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淑品 阳银银 | 论伯恩施坦对共产主义的误解与背离

贾淑品 阳银银◆文

伯恩施坦针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提出了“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是一种空想，是未来的具体描绘，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未来社会的具体模式或设想”。事实上，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的误解与背离，当下仍有不少人持有类似伯恩施坦“共产主义渺茫论”的观点，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心存疑虑。因此，有必要正确认识伯恩施坦“最终目的与运动”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的误解与背离的表现与原因，澄清共产主义的本质涵义，正确理解共产主义是历史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活的实践”而并非是“死的目标”。

——贾淑品 阳银银

伯恩施坦曾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内名噪一时的理论家、思想家，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度成为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之一。但在之后的社会实践和工作中，他却提出了：“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因而被众多批评者贴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背叛者”的标签，学界也普遍认为伯恩施坦放弃“最终目的”。其实这有一定的误解，伯恩施坦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而是认为“最终目的”是空想，是虚无缥缈的。“伯恩施坦并没有忘记最终目的, 只是感觉目的的渺茫, 认为目的与运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所以他断言与其抱住渺茫的目的, 不如从点滴运动中实现工人的利益, 从而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本溯源，这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的误解与背离有关。目前，中国也存在着类似伯恩施坦“共产主义渺茫论”等一系列错误思想，在冲击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此，正确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准确把握伯恩施坦思想的本质内涵，对伯恩施坦“最终目的与运动”理论，是如何对“共产主义”的目标误解与背离，这有助于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地位，有助于巩固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权，进一步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坚定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一、伯恩施坦“最终目的与运动”理论缘起何处？

罗莎·卢森堡曾用“一个大垃圾堆”、“一切思想体系的碎片”来评价伯恩施坦的思想，仔细考察伯恩施坦的思想就会发现这种评价不无道理，他的众多思想并非自己的原创，而是费边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和讲坛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

（一）费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自然演化过程

在德国颁布“非常法”之后，伯恩施坦被迫离开德国流亡英国，长时期生活在英国伦敦，伯恩施坦深受其重实际、轻理论、重和平轻革命等文化传统的影响，尤其在他与费边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和韦伯夫妇交往的过程中，费边社会主义的改良思想对他思想的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费边社会主义者的实践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平等互助、团结互爱”的理念，他们认为社会的发展规律就如同自然界的自然演化一般，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历史演进过程。随着社会自身的进化，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自然而然的发展，因此，只需要采取一些循序渐进的手段去加速这种进化而不必用暴力手段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而这种循序渐进的手段指的就是一系列的改良措施，例如：在政治上，他们主张通过工会运动和渐进温和的投票选举解决问题；经济上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实现工业国有化；社会生活上倡导举办众多的学术讨论和座谈会，加强对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宣传与教育，培养其自觉的社会道德良知。费边社会主义者的这些思想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问题，试想如果资产阶级给予我们合法的机会，无产阶级可以不通过革命的方式就能够获得他们应该获得的政治权利，他们何必非要通过暴力、流血的方式获得呢？而伯恩施坦否认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强调通过合法的、和平的、渐进的议会斗争，争得普选权，力图通过对政治和经济生活进行点滴的、微小的变革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在社会改革中一点一滴地实现社会主义等思想正是费边社会主义“换汤不换药”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二）拉萨尔：关于建立工人合作社的思想

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他主张通过合法的、和平的议会斗争手段争取议会多数。拉萨尔认为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是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唯一手段，任何依靠人民群众的暴力革命去推翻现存制度的做法都是不合理的。他认为只要建立工人合作社就能够实现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过渡，而要想建立工人合作社，就必须要依靠国家帮助。事实上，拉萨尔口中的“国家帮助”，并不是工人阶级执掌政权、民主制度下的国家，而是普鲁士封建专制王国。他竭力鼓吹的国民议会、工人阶级的普遍选举权只是用来蛊惑人民大众的幌子，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势力的统治地位。拉萨尔所提倡的建立工人合作社、争取议会斗争、争取直接的选举权等社会改良措施宛如江湖庸医开出的一副副“救世良方”，这些“药方”成了伯恩施坦口中“丰富的精神遗产”。由此，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可以堪称是对拉萨尔思想的复制与粘贴。

