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与马克·布洛赫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享誉史学界的“年鉴学派”由此诞生，并把历史学从科学主义与威权叙事中解放出来，开拓了广袤的史学领域。

他是独树一帜的跨界达人，身为历史学家，有段时间他在地理学界的名气居然远大于在历史学界。

他就是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一生致力于推进新式史学的发展。他说：“我从来不为我自己战斗，也从来不和某个个人战斗。我是为历史而战。”

在其里程碑式著作《为历史而战》中，汇集了费弗尔近50年间的文章和演讲稿精粹，集其毕生史学观念之大成。在书中，费弗尔始终保持对个人的迷恋，及其对群体的关注。

费弗尔通常把历史学定义为人类的一种需要：各个人类群体在其演变的各个时刻，觉得需要探索并且利用过去的事实、事件、趋势。这些事实、事件、趋势酝酿了现在的时代，使人们能够理解这个时代，并且帮助人们生活。他说：“人，是历史学的价值，是它的唯一价值，而且是它存在的理由。”

1

人是历史学的唯一对象

我所认为的历史学，就是科学地对从前的人类在极为不同但可以互相比较的（这是社会学的公设条件）社会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和创造进行的研究，这些活动和创造被按照年代记载下来，它们遍及全球，贯穿更选的时代。

因此我说：没有经济与社会史。只有统一的总体史。

此外，我来说说人。人是历史学的唯一对象，这里指的是一种属干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这类学科，除了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之外，还包括了所有范畴、所有阶段的学科；

这种历史学感兴趣的不是某种抽象的、永恒的、本质不变而且永远保持下去的人，而是一直生活在他们作为其成员的社会中的人；是处在完全确定的发展时期的那些社会的成员；是具有各种职责，拥有各种职业，有着各种操心事和才能的人。

这些职责、职业、操心事和才能混在一起，相互冲突，相互制约，最终达成一种妥协，就叫作生活。

2

任何历史的开端和结束

都是“提出问题”

任何历史的开端和结束，都是“提出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历史。“叙述”，就是编写历史。然而，你们记得，我虽然没有说过历史的“科学”，但是说过“科学地进行研究”。

“科学地进行”这种说法就包含了两种活动，就是在任何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上的两种活动：提出问题，并提出假说。

如果历史学家自己不提出问题，或者在提出问题以后，不提出假说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就有充分理由说，他在职业技术、科学能力方面，都不如水平最差的农民：因为连这些农民都知道，不能一见到草场，就把牛羊乱哄哄地起过去，随随便便地让它们到处吃草。

我们决不要忘记，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变化的科学，是要按照物质、政治、道德、宗教、知识存在的一些新条件，进行持续和必要的调整的科学。是在所有时代，在人类的不同但同时存在的生存条件之问进行协调，使和谐持续地和自发地确立起来的科学：这些条件包括物质条件、技术条件、精神条件。历史学就是从这里获得生命。

研究历史，就要坚决背对过去，首先去生活。你们要和生活相结合。或许，还要和整个多变的智力生活相结合。

历史学家们，你们要成为地理学家，还要成为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不要无视重大演变，它正在快速改变我们面前的物理宇宙的自然科学。

但是你们还要去体验一种实在的生活。你们不要只是待在海岸上，手足无措地看着暴风兩肆虐的大海上发生的事。在遇到风浪的船上，你们决不要做巴奴日，因为胆小而名誉扫地，甚至也不要做庞大固埃，他只是死命抱住主桅杆，仰望天空，苦苦铸告。你们要像约翰修士那样，卷起袖子，帮着水手驾驶船只。

3

重视历史学的集体工作

如同如今的任何科学，历史学也在迅速发展。有些人越来越倾向于集体工作，但是踌躇不前，并且屡屡受挫。有一天，人们会认真地谈到“历史学实验室〞，而且不会发出讥笑。

经济学家没有日趋完善的成套工具，他们的工作就不再能被人理解；而没有训练有素、管理有方的团队，没有协调一致的调查研究，他们的工作同样也不能被人理解。

而坐在扶手椅上的历史学老先生，身后是他的细心保存的卡片，只供他个人使用。还小心翼翼地提防竞争对手的凯觎，还有一个文件夹收藏在保险柜里。

他们将让位给一个头脑机灵的小组领头人，这个人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受过训练，能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要素来解答生活每天向社会和文明提出的重大问题；

能划定一项调查研究的范围，正确提出问题，准确标明资料来源；并在做完这些后，评估开支,调整机构的运转，确定小组成员人数，以及发动他的人去探索未知。

两个月，或者三四个月之后，资料收集结束。他们开始利用这些资料。阅读缩微胶卷，制作卡片，绘制地图和统计图表，将严格历史学意义的文献与语言学、心理学、人种学、考古学、植物学的文献进行核对，等等。

经过一年半载，调查结果就可以公布于众。一位单干的工作者花十年时间也可能做不到这么丰富、这么广泛、这么有说服力。

4

历史学家从不知难而退

如果有文字文献，历史学家无疑就靠文字文献来研究。可是，如果没有文字文献，他们也可以而且必须不靠它们来研究。

如果找不到通常所用的花朵，历史学家就凭他的创造力，利用一切东西来酿他的蜜，即用一些词语、一些符号、景观和瓦砾、田野和荒草丛、月食和拉车牲口的项圈、由地质学家写的石头鉴定书和由化学家作出的金属剑的分析报告。

总之，利用所有那些属于人类，依赖人类，服务于人类，表现人类，表示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生存方式的东西。我们的历史学家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就在于一种坚忍不拔的努力，让不会说话的事物开口，说出有关人类、有关产生这些事物的社会的东西，并日最终把它们织成相互关联的网，来弥补文字文献的缺乏。

没有统计学资料，没有人口学资料，也没有其他资料，我们就得认命,就得徒唤奈何吗？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从不知难而退。我们要进行一切尝试来填补资料的缺乏，就是要动脑筋，想办法。

历史学和任何学科都一样，也需要一些优秀的工人和工头，来按照别人的图纸正确地施工。它还需要一些优秀的工程师。

他们必须能看到藩篱之外的事物。他们必须能够描绘一些宏伟蓝图，然后就靠能工巧匠通过有效的工作来实现。要描绘宏伟蓝图，就必须有宏大的思想，就必须对事物有明晰的了解。他的工作必须与他所处时代的整个发展保持步调一致。必须拋弃琐碎的、无价值的、贫穷的、落后的东西。

总而言之，必须会思考。

本文选摘自《为历史而战》

转自：“初见好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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