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求索》2017年第7期

国际共运史研究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放主持

摘要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时期曾经充满信心地认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19世纪的“秘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然而，为什么马克思的设想没有能够实现？关键是马克思作为理论前提而提出的三个重要判断或者在当时就不能成立，或者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超出了马克思的设想而在事实上没有成为现实。从19世纪中后期世界经济与政治事实出发，仔细分析马克思的这三大判断，有助于我们对国际共运或世界社会主义的诸多方面形成新的认识与见解。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三个重要判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马克思

作者简介 韦定广，博士，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在给研究生上课或平时聊天时，经常会有人提出：“为什么在巴黎公社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革命？”“马克思凭什么断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定会联合起来？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爆发吗？”如此等等。应该说，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并且至今困扰着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的认识。面对这些问题，模棱两可、模糊是非的态度肯定是不可取的。恩格斯在逝世前留下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一再坦承：“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我们”当然包括马克思在内，而“当时的看法”之所以最后被历史证明“只是一个幻想”，主要因为“当时的”马克思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及历史进一步发展的三个重要判断存在认识偏差。

『判断一：工人的生活“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

马克思对后来被人们概括为“两个必然”的第一次完整表述，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最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结论，在此之前，文章首先详细阐述“资产者和无产者”的产生及其内在对抗性矛盾；紧随其后，为了让结论更加坚定有力，马克思使用了三段论逻辑推导：

大前提：在阶级社会里，“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

小前提：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工人的生活“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资产阶级“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

结论：所以，“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的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大前提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小前提。

诚然，19世纪初期英、法等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确实非常糟糕。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此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另外我们从英国作家狄更斯和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中，能够获得更为形象生动的认识。这既是当时爆发工人运动甚至是武装起义的条件，也是马克思分析工人异化劳动的可靠依据。但是，马克思在对问题的分析中存在两方面失误：一是他没有看到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所谓的工人阶级，其中大部分是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他们进入城市和工厂之后，尽管从城市“文明人”的眼光来看，处境非常悲惨，几乎过着不是“人”的生活，然而和他们原来在乡村的状况比较，或许还有较明显的改善。其情形可能恰如英国社会史家阿萨·布里格斯所分析：“工人们通常是在较高的工资和更大的社会机遇的吸引之下，而不是在强迫之下进入工厂的。”另外，就是马克思没有充分意识到在资产阶级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特别是在大工业生产逐步走向成熟之后，就总体趋势而言，工人阶级的生活“随着工业的进步”，非但不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而是不断获得改善。

历史学家研究认为：“19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工人的平均收入是呈递增趋势的”，而到19世纪中叶，开始真正“享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大量物质利益”。英国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是享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研究结果显示：工人的平均工资1875年较1862年提高了40%，而1900年则比1875年高出三分之一，比1850年提高84%；同时在1870—1900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不但总体上“变得大为便利也更加丰富”，而且第一次“在工业社会获得了坚实的归宿和依托”。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仍然存在，特别是在19世纪末，首都伦敦也仍然有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然而与此同时，大约70%的工人阶级却生活得比较舒适，他们“也开始享受工业文明的物质成果”，以前拼命工作都“无法赚取每日面包”的工人阶级现在“却丰衣足食，吃穿不愁”。这在客观上，无疑大大缓解了工人阶级对于国家乃至整个社会的“异化感”（借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提法）。当工人改善生活的愿望获得表达并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尤其是工人的物质生活在维持基本需求的基础上还不断有所提高，以暴力为内涵的革命是很难发生的。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这些情况吗？或者，他们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或许与恩格斯的工厂主身份有关，应该说是恩格斯最早指出这一事实。例如在1858年10月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就认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后来，马克思在1878年2月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也坦率地承认：“由于1848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后来多次提出这一观点，例如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和1892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版序言。相反，马克思却较少这方面的论述。

其实不但是英国，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差不多。到了19世纪后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依然存在，但尖锐程度有所缓和；斗争仍在继续，然而“火药味”在减少。客观地想一下：在工人的收入能够填饱肚皮，特别是一家老小的生活大体还过得去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愿意走上街头、流血牺牲？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1871年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建立自己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在发达国家惟一取得过短暂成功的一次尝试。此后至今，欧洲范围就再也没有爆发过马克思所期待的“新的革命”；相反，一次次危机却不断推动这些国家生产的无限扩张和资本重组……

