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史学理论研究官方公众号 ，作者朱明

提要：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兴起“历史记忆”的研究潮流，这是受当时席卷欧洲的“记忆之场”趋势影响的结果。20年后，意大利又兴起“全球史”书写，将意大利史放在全球框架中展开。从“记忆之场”到“全球史”，这两次“转向”体现了意大利史书写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它受地方多样性、共和危机、欧盟困境、全球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在不同层次上与意大利的现实相互交织，影响意大利的本国史研究；另一方面，意大利历史书写长期以来又有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服务的强烈倾向，故而强调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民族国家整合为宗旨的历史写作还将在意大利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艰难跋涉。

关键词：历史记忆 全球史 历史书写 意大利史

作者：朱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

从1997年的《意大利的记忆之场》到2017年的《全球意大利史》，在过去的20年，意大利历史学界关于本国历史的书写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和深刻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被看作整个欧洲关于民族国家历史书写探索历程的缩影。无论借助历史书写重构民族国家身份，还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拯救国家记忆，意大利的历史编撰者都在历史叙述中通过追寻记忆来建构认同，而在20年前以及当下，这种努力都可以被置于更加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用来探讨历史编撰与时代的关联性，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时代的需要。本文试图从两本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入手，在意大利史学发展的脉络中进行比较，并对其编撰的时代背景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激发人们对当下关于民族国家历史书写、历史记忆、全球史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意大利史的编撰传统

意大利史的书写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但这部写于16世纪30年代的历史著作主要叙述意大利战争，只能算得上是一部断代史。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利还写过《佛罗伦萨史》，类似的歌颂城市国家的历史著作还有很多，它们主要出自意大利人的地方自豪感，但恰恰造成了此后意大利国家身份缔造的困难。18世纪的穆拉托里（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1672—1750年）开始从意大利的角度撰写历史，他于1744—1749年出版的《意大利编年史》（Annali d’italia）即从意大利整体的角度叙述中世纪史。

19世纪时，随着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形成，意大利史的书写开始受到重视。正如撒丁王国首相马西莫·达泽里奥（Massimo d’Azeglio,1792—1866年）在意大利1860年统一时所倡导的：“我们已经缔造了意大利，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创造意大利人！”地理、民族、方言、宗教不同，各个区域的历史遗产不同，加之处于容易受到外来影响的地中海地区，这些都加剧了意大利身份认同建构的困难，也促成了19世纪意大利史学家参与“创造意大利人”的使命感。

为了给新生的意大利国家寻找合法性，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到中世纪史中寻找资源，以历史记忆作为现实斗争的工具。意大利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有许多可资利用的主题，但也使其面临两难困境。由于许多意大利史家不希望强调古罗马帝国的遗产，加之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兴起对崇古心理的打击，位于古罗马帝国核心故土的意大利并不像法国人一般热衷于借用古罗马历史。而且，过于重视罗马帝国也不利于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建构，因为民族纯洁性与普世帝国构成了天然的矛盾。利用中世纪的资源亦是如此。中世纪史中有不少可被利用的主题，如1167年伦巴第同盟在莱尼亚诺战胜神圣罗马帝国，1282年西西里晚祷起义驱逐法国人，这些历史都被当作意大利民族独立自主的“神话”，用于论证悠久的自由传统。当时对意大利影响较大的史家却是来自日内瓦的西斯蒙第和来自巴塞尔的布克哈特，他们赞颂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以鼓励意大利复兴其历史上的自由传统，而这又契合了意大利当时流行的联邦主义，如西斯蒙第的作品在坚持地方传统的伦巴第联邦主义者卡洛·卡塔尼奥那里就获得了共鸣，但其对中世纪城市独立和自由的歌颂也令青年马志尼深受影响。总之，意大利既利用历史记忆，也被历史记忆所困，他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却缺乏具有凝聚力的、全国性的民族英雄形象或历史事件可资利用。19世纪起，不少意大利历史学家致力于从中世纪史到当代史的写作，以图将政治理念投射到历史写作中去，这也是历史主义在意大利的体现，如卡洛·特罗亚（Carlo Troya）、基诺·卡波尼（Gino Capponi）、切萨雷·巴尔博（Cesare Balbo）、路易吉·托斯蒂（Luigi Tosti）、米凯尔·阿玛里（Michele Amari）等。同时期，档案开始被整理，也有了专业历史期刊。进入20世纪以后，克罗齐于1928年出版《意大利史》，叙述意大利自统一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他的历史主义对当时的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但史学家们更关注的是能为意大利带来民族荣耀的帝国、战争、胜利的历史，尤其是区域史、古罗马和文艺复兴的历史。加埃塔诺·萨尔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焦阿基诺·沃尔佩（Gioacchino Volpe）的中世纪史编撰，费德里科·沙博（Federico Chabod）的现代史研究，都受到复兴运动的影响，注重历史书写与国家建构的关系。

