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作者汪行福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2期

［摘 要］

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有两个核心观点：一是认为资本主义是史前史的顶点，代替它的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二是认为资本主义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因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包括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然而，资本主义的故事不是资本的独角戏，而是资本与非资本领域的“他者”之间的复杂缠斗。南茜·弗雷泽近年来致力于结合各种资源，构建一种以资本主义批判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她看来，资本主义不仅是一套经济体系，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要素的矛盾及其生产体系的两大阶级的冲突只是其“前庭”故事，而其经济系统与支撑它的社会背景条件之间的冲突是其“后院”故事。一个扩展的资本主义观念要坚持双重批判的视角。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资本主义与“他者”关系的探讨有着悠久的谱系。弗雷泽的独特贡献是对其进行主题化，并提出了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然而，其理论并没有穷尽这个主题，实际上，除弗雷泽强调的人的再生产、自然和政治权力外，人类基因和人脑智能、语言与文化、人的社会性和交往愿望等都是资本依赖的、又可能对其造成破坏的背景条件，就此而言，“扩展的资本主义”观念还需要再扩展。

［关键词］

马克思 资本主义 弗雷泽 背景条件 边界斗争

一、重叙资本主义

瑞典著名社会理论家戈兰·瑟伯恩曾说：“议会史的学生都熟悉‘女王殿下的忠实反对派’观念，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是现代性女王的忠实反对派——总是批判和反对它的占统治地位的体制，但从来不质疑现代性的合法王位，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明确地加以维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带着解放意图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作为一个理论整体，马克思主义大致由三部分构成：历史辩证法强调人类历史是由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推动的不断否定的过程，因而赋予我们一种看待历史的进步视角；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对现代社会的本质和特征进行科学的解释，赋予社会批判以实质性内容；以工人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想为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了政治方案。在马克思这一理论“三角形”中，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具有核心地位，是以人类解放为归宿的历史哲学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中介。

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具有两大核心特点。其一，历史末世论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一切历史之谜的解答。其二，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受内在矛盾制约的自我展开的否定过程。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资本主义发展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也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物质条件。

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的故事比这要复杂，也更不确定。今天，后资本主义社会理想，即共产主义仍然是人类的愿景；资本主义并未沿着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矛盾规定的方式发展，而是陷入各种力量相互撕扯的复杂结构中，并呈现为一个动荡、反复和曲折的过程。作为一种带有实践意图的理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不能仅仅把自己的任务限定在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证明上，而是要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病症进行诊断，揭示出一切反资本主义实践的可能性。历史已经表明，资本主义的故事不是资本的独角戏，而是资本与“他者”的复杂缠斗，非资本主义领域并非完全是一个等待征服的领域，也是抵制资本主义的基地。就此而言，资本的限制不仅在于其自身，而且在于其“他者”。如果在相当长时间内，资本主义世界将面对一个既受其“殖民”又抵制它的“他者”，那么，我们与其预先为资本主义开出死亡证，不如去寻找驯服资本主义的野蛮并抵制其灾难性后果的方式。

如何适应思想重心的调整？美国思想家南茜·弗雷泽的理论值得关注。近年来，她一直致力于阐述一种以资本主义批判为中心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弥补哈贝马斯及其追随者过于偏重法律和道德等规范问题的抽象主义倾向。她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套经济体系，而且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资本主义有两个部分，一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体系，二是在支撑着它的同时又受到它侵蚀和破坏的社会背景条件。她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称为“前庭”，把社会背景条件称为“后院”。在她看来，讲好资本主义故事要有两个视角，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更多的是在讲述“前庭”的故事，而致力于“一种扩展的资本主义观念”，还需要加上“后院”的故事。

本文无意于介绍弗雷泽的理论，而是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主题，即如何讲述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故事这一框架内来讨论。弗雷泽认为，资本体系的背景条件由人的再生产、自然和政治权力构成，而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视角，即女性主义批判、生态主义批判和后殖民主义批判涉及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因而可以将其结合到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之中。然而，弗雷泽没有穷尽这个主题的所有内容。资本主义体系还有它既依赖又破坏的其他背景条件，如人类基因和人脑智能、语言与文化、人的社会性和交往愿望等，这些因素在今天都被资本以某种方式挪用。因此，要讲述资本主义的完整故事，弗雷泽的“扩展的资本主义观念”还需要再扩展。

