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恒兵 许迪 | 《共产党宣言》对社会主义的双重逻辑论证探究

许恒兵 许迪◆文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深度而完整地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双重逻辑论证。一方面，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即通过把握现实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运动规律，揭示其走向“自我否定”的必然趋向，《共产党宣言》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通过揭示其内在的并且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无法克服的矛盾，暴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质及其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结局；另一方面，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即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在推动社会主义转变中的重要作用，《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框架中无产阶级革命能动性的锻造展开系统探究，强调通过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实践和集体行动颠覆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两者的联合体现了马克思基于科学的客观性和实践的能动性之双重逻辑论证社会主义的方式，两者在保持界限的前提下呈现出相互支撑的交互作用关系。

——许恒兵 许迪

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采取了对社会主义的双重逻辑论证方式，即一方面遵循科学的客观性逻辑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过程和内生于其中的矛盾和冲突，暴露资本生产关系的历史限制及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则遵循实践的能动性逻辑揭示无产阶级革命在推动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双重逻辑论证很多时候却分裂为两种单一的逻辑论证，并由此引发了各种理论上的纷争。其中，普遍的表现在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遵循单一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论证方式，认为历史是一个决定论的过程，并将社会主义的实现视作可以坐等的历史结果；相反，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牢牢抓住实践的能动性逻辑予以发挥，认为历史是主体按照自己的需要而改造世界的过程的展开，并将共产主义的实现视为是主体的能动性发挥的结果，并往往以纯粹的文化批判和政治激进主义等极端形式表现出来。对于这种分裂式论证局面的形成，很多人将其归结为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证方式中的理论紧张和冲突所造成的，并由此对马克思恩格斯展开责备甚至攻击，因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对此，学界已有学者做过探究。谢永康认为：“社会主义论证问题仍然是如何在承认历史科学的前提下保存历史主体的视角和革命动力的问题”。本文拟通过探究《宣言》对社会主义的双重逻辑论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所采用的双重逻辑论证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并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一、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客观性逻辑论证

诚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整个《宣言》的思想基础。从阐释历史的方式来看，历史唯物主义遵循“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并进而阐述整个历史过程，从而开启了全新的阐释历史的理论路径，其要义就在于，“立足于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从现实存在本身出发，客观地描述对象的产生、运行和发展变化趋势，揭示其内在矛盾和存在的限度，为人们改变现实提供客观有效的指导原则”。深入考察《宣言》可以发现，这一基本路径被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地贯彻于对社会主义的论证之中，即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中，通过揭示其内在矛盾和困境，展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宣告”绝非是超越于社会现实之外的空洞说教，也绝非是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激进主义宣判，而是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武器直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深处的病灶，对其病因做出切合实际的科学诊断，并以此为依据下达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死亡”通知书。直接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诉诸历史唯物主义所展开的诊断，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中内在具有的诸多矛盾和冲突，并以此暴露其历史性特质或必然会走向灭亡的根据。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恢宏的历史视野，将资本主义社会置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揭示其生成的历史根据，即其作为一个历史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导源于技术和工业的不断进步、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以及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不断变革。从根本上而言，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物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并且，相比于以往社会的生产方式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首先体现在它在扩张中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即其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以及各种人身依附关系，清除在这种秩序和关系中所生成的各种情感和观念，而代之以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并塑造出普遍的利己主义观念，不仅如此，它还不断地借助于这种力量向“原产地”之外布展，并在所到之处不断上演这种摧毁一切的力量，“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其次，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还体现于，它释放出以往社会无可比拟的生产力发展空间，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就这样，将颠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自己历史使命的马克思，却以高度诚实而客观的科学精神描述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性，以致马歇尔·伯曼感叹，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称赞的有力程度和深刻程度都是资产阶级的成员在称赞自己时从来不懂得的”。

