿破仑，他们无一不是踏着几百万人的鲜血踏上统治者地位，从而让自己的思想付诸实现，赢得权力、尊重和威望的。那么我，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哪一种人？我是前者，人类的虱子，还是少数的强者，他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部思想小说，是因为他的一切人生行为都是由思想观念引发的，一系列人生故事都源自他的一些想法。强者是所谓的人类的恩主，我能不能跨过“畜类”的界限，像“伟人”们一样为所欲为呢？这是他提出的生命追问。西欧小说，无论是《荷马史诗》、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是塞万提斯笔下“愚蠢”的思想巨人堂吉诃德，以及拉伯雷笔下试图推翻封建教会张扬生命力量和人的创造力的主人公，哪一个人物有这样的生命豪气、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与他的小说相比，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把小说的主题定义为社会历史、社会批判以及对社会弊病的分析、对社会风情原理的探讨。巴尔扎克的追随者福楼拜、詹姆斯，包括后来的普鲁斯特也都宣称，世事、世俗之事是小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人世间的生活才是小说的艺术母体。若是将法国这位名作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同一维度上看，高下立分。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个哲理性的警句开篇，展现了作家的眼界和胸怀，他拿安娜说事，讲的不仅仅是家庭故事，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道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幸的本质在哪里，幸福的家庭相似性在哪里，怎样的相似性才能保证一个家庭的幸福。

无论是《战争与和平》中的皮埃尔和娜塔莎，还是《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和吉娣，他们都很幸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家庭幸福的共同因素。这些家庭获得幸福的原因别无其他，就在于夫妇双方在家庭中各司其职，相互理解、宽容，互谅互爱的一种纯净愉悦的自然关系，这是托尔斯泰对幸福家庭相似性原因的一种探究。一味地贪婪、追求浪漫的背后，往往是最不浪漫的痛苦和折磨，这是托尔斯泰想要告诉人们的一个道理。因此男女两性始终要保持各自的自然天性和相应的职责，要努力持存道德和人性，就像护住风中的蜡烛，因为人很脆弱，人的精神堤坝也是很脆弱，不能让这支道德和人性的蜡烛熄灭，要懂得以道德的善意来理解和捍卫家庭生活。

有人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是托尔斯泰为了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提出挑战。这两部小说主题有相似性，都是红杏出墙，但是在人性的表现上、叙事的艺术技巧上，显然托尔斯泰更胜一筹。《包法利夫人》只讲述了一个女人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安娜·卡列尼娜》充满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托尔斯泰以更深刻的、全面的目光审视人类的生存状况，显然，在《安娜·卡列尼娜》当中表现了托尔斯泰对哲学、宗教、道德更多的关怀和倚重。

电影《安娜·卡列尼娜》（苏菲·玛索版）剧照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传达的、讲述的不是事实，不是生活的本身，而是一种精神价值和思想价值。我非常欣赏一个美国斯拉夫文学研究者的一句话，他说：西欧文学是事实陈述，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价值陈述。这是本质的区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传递的显然是他对人的精神价值、思想价值的思考。自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之后，世界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史无前例的、几乎无人可以企及的现实主义的巅峰。

02

两位伟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异同

这两位大师在文学创作中有共同的核心世界观：现实是可诅咒的、生命存在不适以及人类需要并可以得到拯救。在他们的创作生涯中，引领整个欧洲哲学思想的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作家普遍认为，世界是可以认知的，未来是光明的，人类救赎是有希望的。宗教还在盛行，尼采的那句名言“上帝死了”还没传到大家的耳中。两位作家不仅有描绘人类生活困境、精神困境、哲学困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有宗教信仰拯救人类于精神苦难的思想认知。他们的写作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生命的本质，了解生命与信仰的关联。这是他们全人类性的追求，智慧深邃的思想品格所在。

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文学作品的体量都很大。为什么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好，托尔斯泰也好，都想穷尽表达的真谛，都想把话说彻底，所以篇幅越来越长。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又很复杂，需要丰富的想象和丰富的学史，短时间内很难读完，也很难读懂，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太愿意读俄罗斯小说的原因之一。

