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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术成果】袁宝龙:先秦时期边疆思想的产生与演变

    阅读: 2023/3/10 10:37:49

    作者简介

    袁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北京史记研究会理事。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秦汉边疆思想研究”,曾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项目“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重大国情调研项目“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等重大课题多项,出版著作《秦汉时期政治文化体系的整合与建构》、《新史学》(译著)等,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部分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转摘。

    早期边疆,是指现实世界中用以区分两种文化群体的地理过渡区域。先秦时期,随着夷夏族群的形成与分化、夷夏有别理念的强化,早期的边疆意识逐渐萌生,并在地理空间上有所体现,不过这种早期边疆与真正的“边疆”概念存在较大差异。服事理念的出现,标志着“夷夏之辨”边疆思想体系的成熟,此时的夷夏文化表现出高度的互斥性。直至春秋时期,“礼别夷夏”思想的产生,始为蛮夷入夏打开通道。与此同时,随着领土国家的出现,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符合科学定义的“边疆”。先秦时期边疆思想的产生与演变,是秦汉时期大一统边疆理念形成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

    一、边疆意识与族群观念的共生关系

    “边疆”一词的古义,最初大致与“边境”之义相同。二者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时常可见,如《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列女传·仁智传》载许穆夫人语:“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维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现代边疆理论,一般把边疆解释为靠近国界之处或国家的边远之地。马大正先生认为,边疆是地理概念,同时亦是历史、政治、军事及文化概念,并指出历史上的中国边疆在形式上是由国家政权的统治中心区到域外的过渡区域,即由治向不治过渡的特定区域。因此,我们对“边疆”的理解,应当建立这样一种认识:首先,边疆是相对于中心的边缘地带;其次,边疆的“边”表明界线,“疆”则代表疆域,边疆理应意为边缘性、边远的疆域,或疆域的边缘性部分。与地理边界相比,边疆的概念加入了人为因素。边疆的含义是指相对中央而言的偏远区域,而非简单的界线。面状或线状,是边疆与边界的根本区别。

    提及疆域,便应与国家的概念密切相关,领土概念的产生是边疆意识以及边疆出现的先决条件。而追根溯源,早期边疆意识的产生又与族群意识的出现以及族群的形成息息相关,中国古代边疆意识与族群意识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互促的关系,两条发展轨迹并行不悖,互荣共进,一同见证了古代边疆思想的演进过程。

    事实上,人类最初萌生的族群意识确会促成早期边界概念的出现,进而使边疆意识的出现成为可能。这种意识具体到中国古代社会,则以夷夏观的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而言,古代国家的形成多以血族、族群为基础,族际之间的敌视成为促使边疆形成的巨大动力,而边疆的存在承担了化解族群冲突的缓冲作用。族群意识导致了边疆意识,直到国家形态的形成,古代边疆也就随之具备了形成的基础。

    防内与防外的两条界线的中间区域,即成为边疆。而基于不同族群建立起来的彼此边疆,往往相互重合,即此国的外部边疆刚好是彼国的内部边疆,反之亦然。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具体到地理空间,便成为一片或广阔或狭窄的边疆区域,夷夏观的发展走向,影响着边疆思想的演进与变革。

    二、夷夏观念的发生与古代边疆的形成

    中国特有的华夷五方格局理论,即华夏居中、四夷分列四方的民族地理理论,与边疆意识的产生存在密切联系。而夷夏意识的产生,则以华夏族的形成及其与四周夷狄文化相剥离为前提。周初的大变革之后,“华夏”观念与“华夷之辨”思想开始出现,表明一个相对独立、文化一元的华夏族群的真正形成,这又成为夷夏五方民族地理格局形成的最大动因。

    《礼记·王制》对华夷五方格局进行了具体描述,指出“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不考虑其中的族群歧视成分,这一理论确立了华夏族的中心地位,对非华夏族群进行了归纳与分类,体现了先秦时期夷夏观的总体水平。因不同的族群有着不同的文化,故会形成族群之间的边疆。只不过这只是原始状态的“边疆”,不同于真正的边疆,其含义更接近于线状的边界。

    传世文献如《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多曾描述上古时期中原区域小国林立的“万邦时代”,其时各邦国之间的地域性特征极为突出,这种差异性催生了族群部落之间的疆界形成,同时又导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又在客观上促进了族部之间的融合。

    此后,不同部落在兼并的进程中,不断地完成文化同化,万邦时代渐趋式微,领土国家开始出现,各领土国家之间接近现代边疆定义的边疆逐渐形成。但是领土意识仍不明显,此时各国之间各行其是,如后世大一统政权下那样系统的边疆思想自然无从谈起。

    《史记》载:“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又称“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至“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可知,周人本身亦由戎狄而入华夏。周文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周文王所征的“殷之叛国”,应该就是万邦中的国家。最终武王伐纣,周人完成翦商大业。

    王国维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的名分未定,直到周人翦商,封建宗室功臣,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名分始定。但是周初诸国之间,渊源不同,文化相异。加之各自为政,故又在国与国之间因文化不同形成了无形的疆界。周建国之后仍以征讨四方为治国方略,征讨获胜之后,多以原有部族统治其地,这些部族只须承认周的威权即可,其实是保留了城邦式国家的多元性。