意大利政治的复杂性，也使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书写充满喧嚣，共和制与王室、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以及保皇派、教会人士、联邦主义者和自由派的历史观都存在重重矛盾。直到意大利进入共和国时代以后，意大利史的编撰才逐渐确定以“共和与国家”为宗旨。

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批意大利史的编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著名记者、作家和历史学家蒙塔内利（1909—2001年）于1960年代出版的22卷本《意大利史》，以叙事方式叙述了意大利从中世纪至20世纪的历史，涉及各个领域。还有著名史学家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的《意大利简史》，从史前一直叙述至1967年，是一部整体的意大利史。

1972年起，都灵的埃诺迪出版社（Giulio Einaudi）组织集体编写六卷本《意大利史》（Storia d’Italia）。前四卷为“最初的特征”“从罗马帝国结束到18世纪”“从18世纪初至统一”“从统一至今”，侧重政治史；第五卷涉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第六卷为对城乡历史鸟瞰的图集（Atlante）。这套书邀请鲁杰罗·罗马诺（Ruggiero Romano）、朱塞佩·格拉索（Giuseppe Galasso）、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等意大利著名史家和布罗代尔、勒高夫等外国历史学家共同编写。埃诺迪出版社的这套意大利史还配有一系列年鉴（Annali），主题分别为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知识与权力、景观、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疾病与医疗、教会与政治权力、犹太人、刑法、食物、工业等。这套“年鉴”不断推出新的主题，如2009年以移民为主题、2018年以消费为主题，体现了与时俱进。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史编撰已有超越国家史的倾向。如埃诺迪出版社邀请法国史学家勒高夫、布罗代尔以中世纪和近代为主为《意大利史》第二卷各撰写一章，从题目“意大利以外的意大利”（L’Italia fuori d’Italia）就可以看出他们对跨国性的重视。其中，布罗代尔非常重视意大利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意大利和世界的贸易、交流与联系。由他撰写的这一章后来又以法语单行本出版。1979年起，都灵联合出版社推出了由朱塞佩·格拉索主编的《意大利史》（Storia d’Italia），这套书也是多卷本，基本上以地域为单位进行编撰。21世纪以来，罗马拉台扎出版社亦推出按照时段划分的多卷本《意大利史》。

可以看出，意大利的通史编撰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从文艺复兴起就有为“意大利”写史的传统，到19世纪愈加明显。然而，这两次书写高潮的背后有非常明显的现实因素，那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战争（1494—1559年）和19世纪的意大利统一。在遭受外敌入侵和抵抗外国干涉时，意大利人的同仇敌忾激发了共同的身份意识，使统一的民族国家历史书写成为可能。不过，当地方自治传统导致离心性增强、区域一体化削弱国家身份、全球化冲击国家自主性的时候，意大利本不稳固的国家意识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意大利通史的编撰，始终容易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与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有很大的关系。意大利狭长型的山地结构和自然条件的割裂性加大了其统一的难度，以及强国环伺、外来干预不断，则使意大利的历史书写具有为本国本民族安身立命的使命感。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发展、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又激发了意大利国内根深蒂固的地方性，南北发展不协调问题加重。正是这些因素推动了意大利史学界追随各种新的历史书写趋势，尝试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本国史的书写。《意大利的记忆之场》和《全球意大利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意大利的“记忆之场”与国家建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国家纷纷出现“记忆之场”的研究与书写。这一浪潮源于法国，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理论的莫里斯·哈布瓦赫。20世纪80年代，皮埃尔·诺拉组织集体合作研究，1984—1992年先后出版三卷本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紧接着，德国和意大利也出现类似的书写。20世纪90年代，德国开始“记忆之场”研究，并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才编撰完成《德意志的记忆之场》。1996年起，意大利的马里奥·伊斯能希主编了三卷本的《意大利的记忆之场》（I luoghi della memoria）。《意大利的记忆之场》的三卷主题分别为“符号与神话”“结构与事件”“人物与日期”。马里奥·伊斯能希先后任教于意大利多所大学，为当代史专家。1970年，他出版《一战神话》，该书已多次再版，是一本经典之作。他于1994年出版《广场上的意大利：1848年至今的公共生活之场》，2007年出版关于加里波第的历史与神话的著作，近年来还有不少新著，包括《我的记忆之场》。

《意大利的记忆之场：符号与神话》注重一些象征性意义的符号，如关于复兴运动和革命先驱的历史记忆与国民教育、纪念性事件、“大意大利”的神话缔造；三色旗、蓬蒂达（1167年伦巴第同盟在此成立，对抗北方的神圣罗马帝国）、歌剧、赞美诗、钟楼和钟声，都是与意大利的民族传统有关的符号；罗马、圣彼得广场、客厅和沙龙、意大利与美洲的联系、祖国祭坛是在空间中体现出来的意大利历史记忆；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美洲和美国与意大利的世界联系；对红色旅的考察则辨析了红（左翼）与黑（右翼）、话语与符号，以及符号之战。这一部中还有许多代表意大利的各种符号，体现了符号学在意大利史学中的应用。

