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

——张德辉

我们的主要资料《史集》和《元朝秘史》，都按照生活方式和经济情况，把12世纪的蒙古部落分为两群，即森林或狩猎部落（hoyin irgen）群及草原或畜牧部落（ke’er-ün irgen）群。显然，同样的情况，在11世纪也可以看到。

当时，蒙古“森林”部落住在贝加尔湖畔，叶尼塞河上游和额尔齐斯河沿岸；草原畜牧部落则在从呼伦贝尔湖起直到阿尔泰山山脉西支一带的广大草原和山间牧地进行游牧。一部分蒙古畜牧民住得更南一些，沿着戈壁的靠近长城的这一方面放牧。也有同时既属于草原又属于森林的蒙古部落。在若干场合，由于某些部落的祖先是狩猎民，而他们也住在森林地区或森林附近，按照向例，也认为他们属于“森林”部落。

“森林”居民主要从事狩猎，但也没有放弃渔捞。他们住在用桦树皮和其他木料搭成的简便的棚子里，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森林；草原游牧民有时自称为“有毛毡帐裙的百姓”。“森林”居民驯养野生动物，特别是西伯利亚鹿和小鹿，吃它们的肉和乳。虽然他们在森林里游动时是用西伯利亚鹿来驮载日用器具，但他们也知道使用马；马似乎曾被“森林”居民用于狩猎，而酋长、富裕者和贵族更可能是使用马的。值得指出，克列门茨和罕加洛夫就曾确信，从事围猎的古代布里亚特狩猎民，也知道使用马。

“森林”的蒙古部落缝兽皮做衣服，使用滑雪板，喝树汁。在他们看来，游牧民的生活是和城里人的生活一样不好受的。

关于“森林”居民的经济情况，《元朝秘史》上有一则颇饶趣味的记载：“豁里剌儿台篾儿干（Xorilartai-mergen）为自己所在的豁里秃马惕（Xori-Tumad）地面有貂鼠青鼠等野物的地方，被自伙儿禁约，不得打捕的上头烦恼了，遂做了豁里剌儿姓（obo?-obox，斡孛克~斡孛黑）……投奔不儿罕合勒敦（Burxan-Xaldun）的主人……处……开始游牧。”我们引用的这一资料在记述这个从“森林”部落豁里秃马惕分化出来的氏族的移牧情况时，还指出豁里剌儿台蔑儿干拥有“合剌兀台帖儿格”（xara’utai tergen），即“幌车”。当时，蒙古游牧民已知道有这种车辆，关于此事，后面还将叙述。

从这一则记载，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一部分“森林”居民开始受邻近游牧民的影响，其经济结构开始发生了变化，即朝游牧生活演变，逐渐向这方面过渡。另一方面，从下文可以看到，蒙古游牧民保存了许多狩猎生活的残余。在若干场合下，“森林”狩猎民和“草原”游牧民之间的界限很难划分。有些部落正处在过渡阶段；也有些部落或已分化为氏族和家族的部落支系，时而经营畜牧经济，时而从事狩猎与渔捞。自然，各种野兽他们都猎取，但主要的狩猎对象，毕竟还是貂鼠和青鼠。有些部落即称为“不剌合臣”（Bula?-cin——捕貂鼠者）、“客列木臣”（Keremücin——捕青鼠者）。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Jorci）在征服“林木中百姓”时，曾得到一些黑貂。《元朝秘史》上也说，从中亚来的穆斯林商人阿三（Asan）沿着额儿古涅河（r. Ergüne）赶来羯羊一千头和白骆驼一匹，用以交换黑貂和青鼠。

要确切说明某些“森林”居民被卷入12—13世纪畏兀儿和穆斯林商人所控制的贸易范围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是有一定困难的。不管怎样，商路已经由“森林”居民的地面，“出阴山之后”的面粉，也经此商路“以橐驼负至”了。住在色楞格河沿岸、与“森林”居民接境、本身一部分也属于森林居民的蒙古部落之一的篾儿乞惕人，就食用面粉。这种面粉多半是从远处运来的。

关于蒙古草原游牧民的经济情况，我们的资料有着更多的记载：游牧部落为数众多，他们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难以估量的重大作用；成吉思汗就是“有毛毡帐裙的百姓”的首领。拉施特向我们转达了蒙古人对于“森林”居民的看法，说：“他们有这样的看法：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生活，也不会有比他们更幸福的人了。”而学识渊博的汉族人长春真人在其咏戈壁和蒙古人的诗中亦写道：“地无木植惟荒草，天产丘陵没大山。五谷不成资乳酪，皮裘毡帐亦开颜。”在另一处所他又写道：“历代纵横只自由”，并发问云：“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