    春秋战国时期,在互相征伐的过程中,诸国边界逐渐逼近,乃至接壤。边陲之地开始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新的郡县制也被用于对边陲的统治管理。战争逐渐消灭了城邦式国家,至战国时期,战国七雄皆已呈现出明显的领土国家特征。秦统一之后,郡县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实施,古代中国新的边疆亦开始形成。也可以说,秦代统一,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意味着领土主权国家的建立,同时也标志着古代中国大一统边疆的首度出现。

    三、服事观下的古代边疆思想

    中国古代边疆思想的发展过程几乎与夷夏观念的演变相始终,在中原区域内经过无数次兼并与被兼并、征服与被征服之后,原有的夷夏观念在华夏族与四方民族的融合竞争中不断演变,可以说夷夏观演进的不同时段,记录了边疆思想的不同阶段。族群间的文化差异决定了当时的边疆思想——最原始的边疆理念——“服事观”思想开始逐步形成。

    五服制下,天下被划分为五个层次:甸、侯、绥、要、荒服,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区分形式。顾颉刚指出,称要服者为蛮夷,虽非前代王族,然久居中原,文化程度较高,以与王室关系较疏,故不使跻于华夏之列;荒服者为戎狄,未受中原文化陶冶之外族,性情强悍,时时入冠,虽欲跻之华夏而不可得。我们可以认为“要服”相当于“荒服”与诸夏的缓冲地带,也就是类似于文化上的边疆区域。

    所谓服事观,简而言之,是设定一种理想秩序,根据各族群与华夏文明的远近亲疏关系使其分居其位。服事观增强了华夏诸国的凝聚力,同时也强化了夷夏有别的理念。服事观产生的前提是夷夏有别的思想以及华夏中心观念的确立,随着华夏族群逐渐成为文化中心,原有的夷夏杂居格局逐渐瓦解,夷夏之间的文化差距亦日益拉大。

    春秋时代,楚、吴等旧国以蛮夷自居,同时又致力于征伐蛮夷。这表明了诸国游走于诸夏与蛮夷之间的尴尬身份。而“夷夏之辨”的思想逐渐强烈之后,使原本作为夷夏缓冲地带的“要服”逐渐消失,这如同在夷夏之间树起鸿沟天堑,使二者的文化差异越来越大。

    春秋时期,经孔子及儒家学派的阐发和整理,“夷夏之辨”思想被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孔子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实质是对传统服事思想的继承。不过,孔子提出以“礼”取代族群作为区分夷夏的新标准,使得夷狄有机会真正地融入华夏文明。非但如此,孔子同时又有强烈的意愿使夷狄之人通过习“礼”的方式融入华夏。只不过如孟子所言,儒家只能接受夷变于夏,而不能反之。这样的夷夏观念,表明了儒者对于华夏中心文明的高度自信,对大一统边疆的形成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是其仅对单一融合方向的认可,又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边疆思想的开放性。

    “礼分夷夏”的思想产生之后,华夏中原,也亦传统理念上的九州之地,已经皆为华夏诸国或已经在文化上融入华夏的越、吴等国所有,夷狄之众则分列四周,对华夏形成环抱之势。这是传统的华夷五方格局首次在现实世界中接近实现,也使更大范围内边疆意识和边疆思想的产生成为可能。下一个问题,则是要完成中原区域的统一,以形成真正的统一边疆思想。也就是说,“礼分夷夏”的标准产生,其实是强调了“夷夏之辨”的理念,欲使华夷各居其地,这也是基于服事观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古代边疆思想。

    四、结语:夷夏观念与边疆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

    “礼分夷夏”的思想强调“夷夏之辨”,而“大一统”思想则提供了华夷之间的互化可能。因为“礼”可通过后天修习掌握,而血缘族群却是先天生就,这种标准的改变使现实世界中的夷夏互化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大一统”思想与“夷夏之辨”看似一合一分,迥然有异,实则殊途同归,彼此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

    可以说正是由于“礼别夷夏”以及“大一统”理论体系的创建,才使得在文化上融入华夏的楚、吴诸国终于能够在春秋时期真正进入诸夏的行列。战国时代,中原区域内已经完成了华夏化。从文化角度来说,华夏文明在与戎狄文明的争夺中获得了最终胜利。此时斗争的主流由春秋时期的华夷之争,变成了战国诸雄之间的争夺。夷夏观大体上依旧延承春秋时期的理念,只不过现实世界中的华夷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所以“夷夏之辨”的理念不再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转而服务于政治需求。孟子之说梁惠王:“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可见此时“辟土地”为第一要务,“抚四夷”在重要程度上已经退居于辟土地、朝诸侯之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华夏胡服,史有明文,以华夏之人而衣胡服、习骑射,足以表明其超越了传统的夷夏观念。战国晚期,燕面临亡国之难时,燕臣一度考虑联合匈奴共抗强秦以图存,亦可见此时传统华夷观念之衰落。

    概而言之,至战国时代,即秦统一六国之前,华夏文化在中原区域上连接成一体,从而实现了理论设想中的华夷五方格局。在这样的民族地理格局下,一个更大的民族——汉民族——形成的时机已经接近成熟,夷夏观视角由中原之内移置至中原与四夷之间,这也预示着新的“大一统”边疆理念的诞生。中国古代边疆的诞生经历了长时段的演变,与此相应,中国古代边疆思想也是在先秦时期有关疆域的认知以及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孕育而成。

    ——摘编自《先秦时期边疆思想的产生与演变》,《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转自:“社科大科研处”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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