二、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批判

马克思强调，要理解一个社会，就要抓住其生产关系的特征。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简单地说，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作为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同时意味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资本可以在市场上找到自由劳动力，二是工人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活劳动。因此，正式的资本主义概念可以定义为特定的阶级结构和普遍市场经济的结合。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的本质是阶级关系，阶级关系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非中心化的市场机制来协调和组织其生产，作为匿名的生产和交换体系而存在，因而，其阶级关系呈现出纯经济的外观。

作为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既具有一般性，也具有特殊性。其一般性指的是，与历史上其他剥削制度一样，它也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其特殊性指的是，这种剥削和压迫不是人对人的直接统治，而是以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现实抽象物”的统治。马克思有一个宏大的理论设想：“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是由其经济生活条件决定的。在后来的著作中，马克思直接把阶级理解为生产要素的人格化：

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越成熟，其阶级关系就越纯粹化、两极化，也就越简单化。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要素与阶级结构是直接同一的。由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故事与资本主义体系的故事就相互重叠了。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从一诞生就成熟的。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完全靠对工人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来获取剩余价值。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们试图把工人的每一刻时间都变成劳动时间。然而，这种剥削形式是不可持续的。当资本对劳动时间的榨取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为了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家不得不另觅他途。具体地说，就是从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转向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相对剩余价值主要依赖的不是工人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而是对先进技术和机器的使用，是通过提高单位劳动时间的生产率实现的。一旦相对剩余价值取代了绝对剩余价值成为剥削收入的主要来源，资本主义体系就摆脱了工人阶级劳动的生理和精神限制，也就摆脱了由此而来的工人阶级的“生活世界”的限制。于是，资本主义的维持和发展就更多地依赖于其本身。

基于对成熟资本主义的特征的理解，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灭亡理解为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矛盾而展开的自我否定过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解释是一种复杂的话语，本文不可能作完整阐述，但其荦荦大者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资本积累的内在强制和工业化使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其二，社会两极化和无产阶级的壮大。资本主义竞争不仅把个体劳动者无产阶级化，而且部分资本家也会因经营失败而堕落为无产阶级。因此，资本主义不断地生产着自己的掘墓人。其三，生产的无限增长与消费的有限性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目的是剩余价值，每个资本家的生产都是有计划的，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无计划的，这样一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不一致”。经济危机就是这一经济矛盾的表现。其四，利润率下降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是一根无形的鞭子，为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每一个资本家都试图通过加大不变资本的投资、改进设备和技术，以期获得超额利润。然而，单个资本家的理性选择导致的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合成谬误”，推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规律与资本主义灭亡之间的联系不那么直观，但如果我们承认资本家是利润的人格化，那么，利润率下降趋势也就暗示着资本家的慢性自杀。总之，马克思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激化的内在必然性必然导致其自我否定和灭亡。

如何看待经典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理性地看，马克思提示的资本积累规律及其内在矛盾有客观依据，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灭亡之间的经验联系也有待研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有很强的调节能力。虽然经济危机没有彻底消失，但其爆炸性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控制，即使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也没有动摇资本主义体系。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关系并没有沿着资本集中和积聚以及经济危机的加速效应所预测的两极化方向发展，而是呈现出复杂的多样化和碎片化的特征。最后，从技术上说，利润率下降是可能的，但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变革加速的时代，新产业的高利润率往往弥补了传统行业利润率的下降。

在理论结构层面，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灭亡为前提的。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但在可见的将来，我们还很难现实地想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灭亡。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需要调整其目标，或增加其内容，不能仅仅着眼于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还要针对资本主义体系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影响做出诊断。就此而言，我们需要补充和调整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三、资本与“他者”的纠缠

资本主义与“他者”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其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其中涉及资本主义与前现代、自然、非西方世界、家庭等之间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不仅涉及劳动者与其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而且涉及劳动对象即自然的异化，以及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共同体本质的异化。不难理解，今天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批判仍从马克思那里寻找思想资源。其实，在马克思的“工具箱”中有许多概念可供我们思考资本与“他者”的关系，如物化和异化理论、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概念以及自然界新陈代谢的概念。其中，与本文主题联系最紧密、也最受人关注的是马克思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理论。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用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将其译为“形式上的从属”与“实际上的从属”）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就其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方式而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一般的特征，但不同的阶段有自己的特点：