纳博科夫在他的《文学讲稿》里说，读文学必须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读者。优秀的读者要具备四个能力。第一，要做自由的读者，要不带偏见、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影响地读文学，做有独立判断能力的读者。第二，要是一个十分关注细节的读者。安娜到莫斯科见到风流倜傥的渥伦斯基后，突然发现了丈夫耳朵的丑陋。这是一个细节，说明她心底里、生理上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变化，见过俊朗的沃伦斯基之后，对丈夫产生的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小说里这样的细节俯拾皆是。第三，要成为一个充满想像力的读者。没有足够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你就注意不到，发现不了这些细节，你也不会联想到托尔斯泰所赋予娜塔莎的强烈的忏悔意识，也不会感受到文学作品巨大的思想魅力。最后，要成为一个反复阅读的读者。《罪与罚》纳博科夫读了二十遍，18岁读过，30岁读过，45岁读过，后来到了美国之后当大学老师，为了讲学又一次一次地阅读，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才真正感悟到这本书的深邃和伟大。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精神小说、思想小说、意识小说。人类救赎是作品的共时性命题。两人的小说都有非常鲜明的自传性，荒唐的青年皮埃尔有托尔斯泰青年时代荒唐的印迹。列文是托尔斯泰的化身，是托尔斯泰精神探索心路历程的写照。《罪与罚》中的索妮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的时候的文化读本《圣经·新约》中集众多人物如妓女、罪人、虔诚的基督信徒等为一身的形象。佐西马长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理想，是其宗教思想的代言人。而《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最小的弟弟，阿廖沙是佐西马基督爱的思想的实践者，他们的身上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的经历和印迹。两位文豪的书信、日记、通信都在进行着文学介入灵魂、信仰，以及道德更新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探索，这些探索都能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找到相对应的故事情节。

《复活》插图，马斯洛娃 帕斯捷尔纳克 绘

阅读这两个作家的作品，我们更多发现的是他们创作理念和艺术手法的异质性。这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两极，一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苦闷、精神危机为主旨的现实主义，是具有现代主义元素的“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精神现实、意识现实和灵魂现实。托尔斯泰的另一极是以回溯历史、再现现实，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批判现实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沉浸在人精神世界深邃的现实之中。他对世俗生活的世界没有兴趣，他所描写的所有对象都是精神世界中的幻象，是一种思想理念的艺术表现。现实生活的画面只是他表现精神世界幻象的一个载体。他的小说展现的是一个虚假的、扭曲的人的一种极度苦难、屈辱和痛苦的精神架构。契诃夫对此是不屑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由此生成的思想的深刻性、深邃性我们不得不佩服。在他的笔下，人只有两种生存状态，一种状态是向上帝的信仰靠拢，从而获得宗教精神的升腾，爱的拯救；还有一类人在灾难的深渊中堕落，在罪恶的深渊中挣扎。他的全部创作都是在描写信仰上帝之人的幸福和没有信仰之人的痛苦，是人的内心世界中精神层面上魔鬼与天使的斗争，善与恶的搏击，一种紧张、恐怖，一种诡异、神秘，一种在平静的生活表象下的充满动荡的社会整体性的精神不安、灵魂不安。这种深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的小说还有一种我把它称之为“悲剧式的幻想”东西，借助于幻想来提升悲剧的仪式感，提升悲剧的深度。他把人意识当中的多维状态、混乱状态进行戏剧化的处理，把俄罗斯社会当中的种种精神危机、信仰危机的真相，集中于人与人关系当中的一个瞬间，使读者看到这个艺术世界中的人、行为、言语都是远远超越日常生活的。《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定杀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为什么？因为她是人类中的“虱子”、害虫，她做了很多坏事，她用高利贷盘剥许多受苦受难的人。最后他杀死了老太婆，甚至杀掉了老太婆无辜的妹妹。小说用大量的篇幅写他杀人之后的痛苦、受到的精神折磨，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把他从地狱生活中、折磨中拯救出来的是谁呢？是小说中另一个女主人公索妮亚，一个妓女，吃尽了人间的苦、受尽了屈辱。在一个没有善良和人性的社会当中，索妮亚找到了与人的道德本质相称的光明的出路，她以自己的牺牲、苦难拯救了一家人。索妮娅的自我牺牲不仅仅是在生活现实层面上，还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宗教世界观，那就是你要是相信上帝，必须要用实践行动来体现这种信仰，没有行动的信仰是一种僵死的信仰。是她内心的真诚，是她基督式的同情和爱唤醒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恶感，激活了他原本善良的天性，激活了他美好的人性。这个时候拉斯科尔尼科夫需要的不是法律、法官、监狱、牢狱和流放，而是为自己的堕落杀人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精神救星，这个精神救星就是索妮娅。这就是“罪与罚”的核心内涵，