《意大利的记忆之场：结构与事件》中的主题，有国家、广场、咖啡馆和酒馆、教区、黑手党、演讲坛、元老院、总罢工、电影、“米兰五日”（1848年反抗奥地利统治，亦为意大利独立战争的起点）、一战、向罗马进军、西班牙战争、希腊战争、从俄国撤退、战俘、抵抗运动（事实与记忆、纪念与记载）、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盟军的到来、对陶里亚蒂的攻击（1948年7月25日）、丰塔纳广场爆炸案（1969年12月12日）、阿尔多·莫罗被暗杀事件。

《意大利的记忆之场：人物与日期》选择了意大利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日期，深挖其作为符号被确立的过程和演变情况，并对其意义进行解读。人物有马志尼、加里波第、埃马努埃尔二世、墨索里尼、引发法西斯统治危机的马泰奥蒂、教皇；还有文学作品如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和瑟吉尔·托皮的《少年画报》中的主人公，以及匹诺曹和“淘气包”（Gian Burrasca），乃至意大利的足球人物；日期有9月20日（1870年意大利攻克罗马，完成统一）、5月1日（1891年罗马等地的工人游行示威）、6月10日（1940年意大利向英法宣战）、7月25日（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9月8日（1943年意大利投降）、4月18日（1948年大选中基督教民主党胜出并长期执政）、1960年7月（工人和学生对法西斯右翼的斗争），也有作为关键转折点的1945年、1956年、1968年等。

意大利的“记忆之场”虽然受法国相关研究的启发，但也有自己的目标。从结构上来看，法国的“记忆之场”分为“民族”“国家”“共和”三部分，而意大利的“记忆之场”并没有如此清晰的划分，还是以事件、人物、符号大致划分。从研究意义上来看，法国的“记忆之场”旨在建构“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意识”，是对传统民族主义史学的解构，因而更具包容性，将记忆变成了遗产。而意大利的“记忆之场”可能很难具有同样的意义，也因而没有打出让人一目了然的鲜明旗帜。究其原因，法国的“记忆之场”出现的背景是共和国和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均已完成，而意大利正处于共和危机，其国家的整合也困难重重。因此，两国的“记忆之场”有着不同的目标。

首先，《意大利的记忆之场》执着于探讨“共和”，对共和相关的主题做了大篇幅的讨论，这与20世纪末意大利共和危机的背景直接相关。同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就确立共和不同，意大利虽然在中世纪产生了辉煌的城市共和国，但其现代共和体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建立的，比法国的共和制度脆弱很多，且屡屡受到极端势力的破坏和挑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极右翼和极左翼对意大利的撕裂。极右翼在20世纪60年代的兴起构成对共和秩序的暴力冲击，而1968年是西方学生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在意大利也爆发了学生的激进运动，并由于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而发生大罢工，导致了被称作“火热之秋”（autunno caldo）的运动高潮，进而爆发1969年都灵菲亚特汽车制造厂工人的抗议，且得到左翼大学生的支持，引发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极左翼和极右翼之间的不断斗争严重破坏了意大利社会的团结，也使得对意大利当代史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和“记忆”。如1969年的米兰丰塔纳广场爆炸案、1978年绑架并处决阿尔多·莫罗事件，其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要归咎于极左翼的“红色旅”；有的认为这是意大利国家伙同新法西斯主义力量合谋的“黑色恐怖”，政府借机打击左派；也有的认为冷战背景下，美国为对抗苏联，支持意大利政府建立秘密组织实行“紧张战略”，破坏左翼力量。可见，共同的历史书写困难重重。而当这代人老去后，共和国被撕裂的伤口也一直难以弥合，构成了历史与记忆的张力。随着20世纪80年代政府打击黑手党的“净手运动”的展开，深层矛盾最终导致传统政党纷纷解体，意大利“第一共和”结束，20世纪90年代过渡到“第二共和”。这些利益的纠葛和历史解释的困境，使意大利需要对徘徊在重建“共和”的十字路口的国家给予更合理的历史阐释，这也是其“记忆之场”出现的重要背景。因此，该书花了很大的篇幅探讨与此相关的近现代史，尤其与共和相关的历史事件和象征符号。