资本在它开始形成的时候不仅控制了一般劳动过程（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而且还控制了特殊的现实劳动过程，这些劳动过程在工艺上处于资本找到它们时的状况，并且是在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找到现实生产过程，即特定的生产方式，最初只是在形式上使它从属于自己，丝毫也不改变它在工艺上的规定性。资本只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才不仅在形式上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而且改变了这个过程，赋予生产方式本身以新的形式，从而第一次创造出它所特有的生产方式。

大体上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解为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过程。工场手工业阶段的资本主义处在形式吸纳阶段，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处在实质吸纳阶段。前一阶段以绝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为特征，后一阶段以相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为特征。正如前面提到的，绝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必然遇到工人的生理和精神的限制，为了突破这一限制，资本主义转向运用先进的技术即机器和工厂的组织形式为自己打开了一个自主积累的空间。要理解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的区分，关键是理解资本与“他者”的关系。正如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所解释的，“新的劳动过程是由资本本身创造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领域中创造出来的。马克思关注的是，劳动过程是如何通过对科学的应用、对新技术的实施等创造出来的。劳动实践是在资本内部生成的，同来自外部的实践形式根本不同，因此，马克思常常将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过渡视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开始”。显然，马克思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理论涉及资本主义与“他者”的关系。资本主义为了完善其对劳动的控制，为了更好地主宰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必然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大到以前的非资本主义领域，一方面更多地通过不变资本的投资，提高生产的技术条件，另一方面通过现代工厂的组织形式把工人直接控制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

马克思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概念具有很大的解释力，中外许多学者都运用它们来接着讲资本主义的故事。哈特和内格里就运用它们解释种族资本主义理论和父权资本主义现象。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把一切前资本主义因素或非资本主义因素都“吸纳”到自己的支配和控制范围。就种族资本主义而言，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种族主义的，它不仅使非洲人和美洲人处于从属地位，也使西方的爱尔兰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各色人种处于从属地位。种族和种族等级制先于资本主义而存在，但它们对资本主义来说不是偶然的或伴生的特征，而是其本质特征。这一分析范式也适用于父权制资本主义。“像种族资本主义理论家一样，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早在资本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因而并非资本的产物。然而，性别观念和性别统治结构早已存在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父权制在历史上是某种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的普世制度。相反，父权制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采用和改造，形成了一个具有复杂而富有弹性的劳动性别分工制度的新家庭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内在地包含着父权制的倾向。他们相信，资本吸纳概念也可用于当今左翼对“新圈地运动”，即资本对共有物的圈占的批判。一些学者也把它用于对平台资本主义、网络资本主义的批判，因为网络和购物平台正把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之外的社会成员纳入资本主义范围内。在此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正在成为一个总体吸纳的社会。

在马克思之后，最早对资本主义系统与“他者”的关系进行概念化的是罗莎·卢森堡。她在《资本积累论》中强调，非资本主义领域的存在是资本积累的条件。资本主义并非在其襁褓时期才与非资本主义领域发生关系，而是始终依赖它为自己提供扩大再生产和价值实现的条件，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体系不是自主的，而是依赖于“他者”的。卢森堡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资本家追求资本增殖，然而，新增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只能依赖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需要，非资本主义世界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价值实现提供市场。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依赖于两个市场，即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这里的内部和外部并非仅仅是空间概念，也是社会经济概念。“从这个角度上说，内部市场是资本主义市场，生产本身购买自己的产品和提供自己的生产要素；外部市场，是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吸收了资本主义的产品，并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提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按照这一理论逻辑，资本主义是有限度的，它面临着两难：剩余价值的增殖依赖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条件，而其再生产和发展又必然消灭自己所依赖的条件。卢森堡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创新，不仅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解释为内部的外部化，而且解释为外部的内部化。西方资本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掠夺和侵略，不是其偶然的和相伴随的特征，而是其本质条件。基于此，当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都倚重卢森堡的理论。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也可以纳入这个理论谱系。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篇著名文章中，他借用欧内斯特·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分期理论，阐发了自己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当代特征的思考。曼德尔把资本主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市场资本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垄断资本主义，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正身处的“跨国资本主义”，而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辩证开拓。詹明信说道：“曼德尔以为今天的消费社会才算是资本主义最彻底的实现，是资本主义的最彻底形式。在此，资本的扩充已达到惊人的地步，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许多多此前未曾受到商品化的领域中去。简言之，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才是资本主义最纯粹的形式。早年，前资本主义的组织一直受到既有资本主义结构的容忍和剥削；到了今天，它们终于在新的社会组织里被彻底消灭了。”譬如，以往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即第三世界共存的，但这些传统劳动和生活形式，如农业文化，因绿色革命的兴起已经受到了破坏；以往资本主义生产依赖人的生存需求，但是广告和媒体工业的大举入侵导致人的欲望受到资本的殖民，不断地为资本主义生产出新的需求；再如，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文化与经济之间存在着界限，现代主义不仅标榜为艺术而艺术，而且抵制商业对文化的入侵，今天文化领域已经商品化了。换言之，以往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消极地依赖非资本主义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今天它更积极和主动地介入非资本主义领域，对它们进行更彻底的控制和支配。