他对索妮娅吐露了心中郁积的全部痛苦和折磨。面对这个心灵痛苦万分的人，索妮娅流下了热泪，一下子跪倒在他的面前，说：“现在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你更不幸了。”她没有谴责他是一个犯罪分子，而说“你是不幸的”。为什么不幸？因为你离开了上帝，上帝就惩罚了你，把你交给了魔鬼，你成了魔鬼，这是你的不幸，是你的灾难，不是你的罪恶，你应该去忏悔，站在十字街头双膝跪下，先吻一吻被你亵渎的大地，然后向四面八方磕头，大声对所有的人说我杀了人，那个时候上帝会重新给你生命。这是这个小说里非常精彩的高潮。索尼娅放声痛哭，把拉斯科尔尼科夫一下子搂在自己的怀中。被爱打动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此时良心发现了，他真正忏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一种生疏已久的感情潮水般向他心中涌来，他落下了两滴眼泪，圣洁崇高的眼泪，这是他伟大忏悔的开始”。

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索尼娅

这段描写充满了作者的审美想象，一种悲剧与幻想的结合。你读了之后不感觉虚假，心中会涌上一股酸楚，体会到一种真正的崇高。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过程幻化作非常具体细微且生动的言语、行为细节，来强化基督的爱在人的自我救赎中的思想力量。苦难、爱、信仰是人类自我拯救的必经之途，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说明这个道理。一个人获得拯救是不能没有苦难的，因为你犯了罪，苦难永远和罪孽相伴而生，这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接受苦难的过程正是人战胜自己心中魔鬼，洗刷罪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才能获得来自上帝的能量、信仰的能量、圣灵恩泽的力量。

苦难是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苦难是对违背上帝道德法则的一种灵魂惩戒。这种惩戒不是法律的责罚，而是良心的折磨。拉丝科尔尼夫接过了索妮亚的柏木十字架，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意味着他真正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怀着快乐愉悦的心情来到十字路口，吻别了大地，向众人忏悔，最后踏上了去西伯利亚的流放之路，开始他肉体和心灵的悔罪。小说最后两个人相爱了，是信仰，是对信仰的忠诚和对自我更新的热望将他们永远联结在了一起。信仰从来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要靠顿悟来实现。索妮娅的两眼放出了无限幸福的光芒。这不是被爱的幸福，而是为一个有罪之人走向新生感到幸福和欢乐。于是在两个人带有病容的苍白的面孔上，在他们满含热泪的双眼中，闪现出了焕然一新的未来的曙光。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流放期是七年，然而，未来的七年在他们眼里好像只有七天，因为幸福可期，曙光就在眼前。尽管这七年会有难以忍受的苦难，但更会有无限的幸福。夜越是黑暗，星光就越灿烂，悲哀越是深沉，上帝便离得越近。正是在无比黑暗之中，人才能认识生命存在的真理。这就是《罪与罚》涅磐重生中苦难的要义所在。小说里的人物言行充满了非理性、超现实的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内容表现出无限的敬意。

接下来我谈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采取的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他的宏大叙事有非常丰富的生活层次、性格层次。托尔斯泰反对超验的现实，反对非理性的精神幻想。他认定，理想的人性和社会必须在社会经验层面、理性经验层面、历史经验层面得到实现，所以他的作品具有无比的具体性、真切性；他笔下的生活、事物、现象、人都是经验世界的，他正是在现实世俗生活当中感受并发现生命的真谛和哲理的。他所描述的战争、社会、家庭、农村、两性关系、人的精神求索，都是在世俗生活层面上的，真切可感、栩栩如生。

所以鲁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残酷无情的天才，托尔斯泰更温暖、更亲切。托尔斯泰从来不会把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变成抽象的人的精神灵魂。他总是把人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的理想与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完善结合在一起。以赛亚·伯林在《刺猬与狐狸》中这样评价托尔斯：“托尔斯泰的天才在于对具体特性的感知之中；他渴望发现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原则，对于具体事物的整体感知是托尔斯泰小说艺术的典型特征，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都是经验世界的形象，是关于人世俗生活的编年史。”以赛亚·伯林的观察非常精准。《战争与和平》中的历史哲学是植根于对具体战事和参与战事的人的命运的描述中呈现的。历史运动由偶然现象促成，这种偶然无法被人类彻底认知；而追求历史世界发生的原因、进展、终结的来龙去脉是毫无意义的，这是他在《战争与和平》中对历史的哲学认知。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我们可以不赞成，但他所提供的对历史认知的向度、视角值得我们思考。