11—13世纪蒙古游牧民主要从事畜牧和狩猎。他们是游牧民，同时又是狩猎民，但他们的经济生活的基础毕竟是畜牧业。蒙古游牧民拥有牛、绵羊、山羊和马；骆驼很少，无论如何，住在土兀剌河、客鲁涟河、斡难河一带的人们，骆驼是不多的。骆驼的大量出现，是在成吉思汗远征唐兀惕以后。像一切时代的游牧民一样，蒙古游牧民为了给牲畜寻找牧场，不得不每年好几次从一个地方移牧到另一个地方，移牧的距离以牧场的条件和畜群的大小为转移。他们不储备冬季用的秣草，只是在移牧方面进行调节，冬天移到牲畜易于觅食（干枯的草根）的便利场所。移牧和驻营也按畜群的种类而有所变化：对羊群合宜的，对马群就不适宜。有一年夏季移牧时，札木合对成吉思汗说：“咱每如今挨着山下，放马的得帐房住；挨着涧下，放羊的放羔儿的喉咙里得吃的。”畜群越大，移牧的次数就越多。

根据我们的资料，可以把11—12世纪蒙古人的游牧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结成相当大的集团来生活和游牧；另一种则呈现相反的现象：一些个别家族单独、孤立地或结成较小的集体进行游牧，我们在今天的喀尔喀和科布多地区的蒙古人当中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例如，在这里，很少见到2—3个以上的禹儿惕-阿寅勒聚在一个地方。

结成集团游牧的人，通常列队移动并结环营驻屯。这样的环营有时达数百个帐幕。环营，蒙古语为古列延（küriyen ~güriyen），是由许多阿寅勒（ayil）聚集而成的；蒙古语中的阿寅勒，乃是若干个帐幕和幌车组成的牧营或牧户。拉施特说：“古列延的意思是这样的：当为数众多的帐幕结成环形的圈子在原野屯营时，便把它叫作‘古列延’。”同一作者又在另一处所这样说：“古列延是圈子的意思。从前，当某一部落在某一场所屯营时结成环形，他们的长老居圈子中央像是圆心的地点，便把这称为古列延。现在，当敌军迫近时，为了不让陌生人和敌军突入中央，便布置这样的阵形。”长春真人也见过几千帐幕和幌车聚在一处——一个宗王和汗妃驻营的地方。

总之，11—12世纪的蒙古人，或是以阿寅勒，或是以古列延进行游牧。就一方面来说，如果以阿寅勒单独地进行游牧对某些人是更为方便的话，那么，就另一方面来说，在其他的情况下，被排斥于环营即古列延之外，那就是危险和可怖的事情了。

【选自《蒙古社会制度史》第一章“古代蒙古的经济——森林和草原”，注释从略】

《蒙古社会制度史》

蒙古社会制度史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苏] 鲍里斯·雅科弗列维奇·弗拉基米尔佐夫 著

刘荣焌 译

ISBN：978-7-100-21169-7

内容简介：

《蒙古社会制度史》是苏联学界首部研究蒙古封建制度创建及发展历史的著作，为蒙古社会形态的演变提供了经典的解释。作者弗拉基米尔佐夫认为，蒙古社会的历史就是蒙古封建关系发展的历史。全书以时间为序，分古代、中期、近代三个时期，并借助大量不同文字的材料与典籍，细致入微、全面丰富地描绘了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他富有创见性地指出，围猎组织方法的改变显示了蒙古社会的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类似于西欧封建关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在不断演进。这本书的问世在当时填补了巨大的研究空白，即便是到了今天，其经典性也丝毫未曾减弱，仍堪称学者研究11—17世纪蒙古社会的必备参考。

作者简介：

鲍里斯·雅科弗列维奇·弗拉基米尔佐夫（1884—1931），苏联科学院院士、蒙古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研究领域涉及蒙古语言、文学、历史、民族学等，在苏联蒙古史及蒙古语言研究方面均有突出贡献。遗著《蒙古社会制度史》深入探究了蒙古封建制度，因其开创性意义而获得国际声誉。另有著作《成吉思汗传》《喀尔喀绰克图台吉碑铭考》等。

译者简介：

刘荣焌（1910—1998），湖北鄂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族史和蒙古史学专家，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长期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工作，曾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编委及该书民族史编写组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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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

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佐夫著作目录

绪论 资料及参考书概述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关于蒙古语和其他东方语的标音及标音符号

第三章 资料及参考书

第一节 古代(11—13世纪)——封建制度的开端

第二节 中期(14—17世纪)——封建制度的兴盛

第三节 近代(18—19世纪、20世纪初) ——封建制度的解体

第一编 古代(11—13世纪)蒙古社会制度——封建制度的开端

第一章 古代蒙古的经济——森林和草原

第二章 古代蒙古社会的氏族制度

第一节 氏族

第二节 氏族的结合和氏族社会的分化

第三章 封建关系

第一节 伴当

第二节 家臣制

第三节 封建制度的基础

第二编 中期(14—17世纪)蒙古社会制度——封建制度的兴盛

第一章 中期的蒙古及其经济

第二章 鄂托克和土绵

第三章 封建领主

第四章 封建战争

第五章 可汗与台吉

第六章 封建制度

第一节 下层阶级：阿勒巴图——属民、家仆与奴隶

第二节 封建主阶级

第三编 近代蒙古社会制度(自17世纪末18世纪初开始的时期)

第一章 经济变化

第二章 政治社会组织的变化

参考书目

索引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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