大卫·哈维也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他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加以扩展，提出了“普遍异化”概念。他指出：“劳动与其产品、价值及其生产规划的异化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所共有的论题。问题是，早期著作中对异化的理解没有植根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成的工人的日常生活和劳动现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异化的普遍性产生于资本内在的历史趋向，包括:创造世界市场，建立无处不在的社会(阶级)关系和新旧更替关系，以及在竞争规律的强制作用下将某些可确认的运动规律内嵌于人类历史中的趋向。”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仍然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和竞争领域，涉及的是劳动异化的普遍性，今天我们面临着更广泛的社会的“普遍异化”。在哈维那里，普遍异化不仅指工厂围墙外的非生产劳动的异化，如购物中心保安之类的“无聊工作”，“更重要的以及真正具有启发性的是，哈维如何将异化扩展到社会层面——远远超出雇佣劳动的范畴——来把握大都市贵族化和城市空间向社会工厂转变等现象”。在这里，修饰词“普遍的”是从社会总资本和世界市场的关系角度来解读的，包括了资本在不同空间的统治。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资本与“他者”的故事有着很长的谱系和丰富的内容。哈特、内格里试图用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概念对各种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进行整合，阐述资本主义统治的多样性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联合；卢森堡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论域中对非资本主义依赖关系的解读解释了资本主义内在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哈维把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扩展为社会的普遍异化理论。这些理论都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故事并非只是资本的故事。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流通、分配和交换之间的循环，也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还涉及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关系、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资本主义领域与非资本主义领域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不仅对揭露资本主义的破坏性本质，而且对理解当今各种反资本主义斗争形式，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上述理论没有对资本主义与“他者”的关系进行充分的概念化，它们更多地立足于理解资本积累的条件和机制的变化，而非把二者视为结构上相分离和经验上相互作用的两个领域，对此，弗雷泽在问题的概念化和内容的展开上都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四、“前庭”与“后院”的双重视角

卡尔·波兰尼并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家，但通过“大转型”“脱域”和“嵌入”“撒旦的磨坊”“自由的双向运动”等概念，他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当今引起了人们的共鸣，给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提供了启示。波兰尼指出，自由资本主义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19世纪社会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他对市场社会的批判以社会人类学为基础。在他看来，“人的尊严是他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尊严，他是作为家庭、国家和‘人类的大社会’的公民秩序的一个成员”。然而，自由主义拆除了将市场与社会隔离开的防护带，把人类生活依赖的一切都卷入市场中，破坏了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人获得尊严的条件。波兰尼批判的对象是自由资本主义，它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领域的侵蚀和破坏。波兰尼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家计与获利的区分至今仍然是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前瞻性的理论。亚里士多德把无节制的逐利原则斥为“违反人类本性”，因为它把经济动机从具体社会的各种自然限制中分离出来。这就是波兰尼著名的“脱域”概念的来源。波兰尼认为，19世纪文明崩溃的根源是劳动力、土地、货币的市场化：

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为了出售，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存在的……土地不过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它并非人类的创造；最后，实际的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一般而言，根本就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经由银行或国家金融机制形成的。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

规范地说，经济秩序不过是社会秩序的一种功能，前者“嵌入”后者之中。然而，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化原则把一切存在转变为虚构的商品，成了排他性的社会组织原则。“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无限制的市场化称为“撒旦的磨坊”。总之，波兰尼认为，把自由资本主义视为一个自我调节的社会的观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人类愿意接受彻底堕落或灭亡的风险，否则，这样的社会是无法继续的。

