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两个语义上没有关联、语法上没有衔接的语句，是否可以构成一个意义连贯的语篇？

下面这则对话在许多人的生活中都出现过。A：电话响了。B：我在洗澡。A：好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虽然这则对话在语义和语法上并无关联，但大家都可以读懂，因为它的意义是连贯的。在一个语篇中，语句之间的形式关系并不只有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还可能存在着一种“组合衔接”。

本文通过对语句之间组合关系的讨论和对组合衔接的确定，证明韩礼德所说的“一个语篇的意义要连贯，那它必须是衔接的”是正确的。本文的讨论也表明，陈望道先生是中国功能语言学的先行者。

语篇中的组合衔接

■ 本文作者：黄国文（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 内容来源：《当代修辞学》2023年第3期

一、语篇中语句的关系

从语言使用的角度看，两个或更多的语句出现在同一交际场合中，它们之间就存在某种意义关系，可能是延伸、解释、否定、强化、转折等，黄国文（1988：19-24）称这类关系为句际关系。两个或更多的语句的这种意义关系通常是通过一定的形式来表现的。例如：

（1）张三是我的朋友（a），他毕业于澳城大（b）。

这里句（b）是对句（a）所表达的意义的延伸，即例（1）的发话人（他）不仅仅告诉听话人（她）张三跟他是什么关系（“朋友关系”），而且还告诉她张三的教育背景（“毕业于澳城大”）。如果我们把例（1）改为例（2）：

（2）张三是我的朋友（a），我们是很好的哥们（b）。

上例两个语句之间的关系就是解释关系，句（b）对句（a）的“朋友”作了解释（不是一般的朋友，是很好的朋友）。我们还可以把例（1）换成例（3）：

（3）张三是我的朋友（a），但不是能互相信任那种（b）。

这个例子的句（b）既表达转折意义，也表达否定意义，因为根据一般的理解，朋友是可以互相信任的。我们还可以把例（1）改成例（4）：

（4）张三是我的朋友（a），我们是生死之交（b）。

这里的句（b）强化了句（a）所说的朋友关系，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两肋插刀的兄弟朋友。

当然，还可以更换更多的例子来说明语句之间存在的更多的意义关系，但这里的讨论已经说明，当两个或更多的语句出现在同一语篇中，它们之间就存在某种意义关系（黄国文1988：19-24）。

因此，可以这样断定，当两句或更多的语句出现在同一语篇中，它们一定是有意义联系的。对于听话人来说，有时会无法理解发话人所要表达的意义，或看不出某一语句与另外语句之间的意义关系，原因可能是交际双方存在着交际障碍，如缺乏共知知识（shared knowledge）或听话人缺乏百科知识（encyclopedic knowledge）或语境信息（contextual information）。例如，对例（1）中“澳城大”的理解，就需要百科知识、共知知识或语境信息，不然就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了。百科知识告诉我们，“毕业于×大”就是“受过高等教育，毕业于某一大学”；共知知识就是交际双方都知道有一所大学可以简称为“澳城大”；语境信息则是说，在交际的语境中，“澳城大”的全称前面已经提及过了或交际双方都知道它是指哪一所大学，所以这里就用简称。

二、衔接与连贯

在人际沟通中，发话人所要表达的意义是否能被听话人全部接收或部分接收，除了他们之间要有百科知识、共知知识和语境信息外，还取决于听话人接收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对于一个意义完整的语篇，不同的人可能会做出相同或相近的解释，但也有可能做出不同的解释，甚至完全不同的解释。

就发话人而言，他通过特定的语言形式来帮助听话人理解语篇，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对于听话人来说，通过发话人所使用的语言手段来处理信息。例如，在例（1）“张三是我的朋友，他毕业于澳城大”中，句（b）的“他”是个指代前面某一个体的代词，说明句（a）中的“张三”是个男性。这是通过代词的使用来表达所指关系，韩礼德、韩茹凯（Halliday＆Hasan 1976）以及韩礼德（Halliday 1985，1994）称之为“照应”（Reference）关系。