『判断二：“工人没有祖国”』

这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理由是当时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完全体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为资产阶级服务，因而它不属于工人；另外还因为工人所受到的剥削、压迫是国际性的，而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这个判断是“全世界无产者”能够“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

然而在马克思提出这个判断之后，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首先，世界现代化的前提是民族国家普遍建立，在现代国家与国家的纷争中，民族情感、民族大义通常超越于阶级情感、阶级矛盾之上。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欧洲历史上的民族及其国家问题稍作分析与回顾。

现代民族学研究认为，“民族”不同于“族群”，前者是与国家相联系的。在欧洲古代，“民族”观念是非常模糊的，因为人们认同和效忠的对象主要是领地及其领主，“国家”在一定意义上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所谓“英格兰人”“法兰西人”等等也主要是一些地理概念，而不具有政治实体性质。到了中世纪后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欧洲一系列战争不但造就出第一批现代意义的民族，而且促成了民族与国家的结合。到17世纪末，欧洲逐渐进化为一个“国家社会”，主权原则和领土原则在国家间不断获得认可。新兴的欧洲国家社会在国际法层面，被概括为“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该模式产生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议，但真正得到普遍遵守和成为国际交往的基础,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阻碍现代国家发展的最后障碍被消除了。促使民族国家迅速成长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因为工业化、现代化必须在一定的政治实体下进行，而民族国家是最有效的单位形式；同时工业化、现代化的不均衡发展必然造成不同“民族”间差距日益明显，竞争与冲突更加激烈，因而“民族”愈加需要“国家”提供保护和支持。这在《共产党宣言》里，有着生动的描述：“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和统一的民族。”

民族国家全面成长的推动力量还来自于外部：资本的全球扩张无不在国家支持下进行，扩张本身成为国家活动和权力增长的主要理由与源泉，成为民族优越感膨胀的基础；同时对于落后国家，反抗外来入侵和被殖民化也必然促成民族意识、“祖国”意识的全面形成和空前高涨。于是19世纪中后期，势必成为民族国家广泛建立并得到巩固的时期。

——法国到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后期，政治上的长期动荡和反复终于相对稳定下来，同时国家也真正成长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随着50、60年代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及世界市场竞争的发展，1871年，长期分裂的德意志终于成为拥有共同语言、共同社会心理和共同经济利益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19世纪初，意大利人民就开始了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为目标的“民族复兴运动”，到1871年首都由都灵迁往罗马，终于实现了统一，意大利第一次开始以民族国家的形象出现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

——美国虽然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就获得了民族独立，但经过南北战争，才真正成为一个强大的、具有同质性的民族国家。

在将民族与国家相等同，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的背景下，原本主要作为地理概念或种族概念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等，也就具有了特定的政治内涵。与此同时，国家也不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整个民族的制度载体；“祖国”的民族性质远胜于阶级性质，如在普法战争期间，“法兰西万岁”成为整个国家或全民族的价值追求与奋斗目标。

其次，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和民主选举逐渐成为欧美国家建立政权的主要方式，工人阶级也开始参与国家政治和成为国家的“主人”。

现代国家之所以“现代”，主要在于政权的构成及其建立方式。在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兴盛之后，“神圣权利”受到挑战和侵蚀，在固定领土和民族范围内的国民认同与忠诚，成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尤其是统治集团都不得不努力争取的内容。国民认同与忠诚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获得：政治领域——普选权的扩大与兵役制；思想文化领域——义务教育和民族主义思想情感的培育；经济领域——税制与社会福利政策。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实现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后，西欧各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都需要通过这些方面的成就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尤其是民主选举权的扩大。英、法、德就是代表。

——英国虽然由1688年的“光荣革命”创立起具有民主内涵的政治结构，但因缺乏有效的形式，“国家”实质上堕落为寡头政治的工具。1831年，英国1300万人口中只有选民35万，但经过1867年的改革，基本废除了对选民的财产要求，大部分城市工人阶级开始拥有选举权；经1886年的再次改革，全国60%的男性公民获得选举权。

——法国从1789年起，公民的选举权几经反复。1793年宪法承认男子普选，而且规定议员直接选举产生；1848年革命后工人不但获得了选举权，而且有代表进入政府；第二帝国时期一度自由倒退、普选成为帝国的摆设，然而1860年开始了“自由主义帝国”时期，1864年5月工人获得罢工的权利；1870年5月，通过公民投票方式，拿破仑三世顺利蠃得“帝国的第二次重建”。