但是，这种“称赞”仅仅只是马克思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前奏，并深度彰显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精神。诚如伯曼所言，“马克思以赞扬而不是埋葬资产阶级开始；但如果他的辩证法起作用，那么，最终将埋葬资产阶级的，却正是他所赞扬的资产阶级的那些优点”。因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同时转变为“自反性”的力量，转变为摧毁和瓦解资本主义体制的力量，这种“自反性”首要地表现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之中，并必然性的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表现出来。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特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结局。正如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在一定阶段上瓦解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一样，“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这种“自反性”显在地表现于经济危机中，生产过剩的瘟疫与工人的贫困同时存在，不仅表明了资本主义体制的极度不合理，而且表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马克思恩格斯以此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质及其必将走向灭亡的结局，而取代它的必将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日益发展的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其次，马克思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揭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生成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颠覆性作用，并以此为前提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特质和必将灭亡的历史结局。正如恩格斯所说，关于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直接性动力作用，他与马克思早在“1845年之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它们广泛地体现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本之中，但是，由于当时马克思尚未制定出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们尚未对阶级斗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作出有效分析。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注重对阶级斗争得以展开的客观条件进行分析，但是却尚未深入到特定的社会现实之中具体地分析特定时代阶级斗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共产党宣言》在这方面的重要推进在于，在明确宣称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将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置于阶级斗争的历史进程中予以整体考量之后，马克思恩格斯进而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揭示，深入分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颠覆性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的大量存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历史前提，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确立起统治地位以后，就会对雇佣劳动者发挥型塑的作用，正是在这种型塑中，“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固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无产者的悲惨遭遇进行了道德谴责，包括无产者在市场上变成受各种偶然性影响的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变成机器的单纯附属品，进行着令人厌恶而又无可逃离的劳动，但他们却用了更多地笔墨客观分析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中的不断增长，并以此表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矛盾和冲突的深化是历史的必然。大致上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分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造成了无产阶级人数的不断增加，工业的进步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狼与狼般的激烈竞争关系，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都抛到无产阶级队伍之中。资本主导的工业进步不断侵蚀乃至毁灭小手工业者、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的生存根基，将他们无情地抛入无产阶级队伍之中；二是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发展，使得无产者日益结成广泛的“命运共同体”，“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并在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的基础上建立起日益广泛性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由此再度客观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结局，并明确声称：“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综上所述，《宣言》首先遵循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的论证，并且，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以及由此而实现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历史本质的更加深刻的理解，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论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演进中的地位愈益突出，并在《宣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遵循的客观性逻辑绝非是在突出历史进程中的单一要素——无论这个单一因素被确定为经济、技术抑或其他因素——的前提下的机械决定论，以致历史中所有冲突、变化和发展都可以溯源至这个单一因素。这种理解恰恰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结果。与之根本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的社会主义论证，则是在坚持物质生产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致力于客观地描述资本主导下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深度暴露内生于其中的各种矛盾和困境，并由之揭示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霍布斯鲍曼由于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客观性逻辑论证方式，得出《宣言》中读不出任何决定论话语的观点，即认为“人们确实有可能对《共产党宣言》的观点进行决定论的解读”，“但是事实上《共产党宣言》不可能读出那种证据”，实为一种误解。