在例（2）“张三是我的朋友，我们是很好的哥们”中，“哥们”指的是上一句中的“朋友”，是用“哥们”替代“朋友”。这种情况属于韩礼德、韩茹凯（Halliday＆Hasan 1976）以及韩礼德（Halliday 1985，1994）所说的词汇复现（Reiteration），也可看作是一种“替代”（Substitution）关系。这个例子和例（4）中的“我们”指“张三”和发话人两个人，属于“照应”。但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照应”既涉及到语篇里的“内照应”（Endophora），也涉及到语篇外的“外照应”（Exophora），因为“张三”出现在语篇内，而“发话人”则是在语篇外。

在例（3）“张三是我的朋友，但不是能互相信任那种”中，“那种”后边省略了“朋友”，这种情况韩礼德、韩茹凯（Halliday＆Hasan 1976）以及韩礼德（Halliday 1985，1994）称之为“省略”（Ellipsis）关系。另外，例子中的“但（是）”表示的是转折关系，“但”是用于连接两个语句，韩礼德、韩茹凯（Halliday＆Hasan 1976）以及韩礼德（Halliday 1985，1994）称之为“连接”（Conjunction）关系。

在例（4）“张三是我的朋友，我们是生死之交”中，“生死之交”说的意思是发话人与“张三”之间有同生共死的交谊，是共存亡的朋友。可以把这里的“生死之交”看作是“非常好的朋友”，因此也可看作是前面语句中“朋友”的近义词语，这种情况韩礼德、韩茹凯（Halliday＆Hasan 1976）以及韩礼德（Halliday 1985，1994）称之为“复现”关系。

像照应、替代、省略、连接以及词汇的复现等方式，就是韩礼德（1985）所说的“语法衔接”（Cohesion）和“词汇衔接”。黄国文（1988：114-120）认为，除了韩礼德、韩茹凯（Halliday＆Hasan 1976）以及韩礼德（Halliday 1985，1994）所说的衔接机制外，动词的时体形式以及某些语法结构（如排比结构）也可以起到语句之间的衔接作用。

胡壮麟（1994：175-176）则谈到语音模式也能起到衔接作用。按照韩礼德、韩茹凯（Halliday ＆Hasan 1976）以及韩礼德（Halliday 1985，1994）的观点，“衔接”是个语义概念，这个语义概念通过衔接机制（如照应、替代、省略、连接等语法手段和词汇手段）来体现，在语篇中通过语言形式来表达;而连贯（Coherence）则主要是依赖听话人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某些明显缺少衔接机制的语篇，甲可能认为是连贯的，而乙则可能认为是不连贯的。这取决于听话人的百科知识、共知知识、语境信息或其他语境因素。例如：

（5）A：Can I borrow your car for a few days? （我能借你的车用几天吗?）

B：Mary is visiting her sister soon. （玛丽很快要去看她姐姐。）

像这样的语篇，对于没有足够的共知知识、语境信息和对美国文化不了解的听话人，是很难看出A和B两句话之间关联性的。从语言层面看，这则对话没有语言方面的衔接形式，它们之间所表达的意义是否连贯，就决定了听话人对答语的理解。从话语看，A和B是可以借用东西（如汽车）的朋友，所以A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但B对A的请求是否定的，他通过委婉的语言表达方式来拒绝A的请求；A和B双方具有交际需要的共同知识和语境信息，玛丽是B的女朋友，玛丽的姐姐（或妹妹）不跟玛丽住在一起，玛丽要去看姐姐就需要开车去，可能A会跟玛丽一起去，或者玛丽自己去，玛丽自己没有汽车，需要用B的车，所以B无法把车借给A。

上面的讨论表明，例（1）-（4）中的语句之间的意义都是连贯的，也都有明显的衔接手段（如：照应、替代、省略、连接、词汇复现）。对于例（5），两句之间没有明显的衔接手段，但是对于交际双方来说，语义是连贯的。