——与英法比较，德国人的自由民主无疑要缺少许多，但统一后的1871年“帝国宪法”同样规定了选举原则，只强调25岁以下男子、25岁以上领取贫民救济金的男子和妇女、军人无选举权。

将选举权扩大到工人阶级及社会的大多数人，不但使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具有现代合法性内涵，而且使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获得某种程度表达。我们可以指责它的虚伪性和维护阶级统治的性质，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政权主要是由民主选举产生时，这个政权背后的“祖国”无疑也就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与忠诚。

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与实施，使社会下层尤其是处于贫困状况的工人阶级能够从国家层面体会到“祖国”的温暖。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英国的《济贫法》。此法颁布于1601年，后经过多次修订，而1834年的新版本明确规定国家必须以税收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社会救助，目的是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首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在通过社会立法和福利政策来保证工人最基本生存条件与生活水平方面是走在前面的。1842年和1844年，议会先后颁布《矿井法》和《工厂法》，使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获得一定程度改善；1847年实行《十小时工作法》，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英国的社会改革在六七十年代先后成为各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榜样，尽管程度或方式有所不同。不过德国却“后来居上”：在1883－1889年间，俾斯麦为了将工人的多数争取到“国家”方面来，在他的统治下，德国竟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工人提供病、老、伤、残全面社会保险的国家。特别是俾斯麦政府以国家立法形式先后通过的三部法律，即《疾病保险法》（1883）、《工人赔偿法》（1884）和《伤残、死亡和养老保险法》（1889），成为西方国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标志。

到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通过社会保险立法方式建立起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等制度。这样做的政治效果，就是促成了社会下层对于国家的认同，当国家通过制度建设使广大工人阶级能够获得各种各样的“好处”，或者说获得某种程度的“温暖”时，“祖国”一词对于他们就不仅是文化的、政治的，而且也是经济的。

『判断三：在工业发达国家带动下，广大落后国家都将很快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行列』

这个判断最初形成于《共产党宣言》时期。在宣言的第一章，马克思宣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到了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明确以印度为例，认为英国的殖民侵略最终能够使之成为一个“西方式社会”。

细究起来，这一判断的形成可能与当时美国的工业化成就有密切联系。

众所周知，北美在1607年前还完全属于蛮荒之地，后来相继成为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18世纪末，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了实现工业化的宏伟目标，由此在美国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的工业革命虽然比英国晚了几十年，但现代意义的工厂体制却率先创立；其工业化进程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突飞猛进，1860年后明确以英国作为追赶目标，大力发展重工业……总之，恰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以殖民方式被引进到美国后，很快“充分地和不受阻碍地确立起来”，工业生产力获得“异常迅速”的发展。受马克思影响，恩格斯在1850年前后也曾经将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美国对墨西哥的扩张和俄国入侵中亚地区，称为“对于文明的进展都是有意义和值得庆幸的事”。

然而问题在于，北美土地上发生的“奇迹”是否真的如马克思所预言，“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情况”？

就在北美对面的拉丁美洲，最早成为西欧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但在经历了大约300年的殖民统治后，仍处于商业资本的低层次发展阶段。即使在19世纪初拉美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后，资本主义工业化仍然如水月镜花。到1913年前后，拉美国家中工业最发达的是阿根廷，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为16.6%；其次是智利，占比为14.5%。而且这些国家的工厂规模很小（1882年，阿根廷工业企业雇用的工人平均只有6人），最多也就是程度不同地取得“依附性”发展。非洲国家的情况自然更加悲惨。西方殖民主义进入非洲长达400年时间，然而据联合国的一个文件介绍，直到20世纪50年代，“非洲人口的大约85%仍然从事农业”；在非洲农业经济中，大约70%的可耕地和大约60%的劳动力属于自给自足生产性质。

