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里往往重“道”而轻“器”，书法亦然，用笔之“道”的论述汗牛充栋，而对于笔之“器”之本身，历代遗言，却是凤毛麟角，完全难以等量齐观。然而放眼全球、考之当今，书法艺术得以风致独秀于世界艺术之林，与毛笔独特的形制特性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书法“道”之追求得以实现的最基本前提，脱离毛笔之“器”，“道”无所依载。

以现代学术视域来梳理考量为“器”之笔，摸清其本身的规律，不但补前人之偏失，还能加深我们对传统艺术文化的理解，甚至可以通过毛笔制作工艺的改进，助力当今书法艺术破困境、开新局。所以说，《古笔》一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且十分必要。有幸读到王学雷先生《古笔》大著，现将浅见粗陈如下。

一、资料爬搜不遗余力，资料整理内行家法。

中卷《古笔图说（战国—唐）》所收古笔34种，分别是战国（楚、秦）5、秦3、西汉9、东汉11、东晋（前凉）3、唐2，另附三国瓷制笔1。作者所收的这34种古笔，多是出土文物，它们出土的地域分布极广、考古发掘的时间跨度又很大，如果不是对相关领域长久地关注浸淫，很难做到。

撮要萃取战国至唐34种古笔，起于考古所实见的最早，讫于存世所稀见的最后，兼及瓷制笔，不惟有实物照片，甚至有考古线图，排除了史料性和稀缺性都不可同日而语宋元明清诸代古笔，避免了无度的铺展和材料的低效罗列，欲以精研求实效，这从立意到操作，都是考古学科的内行做法，可谓匠心独运。

下卷《汉唐古笔文献辑释》收文献20篇（其中有附录2篇），除了名家文论奏扎，甚至兼及笔记、辞书中的史料；根据具体情况，又对应采用了校议、校笺、笺释、校注、笺注、释补、注释等整理方式；在每一篇文献前又有针对性地做了作者小传和文献载录考镜。这种种做法，都是在不遗余力搜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务以精研求实效，切实能以行家匠心佳制，裨益于学界和读者。

二、治学视野宽阔、方法得当，能以谦谨益学。

《古笔》上卷《汉唐古笔考》收录文章20篇，都是很见学术功力的论文佳作。正如薛春龙先生在《序》中说，“作者对于笔头的用料、性能、产地、制作工艺、功能，甚至笔杆的制作与书写的关系，装饰性与实用性的关系都有精彩的探讨。作者还考证名物，对于彤管、笔答、茹笔、削管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另外，作者用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互证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将考古学的二重证据法精准地运用到了书法艺术领域的开创性表现，势必能够得到客观、公允且丰硕的学术成果，例如作者对东晋束帛笔头、晋代缠纸法的功能进行文献与实物的互证推测，就使其材料、制作工艺之于书写的意义昭然若揭。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虞龢〈论书表〉中的文房论札记》一文后，还相应附录了张庆荣先生《〈简毫与长毫〉与王学雷君商榷》《科简与料简》两篇讨论文章，在自家“自留地”允许他人庄稼生长，这不单是十分难得的学术胸襟，也是对学术本身的审慎和负责，更能为作者自己和读者留下难得的切口痕迹，以便生发更加深广的学术思域。

作者在《绪言》中说，“二十年前，我在一家文博单位供职，从事的是考古工作。”所以作者在搜集、整理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乃至采用二重证法做古笔研究上，处处都显示了专业的考古学术水准。但是即便是以考古学方法切入书法艺术中笔的研究，它亦然遵循考古学的学科规律，即就是会有源源不断的考古资料出土，进而促使相关学术研究的推进和出新，王学雷先生的古笔研究亦莫能外。

即如，于2019年开始发掘并获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在其王慕容智的大墓中就出土了完整一套的漆盘、笔、墨、纸，笔还是两支，这立即就改写了国内无唐笔的历史。当然以王学雷先生的用心和识见，必然早已关注到了这则考古新闻，相信在《古笔》再版的时候，即会补入。也惟愿《古笔》能和不断爆出惊喜的考古学一样，常青常新！

书盦

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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