三、一个著名例子的分析

胡壮麟（2022）通过研究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2008）和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 1985，1994）的一些概念，认为陈望道先生是中国功能语言学的先行者。我们在阅读《修辞学发凡》的过程中，也有同感。就本文讨论的内容而言，陈望道（1932/2008：148、150）关于“省略辞”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一些问题。他指出，“话中把可以省略的语句省略了的，名叫省略辞”“积极省略法，就是省句的省略法：省句到极，简直不写”；这里所说的积极省略法，与消极的省略形成对比：“消极的省略，却不是省句而是省词”。省词的消极省略法，有“蒙上省略”和“探下省略”。

英国学者维多森（Widdowson 1978：27-29）讨论过这么一个例子，说明有时语篇中也存在没有衔接但意义连贯的情况，下面是他提供的例子：

（6）A：That's the telephone. （电话响了。）

B：I'm in the bath. （我在洗澡。）

A：O. K. （好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面这则对话的意义是连贯的，虽然A用了一个陈述句，该句的意思是提醒B去接听电话；B因为正在洗澡，无法接听电话，所以他直接说出无法接听电话的原因；A听后表示理解，便自己去接。因此，维多森（Widdowson 1978：29）认为，上面这则对话省略了一些成分（见下面例子中括号内的部分）：

（7）A：That's the telephone. （Can you answer it，please?） （电话响了。请你接电话。）

B：（No，I can't answer it because）I'm in the bath. （我接不了，我在洗澡。）

A：O.K.（I'll answer it）. （好的，我来接。）

在重构后的例（7）这则对话中，A和B的对话是存在着明显的衔接手段的。如三个话轮中都有answer it（接电话）的重复，也有照应关系（人称代词it的使用）。

例（6）出现的省略就属于陈望道（1932/2008）所说的“积极的省略”，因为所省略的是小句。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韩礼德、韩茹凯（Halliday＆Hasan 1976）和韩礼德（Halliday 1985，1994）在讨论语篇中句子的衔接时谈到了衔接机制，谈到了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两种情况。“蒙上省略”和“探下省略”说的就是这种衔接机制。就语篇的解码难易度而言，陈望道（1932/2008）所说的积极的省略对语篇的理解带来的难度要比消极的省略大。消极的省略属于韩礼德、韩茹凯（Halliday＆Hasan 1976）和韩礼德（Halliday 1985，1994）所说的衔接手段中的词汇省略。

四、“组合衔接”的提出

在谈到“连贯”与“衔接”的关系时，韩礼德（Halliday 1985：318，1994：339）曾这样断言：“一个语篇的意义要连贯，那它必须是衔接的（for a text to be coherent，it must be cohesive）。”按照韩礼德的这个观点，如果一个语篇的意义是连贯的，它里面一定存在某种衔接手段。正因为他这样说，这些年就有不少人用维多森（Widdowson 1978）所编造的例（6）来证明韩礼德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在维多森所给的这个例子中，人们无法找到韩礼德（Halliday 1985，1994）所说的衔接手段。

那么，上述例（6）是否存在衔接的机制呢?如果存在，那就证明了韩礼德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不存在，则可以说明韩礼德的以上断言是不正确的。

一个连贯的语篇的整体意义是由句子或词语在语境中配合得当后体现出来的。语篇中一个语句跟另外的语句的意义关联，除了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外，还需要交际双方对语句的关联性的理解，同时也需要语句之间的衔接，即形式上的关联。上面例（6）中A和B所用的语句意义上的关联，依靠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际双方对对方语句的理解。对于某些人来说，例（6）的整体意义不容易读出，而对于另外一些人，例子的整体意义很清楚，因此语篇的意义是连贯的。我们这里要探讨的问题是：例（6）中三个语句（话轮）之间存在形式上的关联吗?或者说，它们之间存在着衔接机制（手段）吗?按照维多森（Widdowson 1978：29）的观点，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衔接的方式。