《安娜·卡列尼娜》所揭示的人的生命原则是通过两个人物的命运来呈现的，一个是安娜，一个是乡下贵族列文。两条叙事线索看起来似乎没有关联，都是平行的。直到第七章，好事的安娜的哥哥奥布隆斯基，才安排了一次安娜和列文的见面，这是小说当中两个人唯一的一次见面。安娜和列文分手以后，两人的命运交错展开，沿着各自的轨道继续向前。安娜一步一步地向着死神挺进，列文一步一步地在生命层面不断升华。有评论家把这个结构称为拱形结构，两座拱门。我觉得它更像东正教的十字架结构。安娜代表了向下坠落的状态，而列文表现了不断向上挺进的势态。列文经历了他哥哥的死亡、儿子的出生，对生命本身有深重的思考。

然而，这部小说中光彩夺目的并不是列文，而是像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罪恶之花”。全然的美德、无暇的高尚，往往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最感人和最迷人的是安娜而非列文。列文确实比安娜高尚，但是显得更加理性，比较苍白、黯然失色。但是若没有了同等重要的列文，托尔斯泰便无法表达他对人类精神信仰重要性的关切。托尔斯泰的本意不是津津乐道地写一部婚外情，他有着写作关于社会公义、道德秩序的大野心。小说的卷首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是《圣经·新约》里的一句话，堕落与悖逆必然会遭到报应。安娜卧轨自杀，渥伦斯基参军赴死，这样的结局并不是不可知论，也不是托尔斯泰心血来潮的偶然安排，而是恰恰符合托尔斯泰对罪与公义的理解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罪恶是新生的起始；在托尔斯泰的笔下，罪恶是死亡的必然。《安娜·卡列尼娜》呈现的是一个现实的世界、生者的世界，但又是关于死亡的描述。安娜心中的爱情是神圣高尚的，甚至是超出世俗人世烦恼的爱情，列文人生中所有的苦恼都是世俗的苦恼。比如他向吉娣求婚被拒、在乡下经营庄园失败、多次改革不成功、哥哥尼古拉在他面前死去，所有这些都是世俗的痛苦，都是托尔斯泰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痛苦。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形象 亨利·马特维耶维奇·马尼泽尔 绘

托尔斯泰想通过《圣经》中的这句话建构恢弘的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而罪恶、公义、道德、秩序、报应构成了建构这个人类道德秩序的关键词。安娜违逆了上帝关于家庭神圣和妻子、母亲职责的教诲，走上了人生罪恶之路。小说中没有任何人妨碍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尽管上流社会有一些人说了很多闲话、脏话。基督徒卡列宁，即安娜的丈夫，在安娜临产的时候还良心发现，宽恕了安娜和渥伦斯基的奸情。但当他们俩在一起时，安娜却始终处在紧张不安的焦虑之中，这个焦虑不是来自于外界，而在于内心世界。恐惧、提防，两个人互相的猜忌、自责，常常有一种压抑感、拖累感、厌恶感。所以安娜之死不是被逼的，安娜之死是她内在的心理痛苦造就的自我救赎行为。在托尔斯泰看来这种爱情有罪，这种罪不在于安娜爱上渥伦斯基的不光彩，爱情是没有罪的，托尔斯泰始终坚持这个观点，而是在于，他认为这种爱情失去了一种道德的正当性。

这种道德的非正当性源于情欲，情欲造成了妻子职责的缺失，对儿子谢廖沙母爱的失落。所以托尔斯泰让她用鲜血表达她的忏悔，清洗她的过失，回归清白，走向圣洁，进而表达托尔斯泰对情欲毁灭理性，惩罚情欲的用心。