在某种意义上，弗雷泽承接了波兰尼式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把后者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发展为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波兰尼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自由资本主义视为“大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弗雷泽也将新自由主义视为又一次“大转型”。她致力于新自由主义批判，抵制当今左翼思想界盛行的无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在《在马克思的隐蔽居所后面——一个扩展的资本主义观念》中，她把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艾伦·伍德等人的“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想资源结合到自己的理论中，致力于形成一个“扩展的资本主义观念”。

在弗雷泽看来，“资本主义既非一种经济体系，亦非物化的伦理生活形式，毋宁说，它最好被视作一种建制化的社会秩序”。她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理解为由一系列特征构成的整体。在她看来，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有以下核心特征。其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第一个规定性特征是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它预设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分裂。这一分裂是从作为以往社会世界的崩溃的结果而产生的，在这一世界中，大部分人，即使处境不同，都拥有生活工具和生产工具……资本主义决定性地颠覆了这样的安排。它圈占了共有物，禠夺了大多数人习俗性地使用的权利，把共享的资源转变成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其二,自由劳动市场。虽然听起来很怪异或“不自然”，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是“自由的”：一方面，他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另一方面，“他无权获取生存工具和生产工具……因而丧失了使它避免不受劳动市场支配的资源”。在此，工人的自由是悖论性的：他要么自由地被雇用，要么自由地饿死。其三，价值的自我增殖。“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客观的系统性的冲动或目的性，即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不仅是资本家的主观动机，而且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客观强制。在此意义上，真正的主体不是人，而是资本主义体系。其四，社会市场化。市场并非现代社会特有，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有了两个进一步的特征：不仅“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把大量资源配置给商品生产”，即社会资源的投入机制被市场主宰，而且“市场决定社会的剩余如何被投资”。因此，弗雷泽与波兰尼一样，也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倒错的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倾向于把这些决定交给‘市场力量’去支配。也许它们最重要的后果和倒错特征，是把大多数重要事情的决定权让渡给货币价值的估值工具。”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上面提到的前两个特征指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前提条件，第三个特征提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而第四个特征指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弗雷泽指出，一个社会如何使用其剩余是绝对核心的问题，它涉及社会剩余是用于资本的增殖还是用于家庭、闲暇、精神活动等。资本主义由于其价值自我增殖的冲动，必然颠倒生产性投资与生活性支出的关系。弗雷泽承认，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特征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内容，指向资本主义的“隐藏的居所”。但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的“后院”还不够深，在它之后还有“后院”，而她想做的是深入马克思的“后院”的“后院”，一探资本主义社会的究竟。

在弗雷泽看来，资本主义体系依赖于非资本主义的“背景条件”。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依赖于自然、劳动力和货币这三个非市场的社会条件。弗雷泽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依赖三个非资本主义的背景条件。其一是人类自然生存和再生产依赖的家庭、共同体等活动，包括家务劳动、情感关怀、抚育后代等人类再生产活动。“这一活动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人类主体，维系其肉体的自然存在，同时还把他们建构成社会存在者，塑造他们在其中活动的习惯、社会本质或伦理。”其二是自然界。其三是一定的政治条件。弗雷泽指出：“如果缺少为私人企业和市场交换奠定基础的法律框架，资本主义是不可设想的。它的‘前庭’故事关键性地依赖于公共权力保障财产权、强制合同实施、仲裁争议、镇压反资本主义叛乱，用美国宪法的语言来说，还包括为资本主义提供血液的货币供给的‘信托和信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不同，弗雷泽认为，历史地说，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不是直接来自资产阶级，而是由领土国家提供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产生了现代的政治权力，就此而言，它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依赖的非资本主义的背景条件。

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系统，而且是一种社会形态，这个系统的生产与再生产依赖于非市场或非资本主义的背景条件。把资本主义的“前庭”与“后院”结合起来，可以阐述一个扩展的资本主义观念，或者说，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1）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制度性分离使资本主义劳动剥削制度得以可能，为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2）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使资本摆脱政治的控制而自由地跨国流动，获得了更大的剥削空间；（3）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分离使自然失去其新陈代谢条件，资本对自然和地球的控制不仅造就了全球资本主义，而且催生出“星球资本主义”；（4）资本主义经济剥削与权力剥夺之间的分离产生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造成了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弗雷泽相信，把资本主义的背景条件与其经济系统结合起来，或者说，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阐述与基于更广泛的社会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资本主义社会概念结合起来，可以讲述一个更完整的故事：