（三）讲坛社会主义：关于工会、工厂立法和垄断组织的思想

除费边社会主义与拉萨尔主义外，伯恩施坦还竭力推崇以施穆勒、布伦坦诺、桑巴特为主要代表的德国讲坛社会主义。他们大都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或是大学教授，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宣传资产阶级的改良学说，故而得名“讲坛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强调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管理，主张由国家经营和管理各项公共事业、组织立法、调节劳资矛盾，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但他们口中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特指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国家，由此可见讲坛社会主义的欺骗性与虚伪性。他们主张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实现“国有化”并为其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以此来蛊惑工人阶级放弃阶级斗争，这是典型的“冒牌社会主义”。这种“冒牌性”和“山寨性”尤其体现在布伦坦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之中，布伦坦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垄断组织如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可以有效地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只要组织起具有改良主义性质的工会和工厂立法，就能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解决工人的问题。其实不然，在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大前提下，工会和工厂立法是无法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会和工厂立法只是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限制在某个界限范围内，是对这种剥削关系的调节，并非消灭其剥削的性质，因而这种手段的欺瞒性与蒙蔽性一目了然。讲坛社会主义这种通过社会改良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后被伯恩施坦尽数吸收，并发展为后来的“资本主义适应论”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

将众多的机会主义思想悉数罗列之后，不难发现，这些改良主义的措施大都成了伯恩施坦思想的“原料”，他后来形成的系统的思想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的尽是这些相当片面的、虚伪的理论。

二、伯恩施坦“最终目的与运动”理论中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具体阐释

伯恩施坦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期间，发表了众多具有社论性质的文章，伯恩施坦在这些文章中直言不讳，详细阐释了自己对社会主义运动与最终目的的看法，字里行间都表现出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的错误解读。

在一篇名为《曼彻斯特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改革”》的社论中，伯恩施坦在批判拉萨尔“国家帮助”理论虚伪性的同时，提出：“我们不必喋喋不休的谈论什么未来的梦想，而是应该研究现在和发展过程”，这一言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其他理论家的重视，现在看来这时候的伯恩施坦就已经将“共产主义”视为“未来的梦想”，他强调应该着眼现实的运动和发展，“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思想在当时已经像一颗种子一样扎根在伯恩施坦的心中。

在随后的文章《关于党内问题（III）》中，伯恩施坦主张工人应当在议会中争取一定的政治权力，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只看重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而忽视现实生活中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在论述中，伯恩施坦说到：“我们不劝告工人为未来而牺牲自己的现在，为了追赶鸽子而把手中的麻雀放掉，而是说，麻雀和鸽子都要”。在这里，伯恩施坦把鸽子比喻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消灭贫困和压迫；用麻雀来比喻目前社会的改良工作，例如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替工人争取一些微小的、暂时的利益。很明显，伯恩施坦虽说麻雀和鸽子都要，但自己却把全部的关注点放在了麻雀上。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后来“最终目的和运动”理论的萌芽了。

在《第二共和国是怎样崩溃的》一文中，伯恩施坦把主张革命的理论家讽刺为“革命的堂吉诃德们”，把他们视作造成流血冲突的罪魁祸首，把工人阶级任何激进的行动称之为是反动的行动，他企图用温和的、和平的方式实现向社会主义、渐进的过渡。伯恩施坦系统阐释他“最终目的与运动”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是《崩溃论与殖民政策》这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在这里，伯恩施坦把社会民主党人“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具体化为一点一滴的改良工作，他认为只要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得到逐步改善，工人能够取得更多的普选权，在议会中能够获取更多的选票，社会民主自治早日建立，社会主义就能“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但是他的这些改良工作都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性的前提下实践的，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对这种剥削制度进行改造就能够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不免带有某些空想的色彩。而伯恩施坦这种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和流血冲突，高唱“阶级调和”的赞歌，主张对国家政治制度进行改良，鼓励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利、议会议席、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是拉萨尔主义的直接表现，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的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不仅是当下的，还是未来的，不仅要维护当下工人阶级的利益，更强调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彻底改变工人阶级被奴役、被压迫的境地，点滴的改良于资本主义而言“治标不治本”。