也许还是曾经受到马克思充分肯定的印度的情况，更能够说明问题。

自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英国就开始在印度实行有组织的殖民主义，由贸易垄断权再到政治统治权，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长达近两个多世纪。这期间主要是贸易和商业资本性质的掠夺，基本缺乏工业的实质性发展。大约也正是在50年代即马克思评论英国对印度统治时期，才开始有了大工业及其现代基础设施的兴建。其中包括英国商人投资建设的铁路公司、黄麻厂，印度商人建设的棉纺厂，黄麻业、棉纺业的兴起和铁路建设，标志着印度工业化进程的开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当时在《不列颠对印度的侵略及其未来结果》中所作评论也并非全无根据。然而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即在1946年获得独立前后，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略高于10%，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70%以上。更重要的是，在工业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印度经济的相对发展对占全国领土2/5的500多个封建土邦却起不到应有的冲击作用，直到独立时，作为封建制度活化石的土邦制度依然完好无损。”英国从工业革命到初步实现工业化，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而在印度，工业化目标在马克思之后一个世纪，却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总的来看，导致马克思的预言或判断没有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殖民地性质不同则结果殊异。

在资本主义扩张史上产生过两类殖民地：一是基本由西欧移民垦殖所成，北美属于此类，还有比北美大约晚200年的大洋洲殖民地；二是主要由西方国家对亚、非、拉异族人实行经济和政治统治而形成。前一类殖民地确实像马克思所说，没有前资本主义各种关系及旧的文化传统的制约，在一张没有负担的白纸上“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然而，印度这样的奴役土著型殖民地则不然。著名世界经济问题研究专家陈其人先生认为，印度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封建土地制度的阻碍，是导致印度没有实现“西方式”工业化的“最重要原因”。拉美情况又稍有不同。作为宗主国的西班牙、葡萄牙在当时还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在进行殖民统治过程中给拉美带去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再加上近代黑奴制度。于是，后来拉美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不能不发端于具有浓厚封建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土壤，在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发展不但缓慢而且畸形化。

其次，在19世纪后期,工业发达国家殖民政策发生重大改变。

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对殖民统治下印度资本主义工业化满怀信心的重要根据之一，是西欧国家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然而，一旦落后国家或殖民地国家的工业产品有可能对发达国家利益造成危害时，自由贸易信条就被后者轻易地抛诸脑后。例如在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对从印度进口的原棉征税轻微，而对棉织品的征税则高达70%-80%，而印度对从英国进口的毛织品只能征2%的关税，进口棉织品、纺织品只能征3.5%的关税。1882年印度的殖民政权甚至取消纺织品的进口税。马克思对于印度能够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另一条理由，是英国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但事实上，“只要印度仍然是英国制成品的重要市场，它就不可能执行一种真正的工业政策。”随着殖民地的增多、世界市场的丰富和本国工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英国开始以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为轴心，进行新的国际分工。1862年，曼彻斯特商会会长托马斯·贝兹利宣称：“印度的巨大利益将来自农业，而不在制造业和机械方面。”例如，对于印度本土消费和建设需要的物资如果能够由印度生产，无疑将对印度工业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殖民当局确定的方针是，即使印度能够生产，也必须到英国购买。在发展铁路建设期间，每年要从英国进口大量钢铁。当印度民族力量或地方官员出于印度利益考虑，提出在本土建立钢铁厂时，一位总督参事会成员明确指出：“在这个工业部门（指钢铁业），以印度资源与英国竞争是一种错误的政策。……由政府建立冶铁厂就是用政府的资源与英人竞争，打击英国钢铁贸易和英国制造业。”由此导致印度工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缺乏一个建立在大规模生产钢铁基础上的完整的机械制造业体系”。马克思还认为英国向印度输出机器会产生超出资产阶级预想的发展效果，例如曾经对印度铁路建设成就大加赞赏，认为“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铁路建设的重要副产品是刺激资本货物工业、机械工业的发展和工程技术进步。但是在印度却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直到20世纪初，与铁路相关联的其他方面建设，如电力能源、钢铁、机械制造等在印度几乎是空白。

不但是印度，“那些继19世纪末期帝国主义扩张之后被殖民化的领地里，经济发展同样也受到阻碍”；“不管宗主国从拥有殖民地中所获利益的性质和范围如何，殖民制度都对被兼并地区的经济发展设置了严重障碍，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主要由欧洲列强和北美国家构成的殖民扩张完全有害于世界文明进程。正如马克思在论述不列颠对印度侵略时所指出，机器工业的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推广、加入世界市场等，这一切都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内容或标志，其中必然包含推动历史进步的一面。但是，少数“工业发达国家”的“进步”是从内部成长起来的，而对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落后国家而言，“进步”却是伴随外国征服进入。被征服中获得的进步不但会带来过多的血污和伤痛，而且进步的结果往往还内含另外一层苦涩，这就是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不得不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物。殖民地性质再加上种种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混杂，所产生的最多只能是一个适应西方国家“中心”需要和为之服务的资本主义，一个遭到严重扭曲的、不伦不类的资本主义。