为了充实我最初对资本主义的论述，我已经表明，经济的即“前庭”的特征，依赖于非经济的“后院”的条件。一个由私有财产权、自我扩张价值的积累、自由劳动市场、其他商品生产的投入以及社会剩余的市场配置所构成的经济体系，只有依赖三个关键的背景条件才能成为可能，它们分别是社会再生产、地球的生态和政治权力。因而，要理解资本主义，我们需要把“前庭”故事与它们的三个“后院”故事关联起来。

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的变迁可通过市场领域与非市场领域之间关系的结构变迁来刻画。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市场领域与非市场领域是相互分离的。虽然工人依赖市场获得工资，但家庭与市场、人类与自然、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保持相对独立，人的再生产、自然的新陈代谢和政治权力并没有直接卷入市场，它们只是在外部对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系统进行约束。在福利国家阶段，即20世纪中后期的资本主义中，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重要方面被转变成社会服务和公共物品，社会再生产领域非私人化了，但并没有完全被商品化。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又一次出现了大转型：

新自由主义把这些服务再私有化和再商品化，同时还第一次把社会再生产的其他方面商品化了。不仅如此，通过公共服务的强制性收缩，第一次使大量妇女被征募到低工资的服务业。它正在重绘把商品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分隔开的制度边界，重新型构性别秩序。更重要的是，通过发起对社会再生产的大攻击，它正在把这些资本积累的背景条件变成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爆发点。

马克思主义和左翼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不仅着眼于解释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和结构特征的变化，更重视对资本主义矛盾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潜能的分析。弗雷泽的理论也是如此。受哈贝马斯影响，她认为，从福利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矛盾和冲突的领域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矛盾和冲突主要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而是更多地产生于社会再生产与资本再生产的界面上，是“边界的斗争”。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新的社会冲突产生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接合部”，“新的冲突不是由再分配问题引起的，而是由生活形式的语法（grammar of forms of life）引起的”，涉及的是市场之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个人自主性与公共角色问题。与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的病症理解为更为抽象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不同，弗雷泽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与其社会背景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冲突的根源。

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和冲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围绕着生活资料的控制和剩余价值的分配而展开的阶级斗争，另一种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展开的社会斗争。前一种可称为内部斗争，后一种可称为边界斗争。“这些边界斗争，正如我所称的，决定性地型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它们在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秩序化的社会秩序中扮演着建构性角色。”表面上看，非经济的社会再生产背景在资本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对非市场领域的结构性依赖，非市场领域不可能对市场给它造成的破坏后果无动于衷。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前庭”与“后院”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正像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自我维持的；它无偿地利用社会再生产、自然和政治权力。然而，它趋向于无休止的积累，也威胁到它的可能性的条件本身的稳定。”也就是说，除经济危机外，资本主义还面临着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理论针对的正是这些经济危机以外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

总之，弗雷泽相信，“前庭”与“后院”的双重视角不仅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工人的剥削、对非西方世界的压迫、对自然的剥夺等机制进行了批判性的诊断，而且也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提供了思考方向。在这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比传统马克思主义设想得更广泛。“只要我们从‘前庭’的故事看到‘后院’的故事，所有对劳动的剥削而言不可缺少的条件都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焦点——不仅包括生产场所的劳动与资本的斗争，而且包括围绕着性别统治、生态、帝国主义和民主发生的边界斗争。”在此意义上，一种扩展的资本主义理论也是一种扩展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理论。

五、未完成的故事

弗雷泽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当今学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哈贝马斯和受其影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致力于讨论西方社会内部的规范、法律和民主问题时，她认真地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致力于开拓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新空间。弗雷泽之所以执着于此，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她做出的当今左翼理论存在局限性的判断。在她看来，今天西方世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联盟，即“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联盟。它把两种力量结合起来，一方面是金融资本、信息技术、虚拟经济、后物质经济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另一方面是新左翼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绿色资本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这是一种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同盟，其中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一起鼓吹新资本主义经济，而把社会批判移植到文化领域，用文化政治、认同政治取代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弗雷泽试图扭转这一趋势。在她看来，资本主义仍然是主宰社会的力量，文化冲突、种族斗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意义应该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得到理解，同时，反资本主义斗争也可以在与时俱进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获得思想资源。