关于最终目的与运动的争论在伯恩施坦看来只是个误会，或者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过程，在《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中，伯恩施坦坦言自己“不可能是表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漠不关心，而只是对事情将采取‘什么样’的最后形态漠不关心，或者也许不如说不加操心。”伯恩施坦误以为社会民主党人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未来的图景，是对未来的具体描绘，是描述未来的一个固定的具体的模式，所以坦言自己关心的是社会主义原则会不会实现？以怎样的方式实现？而不关心最终实现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的社会，因为他“所关心的和努力以赴的是现在和最近将来的任务”，而对于“超出这一范围之外的远景”则表示漠不关心。因此，他认为“最终目的”的实现是一个既遥远又希望渺茫的事情，与其幻想未来不如着眼现在，从点滴的社会改良和实践中探寻共产主义的真谛。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将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看作是一个具体的、固定的模式，相反，马恩强调最终目的一直存在于运动之中，强调共产党人要始终将“当前的运动”与“运动的未来”结合在一起，既要为工人阶级的近期目的与利益作斗争，同时也不忘实现工人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曾这样表述：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很明显，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死的目的”、“具体的固定的模式”，而是一种“活的实践”，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革命性的运动。而伯恩施坦却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伯恩施坦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他只在乎眼前的、实际的、具体的工作，而对描绘未来的图景不感兴趣。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伯恩施坦在《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中表示工人阶级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要有政治权利，但他没有考虑到目前工人的政治权利，例如普选权、议会斗争的权利等，只是眼前的“蝇头小利”。虽然现在工人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利，但这只是暂时的，资产阶级“用一只手给工人的东西，他会用另一只手从工人那里两倍三倍的拿回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连最起码的劳动权利都没有，由于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存在，工人阶级作为无产者的代表自身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不得不进入资本家的工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勉强维持生存，这种劳动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的体现，是工人阶级不情不愿、迫不得已的选择。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才能成为人们的一种内在需求，而不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才能真正实现“我需要什么我就生产什么”的美好生活。因此，资产阶级是虚伪的，他们会以暂时的让步来掩饰他们的剥削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可能是持久的，一旦触及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工人的这些暂时的权利就会失去效用。因而，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那才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为了无产阶级政治权利的牢固和持久，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剥削者，这样才会让无产阶级有更多的安全感。

在这里，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都是主张暴力冲突、流血牺牲的“布朗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从来都是辩证的，他们主张通过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但他们也肯定在时代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这种和平过渡是有大前提的——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在封建势力的统治下谈和平过渡简直是“痴人说梦”，是不可能的。伯恩施坦曲解晚年恩格斯有关和平过渡的思想，认为如果自己是修正主义者，那么恩格斯就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为了替自己辩解，伯恩施坦引用恩格斯曾说的一句话：“如果说国家间战争的条件已经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伯恩施坦想借此证明恩格斯已经放弃了通过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立场，转而认为目前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不需要阶级斗争。其实不然，恩格斯在这里只是强调阶级斗争的形式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改变。说恩格斯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是对恩格斯的污蔑和诋毁。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在民主制度健全和完善的国家，利用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再清楚不过的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实现方式的辩证态度。“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由此可见，“实际上伯恩施坦主观上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意图, 但他的失误在于: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误解以及对辩证法的蔑视 , 导致他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憎恨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憎恨, 从而最终使他背叛了恩格斯, 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而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总之，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的错误解读使他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阵营。

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与他对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和实现方式的理解息息相关，在他看来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社会改革，在今天仅靠工人阶级的示威游行、普选投票和议会斗争就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当然，他这种“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错就错在他没有澄清前提，我们不否认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但具体要看在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制度下能够实现。

三、伯恩施坦“最终目的与运动”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的误解

（一）理论上的误解

对于“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人说：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是遥遥无期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有人说:共产主义就是“顿顿吃土豆烧牛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有人说：只要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就是共产主义。那么究竟何为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中，我们所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并非是固定的、具体的图景或者模式，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种改变现存状况的革命性的运动、是现实的运动，而不是一种空想。

