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国际期刊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14年第28卷。通讯作者为伦敦大学的Caroline Howe教授。

文章分析了广泛的案例研究的结果，通过对2000年至2013年的文献进行系统性映射，确定了1324份潜在的相关报告，其中92份被选作审查对象，建立了一个包含231个实际或潜在记录的权衡和协同作用的数据库。案例研究的分析突显了文献中的重大空白，包括：案例研究的地理分布有限，聚焦于供给性服务而不是其他，并且缺乏探索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或协同与对人类福祉最终影响之间关联的研究。分析表明，存在三个显著的权衡预示因素：至少有一方利益相关者拥有自然资源的私人利益，涉及供给性生态系统服务，并且至少有一方利益相关者在地方尺度上行动。通过考虑权衡，而不是试图引导双赢，有可能创造出我们想要实现的协同效应。

研究分为两部分：

1、系统性映射

文章描述了一项系统性映射研究，旨在收集关于生态系统服务（ES）对人类福祉产生协同效应和权衡效应的证据。研究使用了Bangor大学the Centre for Evidence Based Conservation（CEBC）制定的“环境管理系统评审指南”作为基础，其定义了生态系统服务和权衡效应的概念，以及潜在的机会。研究采用了系统文献检索的方法，在ISI Web of Knowledge和Google Scholar等数据库中检索了2000年以来的英文期刊文章，筛选出与ES相关的论文，并进行了全文阅读。只有涉及人类福祉、不同类型的服务和利益相关者以及报告潜在的权衡和协同关系的论文才被考虑。在筛选文章时，采用了Kappa分析以确保一致性，并最终得出了0.623的结果。

2、变量

文献搜索发现了1324篇含有相关搜索词的论文。在第一阶段（摘要扫描）中，这个数字减少到了196篇，最终基于全文阅读，确定了92篇论文的108个案例研究。每个论文中列出的案例研究都被记录在数据集中，每个讨论的权衡或协同作用也是如此。最终数据库包含了231个实际或潜在的权衡或协同作用。

3、分析

本文的响应变量是“是否发生权衡取舍”，作者使用了Spearman秩相关、Mann-Whitney和卡方（chi-squared）检验来初步分析，移除或合并一些解释变量以提高解释能力，消除解释变量之间的混淆相关性、缺失数据较多或主观性较强、另一个变量能够更可靠地提供相似的信息等。为了控制案例研究地点的影响，使用了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并将案例研究参考作为随机效应处理。误差结构为二项式。首先通过使用树模型探索解释变量，以确定解释变量对因变量方差的解释程度，包括两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生境和ES变量的高度关联性，运行了不同的模型组合：单独的生境变量、单独的ES变量、单独的ES类型变量、ES和ES类型变量的组合以及生境和ES变量的组合。此外，由于这些变量的高度相关性质，每次运行模型时只使用一个国家类型变量（收入类别、人类发展指数或大陆）。结果显示，在三种国家变量类型下都是一样的，因此在最终模型中只使用了国家收入类别。在去除非显著p值（5%和10%的显著性）和双向交互作用的基础上进行逐步删除。如果非显著主效应没有参与双向交互作用，则只有在其不参与双向交互作用时才会移除。在每次变量移除后，使用ANOVA或F检验（发生过度离散时）来评估后续偏差的增加的显著性。用最大似然法分析固定效应，用限制性最大似然法分析随机效应。残差与拟合值图用于非正式探索，Breusch-Pagan检验用于检验异方差性。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R.app GUI 1.61版本3.0.2进行。