二、基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能动性逻辑论证

在遵循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展开社会主义论证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还依凭实践的能动性逻辑论证无产阶级革命在推动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已经宣称“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表明了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立场。而既然将“改变世界”作为自己的核心主旨，历史唯物主义必定要肯定人的实践能动性与世界的可改变性。既然如此，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引论证社会主义，必定要在客观性逻辑之外同时引入实践的能动性逻辑，即阐明社会实践或集体行动在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此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段话的前半部分体现的是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而最后一句话体现的恰恰就是实践的能动性逻辑。遗憾的是，在以机械论的方式解读马克思的人们眼中，这句话所内涵的指向恰恰被有意或无意地遗漏了。但正是这句话表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会自行灭亡，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如日出般的自然而然出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离不开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而在《宣言》中，虽然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的社会主义论证方式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的社会主义论证仍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采用的重要方式。一个显在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是专注于完美的理想蓝图即“共产主义体系”的建构，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空想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之一就是，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诸如此类的批判表明，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论证社会主义，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动性的锻造和发挥问题。固然，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以及斗争方式进行了客观的生成论分析，但是，面对无产阶级由自发的斗争转向自觉的斗争、由单个的工人斗争转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斗争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教育和推动作用，而这又源自共产党在实践上的坚决和理论上的先进，因而始终能够发挥对无产阶级群众的教育作用，“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始终发挥引导、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引导无产阶级将理论认识与革命激情转变为实际行动，即转变为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运动。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步骤。正是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度阐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的也是最关乎根本的任务，即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虽然这个问题是在马克思充分反思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后所完成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系统阐述的，但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便已创造性地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构成了“工人革命的第一步”。这一步的重要性就是确立起全面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前提。在此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进而强调，“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干涉”，包括“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等等，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突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政治前提以及在此前提下对经济社会关系的强行改造表明，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绝非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渡，它离不开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从而既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论证与各种机械决定论者区别开来，同时也与各种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者以及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的社会主义者及其继承者们区别开来。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是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而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因此，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会涉及对实践目的的阐明。在《宣言》当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最近目的，就是上文所说的“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前提下实现与旧社会的“两个决裂”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要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一切人剥削人的关系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民族对民族的剥削”，消灭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利结构和人们的观念结构。而伴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的消灭，阶级存在的条件也会随之丧失，并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而这个目标就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长远目标，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的图景”，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最近目标”一起，作为引领性的精神力量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向更广泛的地区蔓延。

由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改变世界”的核心主旨，遵循实践的能动性逻辑对社会主义展开了论证。就此而言，霍布斯鲍曼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他看来，“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是通过社会实践、集体行动实现历史的变革”，虽然他的判断基于“核心思想”的定位而将《宣言》中的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对社会主义论证的作用拔高了，因为正如上文所述，正是从《宣言》开始，马克思全面开启了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系统论证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新路向。就此而言，《宣言》中的社会主义论证方式乃是一种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和实践的能动性逻辑的双重逻辑论证。但由此问题也就产生了，即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两种逻辑论证的关系。下面，本文仍然紧密结合《宣言》中的相关论述，对此展开探究。

三、《宣言》社会主义双重逻辑论证的关系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马克思恩格斯所采用的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和实践的能动性逻辑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前者坚持的是客观性原则，它力求在揭示历史运动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来把握对象的生成演变及其未来走向，后者坚持的是能动性原则，它突出的是历史主体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具体到社会主义论证而言，前者致力于探究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后者致力于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推动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成其为一个难题，乃是由于，如果遵循科学的客观性逻辑把握历史，那历史就必定被视为是决定论的过程，社会主义转变必定被归结为是历史必然性的结果，从而在逻辑上便无须人的能动性作用的发挥。反之，当我们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考察历史，那就必然要承认历史是一个非决定论的过程，从而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就必定被归结为是人的能动性作用发挥的结果。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又的确同时采用了双重逻辑的论证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的艰难，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之中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分裂，前者往往只是抓住了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后者往往只是抓住了实践的能动性逻辑，因而都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双重逻辑论证“改写”成了单一的片面化的逻辑论证，在这种改写中，如何理解双重逻辑论证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无可避免地遭致放逐。霍布斯鲍曼虽然看到了两种逻辑之间的差异，但却通过否定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而同样回避了问题本身。在他看来，《宣言》“不是一份历史决定论的文献”，“资本主义坟墓的挖掘者只能是人类的行动”。但是，如果说逻辑上的融洽性构成了任何一种理论之合法性的最起码的条件，那么，我们就绝不能将其中的双重逻辑视为一种内在的冲突和紧张，更不能通过舍弃一种逻辑来改写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证方式，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合理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完整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双重逻辑论证社会主义的方式。