殖民地国家如此，那些没有成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国家情况又如何呢？

在世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起飞”时间通常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阿瑟·刘易斯认为，目前世界上工业国与非工业国、现代化国家与非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格局，大体是在19世纪末的最后一个25年里确立的。英、法、德再加上美国，经过19世纪中期的快速“冲刺”，大体都在70年代前后基本成为工业化国家。以四国工业化的成就以及在此期间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扩张（或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19世纪后期，形成世界范围的大分化：一端是少量新兴工业国,另一端是传统农业国或以古典农业文明为主国家。在世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一条“丛林法则”，即由于世界的资源、市场空间是有限的，一旦有一批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而且这些国家又以对外无限扩张为前提和特征，那么势必对其他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产生遏制与压迫，使其外部空间变得异常严峻。正是受“丛林法则”支配，大量工业化“后来者”的经济社会发展往往只能是维持原有状况下的低效率缓慢发展，或者由外来经济、政治钳制造成扭曲状态下的“低度发展”（underdevelopment）与“边缘性发展”（periphery development），从而几乎无可挽回地长期陷于“边缘化”或“半边缘化”悲惨境地。因此到了19世纪后期，“我们所面对的不完全是一个单一的世界，而是一个由两部分所合成的全球体系：一部分是已开发的、具有主宰性的、富有的；另一部分是落后的、依赖的、贫穷的。”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末，即日本遭遇美国炮舰轰击打开封闭的国门后不久，写道：“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这个过程”在19世纪后期很快是“超额”完成了，然而几乎完全以“殖民化”为特征的世界市场不但没有带来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全球的普遍发展，而且使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能够借助这个市场使自身矛盾得到缓解、危机获得释放。

『余论』

上述对马克思三个判断的重新认识，可以引起我们对国际共运史上诸多问题及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新思考。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时期，基于对以往社会形态更替一般规律的分析和对19世纪初欧洲三大工人起义的考察，认为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而此时革命的内涵意味着暴力，共产党人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但是在人类历史上，由社会下层起来能够用暴力方式夺得国家政权，通常取决于两方面条件：第一，国家与社会大众的对立程度；第二，二者之间的力量对比（特别是军事性质的力量）。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是否存在由外来入侵所产生的民族危机。资产阶级最初是以整个社会的名义，从代表“一小撮”的封建专制王朝手中夺得国家政权的；而在完全掌握了国家机器后，又逐渐通过普选权方式改善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给自己的统治罩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再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势必陷于“师出无名”的困境。此其一。其二，现代国家一般都有一支由国家政权掌握的数量庞大的军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武器装备的发展，原本赤手空拳且又毫无经验的下层群众已经很难在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国家军队战斗中取胜（特殊情况及落后国家当然除外）。巴黎公社的失败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在19世纪后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英国工联主义、德国的蒲鲁东主义与拉萨尔主义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一方面导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趋于丧失，同时还会引起对原本由资产阶级创立的国家形式、国家机器态度的转变。

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文献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摧毁”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理论主张。这不但是因为奴役工人的工具不能成为解放他们的工具来使用，而且还由于随着资产阶级议会权力、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从而使得工人阶级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既有必要，也存在可能。马克思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然而在六七十年代，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成为民族国家，进而纷纷采用了“民主共和国”这一现代形式后（虽然一定程度上是工人阶级斗争和奋力争取的结果），“摧毁”和“打碎”的可能性变得非常渺茫。更何况其必要性也值得重新考虑。民主共和国的内容存在阶级性，但是这种“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国家形式既然是“国家的最高形式”，也就能够为无产阶级所利用。所以到了1894年，恩格斯在给保·拉法格的信中认为：民主共和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