研究结果表明：

1、数据摘要

在确定的231项权衡/协同作用中，96项为权衡，53项为潜在权衡，29项为协同作用，16项为潜在协同作用。此外，有6项研究记录了权衡和协同作用的存在，还有29项潜在的权衡和协同作用的案例，有两项研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两种情况。46项研究考察了内陆水域生境的权衡和协同作用，42项考察了森林，23项考察了耕地，18项考察了沿海或海洋生境，7项考察了旱地。没有关于山区或极地的研究，只有三项关于城市环境的研究。大多数生态系统服务都是提供服务，只有极少数论文记录了涉及支持性或文化服务的权衡或协同作用。虽然有意向整理利益相关者的性别数据，但没有研究关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权衡。

2、导致权衡的条件

通过结合ES和ES类型的变量，实现了“是或不是“权衡的最小充分模型。在涉及利益相关者使用生态系统服务的情况下，私人利益是导致权衡发生的最主要的解释变量，81%的情况下存在一个或两个利益相关者的私人利益，权衡就会发生。当没有私人利益参与时，权衡和未发生权衡的概率为60:40。影响权衡发生与否的另一个变量是所涉及的ES是否包括至少一个供应服务。只有11种情况是“RCS（仅调节、文化和支持服务）”（即不涉及供给服务）。其中有7个导致了协同作用（64%）。在有权衡的情况下，只有5%的案例不涉及提供服务。此外，如果没有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或所有利益的平等、管理失败、污染/破坏连锁反应、以及生产与其他服务之间的冲突等原因也可能导致权衡发生。

3、赢家和输家

在有权衡的地方，赢家和输家之间存在明显的概况差异。赢家更有可能持有私人利益，使用供给服务，并且相对财富更高，而输家则更有可能持有公共利益，并使用调节和文化服务。对于赢家和输家之间的财富差异，由于其主观性和缺失数据点的数量，很难进行分析，因此只用于说明目的，而不在定量模型中使用。此外，文章还展示了不同生态系统服务、获得的利益以及利益使用方式之间的不同模式，例如，赢家使用供给服务时，输家会失去调节、文化和支持服务。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赢家使用调节和文化服务时，输家会失去供给服务和利益，并且失去当前的使用方式，而赢家则会获得未来的使用方式。在特定的生态系统服务中，例如，当赢家使用水作为生态系统服务时，输家不仅失去水服务，还失去相关的供给服务，例如农作物和鱼类。在获得的利益使用方式中，一般情况下，当赢家获得调节和文化服务的利益时，输家会失去供给服务的利益，而在审美利益方面，则两种利益的损失更为平均。

4、双赢

本部分文章主要讨论了什么是“双赢”及其发生的情况。研究数据库中记录了29个双赢案例和16个潜在的双赢案例，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类型和其在不同尺度上的行动进行分析，发现公共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双赢概率较高，而与私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双赢概率较低。研究还发现，在存在生态系统供给服务的情况下，双赢的可能性不会因存在其他服务而降低。同时，对于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双赢和权衡情况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其中，作物和鱼类服务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在双赢和权衡情况中的影响相似，而水和物种等服务类型则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此外，研究还发现，双赢在当前和未来使用之间也是可能实现的。

讨论部分指出，

本部分主要讨论了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的权衡和协同效应，包括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结果表明，是否存在私人利益是是否出现权衡的最重要变量。除了供给服务外，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也可能存在权衡。在许多情况下，可以通过生态管理方法将供给服务与其他服务相结合，创造协同作用。但私人利益和财务回报往往会影响这种选择，从而决定是否出现权衡。此外，作者指出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存在显著的空白，主要是涉及到海岸、海洋、干旱和城市环境，以及文化和支持服务的研究不足。最后，作者还提出了重要问题，即权衡或协同效应对通过利益和利益使用到幸福感的路径的影响无法追踪，这也是文献中的一个重要空白。

END

声明：本推送内容仅代表课题组对文章的理解，请各位专家、同学批评指正。

原文请见：Howe C, Suich H, Vira B, et al. Creating win-wins from trade-offs? Ecosystem services for human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of ecosystem service trade-offs and synergies in the real world[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4, 28: 263-275.

来源：i地理

转自：“经管学术联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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