在基于《宣言》的文本呈现具体阐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和实践的能动性逻辑之间的关系之前，首先需要澄清我们到底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我们在两种不同的逻辑之间可能建立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层级关系，即以单一视角的逻辑一贯性，建构起两种逻辑之间的归属关系或层级关系，这就犹如将一个概念归属于另一个概念一般，将一种逻辑归属于另一种逻辑。这种做法表面上来看来在逻辑上体现出了彻底性，但因两种逻辑的原则性差异而无异于行方枘圆凿之事；另一种是联合关系，即建立起两种逻辑之间的合作性关系。具体到两种逻辑论证的运用而言，即当我们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展开社会主义论证时，须将实践的能动性逻辑“悬置”起来，反之，当我们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展开社会主义论证时，则将科学的客观性逻辑悬置起来。这样的处理方式既避免了在强制归属中消弭两种逻辑的差异，并在这种消弭中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双重逻辑导向单一的逻辑论证，又能使它们在社会主义论证中各得其所、各尽所用，当属一种合理的处理方式。而就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的社会主义论证逻辑来看，很显然采用了分开使用的情况，这表现于，在《宣言》的第一部分即“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描述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过程，并揭示内生于其中的矛盾和困境，以此表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这个论证中，实践的能动性逻辑被暂时悬置起来。而在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较为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在推动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作用，而暂时将科学的客观性逻辑悬置起来。从《宣言》之后马克思的思想演进过程来看，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论证逐渐成长壮大，并在《资本论》中臻于成熟，其中，也正是因为要求贯彻科学的客观性逻辑的彻底性，马克思同样采取了悬置实践的能动性逻辑的方式，正如其在《资本论》之“序言”中所指出的，“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但是，我们决不能将“悬置”视为对实践的能动性逻辑的彻底放弃，正如本文下面将要论述的，两种逻辑之间在保持独立性运用的前提下，存在着相互支撑的交互性关系。当然，限于本文的考察对象，我们主要以《宣言》的内容作为考察两者之间关系的依据，因而肯定无法将两者之间关系的所有层面全部揭示出来。

首先，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的社会主义论证对实践能动性逻辑论证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指引和支撑作用。如上文所述，实践的能动性论证主要强调的是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在推动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其一，正如任何一种历史行动的有效展开都离不开知识的指引，无产阶级革命的展开则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引，而先进的理论只能来自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的历史描述和考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其二，任何历史运动的成功都离不开客观的历史条件的支撑，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同样如此。其中，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两个决不会”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依据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而这同样离不开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的历史描述和考察。正是在《宣言》中，马克思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历史局限性的限制的揭示，为其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展开论证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其三，任何历史行动的展开都离不开信念的支撑，而且，越是艰难的行动就愈加需要信念的支撑。而坚定的信念从根本上源自对事物变动过程之内在必然性的坚信，而这同样需要依托科学的客观性逻辑予以揭示。正是在《宣言》中，马克思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论证，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历史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确立起必胜的信念以及调动更加广泛力量参与其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论证所获得的科学理论的作用只有在进一步的实践能动性逻辑论证中才能得到充分彰显。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论证致力于描述和解释客观的历史进程，但正如马克思批判以往的旧哲学家们“仅仅只是解释世界”所表明的，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论证所形成的一般原理只有贯彻到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实践活动之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这种贯彻离不开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的论证。具体来说，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论证提供的往往是理论理念，而理论理念因其普遍性和抽象性而无法直接贯彻到实践领域之中，它必须转换成实践观念或实践方案才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具体到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就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引下，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论证制定出革命的战略、战术和各种革命措施，并具体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展开。只有这样，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论证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宣言》第二部分的末尾，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论证制定了一系列革命的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大部分丧失了其历史意义，但这绝非是革命措施可有可无的问题，而只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进一步来看，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发挥其作为“批判的武器”的作用，也就是说，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论证所获得的理论必须为群众所理解，并切实转化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自觉。诚如恩格斯在《宣言》之“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所说的，“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论证推动理论向无产阶级群众的思想深处内化。而上文所述的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对无产阶级革命能动性锻造问题的相关探讨，无疑体现了该论证的作用。总之，基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论证的作用发挥离不开实践的能动性的论证，舍弃了后者，前者就只会畸变为仅仅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这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改变世界”的主旨不相符合的。

以上论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采取的是一种基于双重逻辑的社会主义论证方式，两种逻辑论证虽然基于原则的不同而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两者之间却起着相互支撑的交互性作用，从而表现出联合性的合作关系，并由此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论证的完整逻辑。此种基于双重逻辑的论证深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强调解释世界又强调改变世界的双重指向，并有效避免了单一逻辑论证带来的各种弊端，因而体现出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文章来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文章作者：许恒兵 许迪

转自：“学术与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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