而伯恩施坦并没有正确领悟到这种“共产主义”的真谛，在伯恩施坦看来，“共产主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种自发的过程，要想达到共产主义的状态无异于天方夜谭，是一件希望渺茫、遥遥无期的事情。伯恩施坦认为，在现实的生活中已经可以看到许多的社会主义因素或者说社会主义已经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他把“个人对社会义务和相应权利的扩大”、“社会对经济生活的有效监督”、以及“民主自治地方及团体职能的扩大”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的靠近，是社会主义正在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也许有人会发问：“伯恩施坦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应当着眼于当下的社会运动和实践，这不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共产主义是改变现存状况的革命性的运动吗？”是的，这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在对“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上，伯恩施坦与马克思恩格斯在思维方式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当下的运动”与“运动的未来”有机结合，我们努力想要达到的“共产主义”的状态是运动着的、实践着的、发展着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伯恩施坦那里，他把“共产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而他理解的“最终目的”具有特定的内涵，是已经确定的未来社会的蓝图，是已经实现了的状态，是业已确立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一个静态的过程。

既然在伯恩施坦眼中，社会主义运动远比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有意义、有价值，那么伯恩施坦最关注的问题必然是社会主义运动究竟采取何种形式？究竟以何种途径进入共产主义？伯恩施坦的答案是：以渐进改良的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与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息息相关，他认为“最终目的”没有实现的可能，进而强调眼下的、微小的运动，主张建立工人合作社、在议会活动中争取直接的选举权，着眼于提高工人当下的工资、缩短工时等一系列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改良措施，并认为这些措施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手段。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强调维护当下工人阶级的利益，更强调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彻底改变工人阶级被奴役、被压迫的境地，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当下与未来的结合，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

（二）实践中的背离

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的错误理解，不仅影响了伯恩施坦的政治观、革命观，也导致他经济观的偏差。他的“最终目的与运动”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后来发展为与“资本主义崩溃论”针锋相对的“资本主义适应论”。伯恩施坦仅仅着眼于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一片繁荣的景象，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和信用制度、工人合作社、垄断组织等作用，并以此为依据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已基本消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崩溃”的理论是一种“过高的估计”，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弹性和持久的生命力，走向“崩溃”的可能性不是变大了，反而变小了。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解读和全面否定逐渐形成了一套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内掀起种种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他所鼓吹的合作社思想、议会普选等改良工作思想被社会民主党内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采纳和吸收，使他们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宣传者和代言人，这种改良之风造成党内思想混乱，不仅严重危害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也极大地误导了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革命策略。在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米勒兰未经党组织同意，以个人名义私自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这直接引起法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轩然大波，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与不和，以米勒兰入阁事件为导火索，党内“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极度盛行，最终导致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在此之后，列宁评价这一事件为“实践中的伯恩施坦主义”，卢森堡把这一事件称为“行动中的机会主义”，由此，米勒兰入阁事件背后反映出的伯恩施坦主义思想的恶劣影响不言而喻。在俄国，也出现了与伯恩施坦主义遥相呼应的“合法马克思主义”，作为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挂着马克思主义的“羊头”，卖着机会主义的“狗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企图修正、歪曲、否定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意志进行麻痹，力图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这直接影响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和革命实践。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苏联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苏联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就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打着“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旗帜，企图用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错误的政治体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叛诱发了苏联的解体，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时至今日，对伯恩施坦“最终目的与运动”理论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正确理解仍旧具有现实意义。当下，有许多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诸多疑虑，有人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搞资本主义、鼓励私有制，这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大相径庭；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预测的资本主义“走向崩溃”与事实上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不符合，资本主义并没有“奄奄一息”的迹象反而“生龙活虎”，这是不是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的破产？是不是就说明共产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事实上，持这种“共产主义渺茫论”的人与伯恩施坦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的理解存在误区，他们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眼前的迅速发展，却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同时内部的基本矛盾已经愈发尖锐，资本主义像是得了一种慢性病，虽然现在没有衰退的迹象，但其实骨子里已经“病的不轻了”。这个“患病的老者”，在资产阶级政府的一些“急救措施”下，病情暂时得到稳定，但始终没有彻底摆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这个病因，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发病”的典型表现，是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前兆。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新事物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共产主义正在悄然生长，而这个“最终目的”并非像伯恩施坦理解的那样是已经确定的未来社会的蓝图，并非是已经实现了的状态，它是一种“活的实践”，必须清楚认识到“共产主义”不是渺茫的，不是束之高阁的，而是真真切切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

文章来源：《福建论坛》2019年第1期

文章作者：贾淑品 阳银银

转自：“学术与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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