另外，马克思曾经寄予厚望的第一国际为什么会解散？

我们知道，成立“国际”既是马克思多年的宿愿，也是实现其社会理想的重要内容和环节。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所有参加国际成立大会的代表中，“只有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1848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为此在国际存在期间，马克思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共同章程》《成立宣言》的起草，到大量具体而繁琐的组织工作（马克思在国际中担任总委员会委员和德国通讯书记）；特别是与国际内部各种思潮与派别的斗争，贯穿国际的全部历史过程，几乎耗费马克思10年的精力。然而，尽管国际在推动工人解放和指导工人运动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事实上到1872年海牙代表会议后已经名存实亡，几年后正式宣布解散。

为什么马克思为国际制定的政治目标没有能够很好地获得实现？为什么国际的历史最后实质上成为与各种理论思潮及其宗派斗争的历史？有一点经常不为国内许多研究者所重视，即国际实际始终受到现代国家建立与巩固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思潮的破坏和影响。

成立国际的起因在于英、法、德三国工人组织声援波兰发动反对俄罗斯的民族起义，因此在国际存在过程中，民族问题经常成为不同派别争论的焦点。例如作为国际的主要成员团体，英国工联在爱尔兰问题上明显与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国际总委员会的观点相左。马克思认为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但是工联出于维护本民族利益的需要，却处处表现出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最后导致国际总委员会与英国工联彻底决裂。又比如与蒲鲁东主义的重要意见分歧之一，是如何对待波兰问题。马克思为首的总委员会是主张波兰独立的，因为从国际的观点看，“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波兰人“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但是由于德意志属于占领波兰的民族，所以蒲鲁东主义者们从“德国人”的立场出发，明确反对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明确反对国际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另外到了中后期，国际内部又出现了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工人组织，反对少数人把持国际的“反独裁”态度。由于“这一态度同业已膨胀的民族主义已经结合在一起”，结果导致分裂、导致对马克思观点的抵制。国际分裂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民族主义影响。但是在这一问题上，或许雅克·德罗兹的认识是对的：“直至1870年，这种分裂尚属次要因素，可是一旦放到各自民族的具体背景之中，它就成为解体的主要原因了。”

民族问题之所以最后演变为国际解体的重要因素，又与这一时期欧洲的“国家”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

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工人通过罢工方式争取自身权益的做法逐渐获得法律允许。这一切再加上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确立，不能不使人们对“祖国”具有更加具体、更加切身的感受和认识。当国民的认同和忠诚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变得比过去更为融洽时，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就相应地变得越来越重要；当民族国家在更深程度上侵入人们的社会生活，民族主义更广泛地在国际交往中发挥作用时，在许多情况下，民族性不能不压倒阶级性而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随着19世纪后期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祖国”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并日渐成为工人国际联合的障碍。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宣告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存在的无产阶级政党；1875年与拉萨尔派合并，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以后又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75年两派合并大会通过的“哥达纲领”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明确将自己定位为“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活动”，而把“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当作顺其自然的事情。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纲领”渗透着拉萨尔的“最狭隘的民族观点”。马克思批评道：既然“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在经济上又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在政治上则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那么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就丝毫不能忽视自己的“国际职责”。然而遗憾的是，“纲领”“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主义还差得难以估量。”然而如果我们联系上述背景来思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立场、国家立场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或许我们不能排除马克思有将国际建设成第二个世界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然而事实上在此之后，却只能是社会主义政党在各个民族国家范围的建立与发展。起初是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工业发达世界的国家民族化，紧接着是工业欠发达国家（例如东欧、北欧国家）和工业不发达国家也纷纷走上了创建现代民族国家之路。真所谓“形势比人强”。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抗等等，这些都会对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形成障碍，并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受到“最狭隘的民族观点”的不良影响。但是，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马克思当时却认为民族及其民族国家问题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是次要的”。或许我们也不能过于苛求马克思的疏忽，因为对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经常落后于实践发展本身。然而不管怎样，在马克思思想中是次要的东西，后来却成为第二国际辩论的核心。由于构成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其运动要求的根本挑战甚至冲突，首先对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正是第二国际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例如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奥托·鲍威尔以及稍后的列宁、斯大林。恩格斯后来总结道：国际工人协会“是属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东西”，这一“旧形式已经过时了”。然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并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如果联想一下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挫折和与教训，特别是第三国际的错误，对问题的性质及其后果就会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韦定广：《对马克思三个重要判断的重新认识与思考》，《求索》2017年第7期。

转自：“求索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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