语篇中的不同语句在与其他语句构成意义表达单位之前，它们之间可能是没有语义关联的，有时话语接受者也很难或无法把它们所表达的语义连接起来。但是，当两个本来语义上没有关联、语法上没有衔接的语句构成对话中的一个应对话轮（如：提问-回答，陈述-赞同，陈述-评论，陈述-反驳，陈述-陈述）时，它们之间就有了意义的连接，话轮的结构（如一问一答）就是形式上的衔接。

从这一点看，几乎所有语义无关联的语句放在一起都有可能构成一个意义连贯的整体，成为一个交际单位。比如，有人说《论语》中很多语句语义上是没有联系的，也没有语法上的衔接。但是，我们认为它们在意义上是连贯的，因为它们都是关于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及与他们生活有关的话语，或是其他与他们有关的事情的描述；这些语句和语段在《论语》中是有先后顺序的，而且是有编号的，所以它们在结构上有着不同的位置，这就是结构上的衔接。我们认为，例（6）是存在衔接手段的，但这里存在的衔接情况既不是韩礼德、韩茹凯（Halliday＆Hasan 1976）以及韩礼德（Halliday 1985，1994）所说的“语法衔接”（如：照应、替代、省略、连接）或“词汇衔接”（如：词语重复、同义词汇），也不是陈望道（1932/2008）所说的“消极省略”。由于例（6）中各个语句之间的衔接是取决于例中各句之间的“组合关系”（schematic relation），所以例子中的衔接不是“语法衔接”，也不是“词汇衔接”，而是“组合衔接”（schematic cohesion）。在人际沟通中，甲方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被理解为是陈述、疑问、祈使或感叹，而乙方所做出的任何回应（包括言语回应和行为回应）就会被理解为是对对方语句的反馈。对于甲方的陈述，乙方可以是赞同、反对、质疑、评论等；同样地，对于甲方的一个疑问，乙方可以是回答，也可以不回答。无论乙方做出任何反应（言语的或非言语的），这个回应都与甲方的语句构成了语篇层面上的组合关系，它们之间也形成了组合衔接。

回到韩礼德的论断上，从表面上看，例（6）中各句之间显然没有大家熟悉的衔接手段，但把这些语句置于该特定话轮和对话语境，那么它们所形成的组合关系上的结构制约就是一种衔接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组合衔接与韩礼德的衔接观和陈望道的省略辞说法异曲同工论了例（6），我们回头看看例（5）（A：我能借你的车用几天吗?B：玛丽很快要去看她姐姐）。上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对于有足够的共同知识、语境信息和对美国文化了解的听话人来说，A的问句与B的答句在意义上是连贯的；从衔接手段（形式）看，它们之间也与例（6）一样，是组合衔接。

五、结语

语言研究可以只注重于语句（小句），也可以注重语篇。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2008）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讨论词与词的关系的基础上，也要考虑“一句、一段、一章、一篇”的问题。他提醒我们，普通作文书上所说的“六何”传统（即“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对于我们的语篇分析是很有帮助的。“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陈望道这里所重视的是语言和语言使用的环境因素。我们要研究一个语篇的意义，必须考虑它所涉及的各种各样的因素：使用语言的动机和目的（“何故”）、语篇的交际任务和谈论的话题（“何事”）、交际双方的背景和相互关系（“何人”）、语言使用的场合（“何地”）、语言使用的时间（“何时”）和语言使用的方式方法（“何如”）。

就上述分析而言，我们可以从“六何”角度出发，同时考虑语篇所受到的语篇体裁制约、文化因素制约和社会因素制约。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注重交际活动中语篇的意义以及体现意义的方式，从本质上与陈望道（1932/2008）所持的功能思想是一致的。因此，胡壮麟（2022）认为《修辞学发凡》中的功能主义语言学观点，展现了陈望道先生是位中国功能语言学的先行者；他期待国内的学者能进一步挖掘陈望道修辞研究的功能语言学思想，更加全面地探讨功能语言学研究的中国渊源。

（全文及参考文献见《当代修辞学》2023年第3期， 第7-12页，本期推文为节选摘录，略有删减和编辑）

转自：“复旦新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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