如何看待弗雷泽的理论？首先，她的理论不是孤立的。无论是卢森堡把非资本主义视作剩余价值的实现或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还是詹明信把资本的欲望制造和对农业社会的渗透视为全球资本主义的特征，或者是哈维和内格里等人在更广泛的领域对异化和资本吸纳的讨论，甚至是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大量讨论，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资本与“他者”的关系早已进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但是，在他们那里，资本与“他者”的关系没有主题化，或停留在较狭小的范围内。在这个意义上，弗雷泽明确提出资本主义批判的双重视角，即“前庭”故事与“后院”故事，无疑有其价值和意义。

其次，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一样，对资本与“他者”关系的讨论更多地着眼于资本主义体系如何生产出它的自我灭亡的条件，或者更关注资本主义与后资本主义的关系，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最后历史决战的准备，而弗雷泽的理论更多地着眼于如何介入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如何实现资本主义的驯化。换言之，她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如何在反资本主义的常态化斗争中兑现其价值，这一点对于今天的左翼批判理论有着不可否认的意义。

再次，弗雷泽的理论框架有着较强的解释潜能。在她的理论中，作为资本主义背景条件的“后院”概念有三个结构性特征。第一，历史地看，资本主义依赖的人的再生产条件、自然条件和政治条件都有其各自的来源。人类的再生产活动，包括生育、抚养和教育活动，依赖于人作为生物有机体和社会存在物的人类学本质，它的作用和功能是可以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来理解与解释的。第二，资本主义生产与人类再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不断变化的。如果说，资本主义总是依赖于不是由它产生的背景条件，资本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而是寄生性的存在，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就是可疑的。第三，面对巨型资本主义体系，非资本主义的背景条件相对而言是脆弱的，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侵蚀和破坏。但是，这一领域并非完全是消极的，人类再生产的条件遭到破坏也就是资本主义长期生存依赖的条件遭到破坏，此外，资本主义将在社会领域、自然领域和政治领域遭遇抵抗和反对。因此，用“前庭”与“后院”的双重视角来解释资本主义矛盾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可能性及其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从卢森堡到弗雷泽，这一理论谱系并没有穷尽其全部内容。从理论逻辑上说，弗雷泽的“扩展的资本主义”观念所做的是反向溯源，即从当今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中提炼出资本主义依赖的非资本主义背景条件，但资本主义还“搭便车”式地无偿使用了其他的背景条件，因此，她的“扩展的资本主义”观念还需要再扩展。在此我们仅仅谈几个方面。

吕克·博尔坦斯基和夏娃·希亚佩洛在《新资本主义精神》中谈到，当20世纪大型的科层化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后，“新资本主义精神”就利用人们的个性、本真性、亲近自然等审美要求，塑造了当代扁平化的、小型化的和流动性的柔性资本主义。它不仅扩大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空间，而且改造了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它最诡谲的特征是利用反资本主义情绪为资本主义服务。这里所谓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包括人对自由、个性、独特性、审美等非资本主义方面的需求。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不仅“搭便车”式地依赖于家庭、社区等社会再生产条件，依赖自然无偿提供的资源，也无偿地利用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和批判。“资本主义通过它承认批判的有效性，并通过把它结合到自己的机制中而使之成就自己:聆听批判所表达的要求，然后做一个通过产品和服务满足它们并能够出售它们的创业者。”

人类的知识以及语言能力是人类生活依赖的条件，交往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人不仅是使用工具的动物，也是语言的动物；不仅是劳动的动物，而且是游戏的动物。交往是人类自我表达的活动，是人们劳动合作的条件。然而，在平台资本主义中，“当我们强调独特的观点和个人经历时，我们就充当了交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齐泽克认为，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新圈地运动中。在新圈地运动中，不仅自然资源、矿产、土地等公共资源被圈占，连语言、文化等公共资源以及物种和人类的基因等资源也被私有化了。就此而言，不仅在经济意义上，而且在生存论意义上，人类的存在正在普遍地无产阶级化。

总之，弗雷泽所说的资本主义在依赖非资本主义条件的同时又在其发展中不断地破坏这些条件，这一点有理论的必然性，但具体内容并不限于她阐述的那三个方面。在知识资本主义、加速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游戏资本主义中，有更多的非资本主义领域被吸纳到资本主义领域中，资本主义系统同时既依赖又破坏的不仅是人的再生产和社会化条件、自然和政治权力，也包括人的智力、语言、交往甚至个性和审美需求等方面。在此意义上，资本与“他者”的故事是一个开放的领域，资本主义批判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转自：“学术与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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