03

宗教思想上的异同

两人都是宗教思想家，但是他们从未想过，要用自己的著作和思想建造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是“玫瑰色的宗教”，是喷上了玫瑰色香水的基督教思想。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它不是主义，不是宗教的一种思想主义，而只是一种满满的乌托邦色彩的生命之说，那乌托邦就是玫瑰色香水。他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社会改革人性的出路，找不到比宗教更温和的、极致的、人性的手段和方法以安顿世界和人类。托尔斯泰亲眼看到了年轻人被送上断头台绞死的景象，又目睹了亲弟弟尼古拉斯的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上了断头台，只是临刑前几分钟沙皇取消死刑，改成了流放，他也遭遇了弟弟去世的痛苦。共同的遭遇促成了两人宗教意识的觉醒。

在绞刑架上演处决

他们皈依宗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对现代文明的憎恶。在现代文明面前，他们俩都选择背过身去，不让科学技术成为自己的盟友，反而始终提防着它们，用道德宗教的思想与现代文明作斗争。托尔斯泰说，音乐会、金属火柴盒、吊裤带和马达是很不错，可是如果为了创造它们需要把十分之九的人变成奴隶，那么最后还是让所有的马达、吊裤带统统滚蛋吧。他始终把人看作第一位。一旦科学技术文明桎梏了人，那么情愿不要这些科学技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知与托尔斯泰的这个观点毫无二致，他说“文明这些利益，甚至连文明本身这个符号都是可诅咒的，如果为了保持这样的文明要把人的皮剥掉的话”。这是他们皈依宗教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源泉。他们都把基督精神与人的灵魂再造视为一个整体，以此来表达他对宇宙法则和对人的法则的理解。但是他们的宗教意识更有着明显的差异。

托尔斯泰的宗教性是剔除了基督教教条主义、神秘主义的，是基督爱的精神。托尔斯泰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更不是一个宗教神学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不接受俄国的东正教会，也反对基督教虚伪的教义和理念，他要创造自己的托尔斯泰新宗教。他的新宗教中有两条核心思想，即不以暴力抗恶与人的道德自我完善。当然它们都带有乌托邦的性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托尔斯泰是一个天生的异教徒，他一生都在寻求上帝，这个上帝不是真的上帝，因为这种上帝是没有的，他一心所信仰的基督上帝是什么呢？是基督的大爱精神，他把耶稣看作人类道德理性——博爱的载体。

托尔斯泰是把世俗生活中的自我完善和基督教信仰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作家。托尔斯泰自己讲，他把基督教看成讲述生命意义的学说。他说，“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耶稣基督是上帝还是不是上帝，神圣灵魂从哪里来，福音书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这些问题同样不重要，我不感兴趣。我觉得重要的是一种光亮，是照耀人类的光亮，这个光亮就是爱，伟大的博爱”。托尔斯泰是理性的晚生子，他是卢梭、狄德罗、康德、伏尔泰启蒙精神的追随者和继承者，他相信道德理性是社会和人类进步的动力。理性是道德，道德就是理性，他把两个词联系在一起。他认定只要对人进行启蒙的理性教育，获得基督爱的精神，人就会变得善良，社会就会变得美好。所以他的宗教学说本质上不是神学思想，而是道德思想。他的宗教思想本质是一种在大爱精神引领下的道德理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反，他不是理性主义的，他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思想引领者，他超越了当时社会思想主流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走向了非理性主义、直觉主义。他的哲学思想是从伯格森、尼采、弗洛伊德那儿来的，他是欧洲19、20世纪之交新思想非理性主义的奠基人，所以他的小说充满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色彩：写人的焦虑、孤独、精神分裂、信仰危机。上帝的存在无法靠理性去认知，你怎么想上帝都想不出来的，上帝需要你信它才有，需要有信仰的依托，需要的不是实证，而是感受和顿悟，实证无法证明上帝、基督的存在，要靠顿悟。

最后，两位文豪还有一点差异。托尔斯泰的道德说教不仅仅是针对他人的，更是针对他自己的，这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思想家非常珍贵的品格。他一生都在践行着他的道德检视和灵魂审判，他如同孩提般纯洁的道德感是从少年时代就有的一种道德洁癖。

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是这样的，他那种耀人眼目的基督教思想和信仰，没有阻止他过着一种与他自己的说教完全背道而驰的生活。他喜欢赌博，特别是轮盘赌，妻子生命弥留之际，他依然若无其事地出国去玩。他生性多疑、孤冷高傲，充满了虚荣心。他的好朋友作家斯特拉霍夫讲：“这是一个真正不幸的人，很难与人相处的人，却自以为活得很幸福、很崇高、很伟大，以英雄自居，他唯独爱他自己。”

转自：“三联学术通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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