其次，意大利的民族国家的建构道阻且长。故而，其“记忆之场”致力于从近现代历史中寻找建构的资源。与中世纪中晚期起就由国王不断聚合领土、建立王国的法国不同，意大利的统一晚得多，直到19世纪后期才勉强实现。虽然意大利此前的历史非常丰富，但作为统一国家的共有的历史却捉襟见肘，各大区的地方传统和身份认同非常之强，地域先天差异明显，这阻碍了意大利国家的整合，使其比法国面临更强烈的去中心倾向，也比法国肩负着更重的认同建构任务。从地方出发的历史书写也是对国家历史书写的挑战。但是，由于二战以后经济社会史在欧洲盛行，极大地推动了对地方和底层的重视，各种国家历史书写已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尤其是缺乏“地方”和“底层”视角的国家历史。人们需要有地方视角和群体记忆的历史，更愿意根据切身利益和情感阅读历史。为了满足这一需要，史学家也会将更多样化的记忆纳入历史书写，让宏大叙事的失语者能够看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增强其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也是微观史学在意大利兴起的原因之一，如卡洛·金兹伯格的历史书写就特别强调意大利东北弗留利地方的特性，以此弥补整体史和宏大叙事的不足。然而，在意大利的“记忆之场”中，很难看到这种多元性，这三卷本的内容大多以19世纪的意大利统一和复兴运动作为书写对象，也会上溯至古代和中世纪寻找资源，但总的目标是强调作为意大利人拥有的共同经历，从而激发出共同的记忆和身份。

此外，意大利的“记忆之场”也与现实中国家发展的困境与焦虑有关。意大利在二战后创造了30年的经济奇迹，而1973年是个分水岭，此后石油危机导致滞胀，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取代，国家面临的问题愈加严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使南北分裂严重，甚至出现“三个意大利”，即农业为主的南方、政治中心的中部与工业主导的北方。这对民族国家建构本就先天不足的意大利而言是很大的威胁，很容易导致经济发达地区想要脱离国家框架，以意大利北部地区为典型。除了经济方面，还有政治方面的颠覆性因素，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和欧盟的成立，都对国家构成了挑战。众多国家获得新生，而超国家的欧盟则侵蚀国家的权力；边界的开放和领土的重组也冲击了国家，让人们对国家的脆弱和多变感到困惑。

因此，将《意大利的记忆之场》置于20世纪90年代的现实状况中，可以看出其对国家建构的关切。它从空间角度探讨了广场、道路、祖国祭坛等元素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作用，集中于传统历史书写中被忽视的与意大利相关的历史，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战俘被抹去的记忆和分裂的记忆。它在对意大利抵抗运动等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宏大叙事的同时，也注重区分个体的记忆和集体的记忆，地方视角和国家视角，从而纳入更多的个人经验。它在大力加强意大利复兴运动以来的线性叙事的同时，也对意大利“第一共和”时期的内部矛盾做了更多的说明和解释。此外，它也通过具体而微的案例强调了意大利自古以来的悠久传统。虽然该书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叙述，但可以看出，书中充分体现了旨在弥合裂缝、促成团结、激发自信的努力，以及其力图弥补传统历史书写在应对新时代挑战时的不足。

除了《意大利的记忆之场》，意大利在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不少其他记忆研究，这些研究通过空间、纪念碑式建筑、仪式路线、记忆和庆祝活动等方面考察意大利人国家认同和身份建构的历程，并探讨民族国家如何被想象，以及象征和神话如何被缔造以使爱国情感深入人心。这些研究多关注国家记忆的建构，对意大利何时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国家进行了深入探讨。霍布斯鲍姆于1974年出版的《传统的发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于1983年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均将民族文化和现代国家作为民族主义发明的产物，强调其建构性。“记忆之场”与这一理路不谋而合，且一脉相承，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历史学家的共同旨趣和学术潮流。可以说，《意大利的记忆之场》正是在这一学术趋势影响下的产物，也正好体现了国家建构之艰难。

当然，这种理路也不是没有问题，正如有学者发出疑问：那些参加革命和起义的人是读了爱国诗歌或看了爱国绘画、纪念性建筑才奋勇向前的吗？真正原因是不是日常生活中人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如高税收、失业、不健全的代议制、经济条件恶化、反教会改革、对统治王朝的不满等与利益直接相关的因素？

而且，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记忆之场”也在不断拓展其研究对象的范围，加深对民族国家的思考。2012年，德国出版了三卷本的《欧洲的记忆之场》。2020年，意大利也出版了《欧洲：记忆之场》。一方面，这将之前围绕着民族国家的记忆研究拓展到更大的区域，随着欧盟的发展而从历史上探索其合法性的依据；另一方面，这对“记忆之场”能否突破民族国家框架，进一步拓展到更广阔的空间，也是一个挑战。当区域一体化遭遇21世纪全球一体化时，记忆研究和历史书写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三、全球化浪潮中的意大利全球史书写

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强的全球化浪潮改变了民族国家书写的模式。但是，与以英美为代表的强调联系和互动的全球史不同，欧陆在这一波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的历史编撰紧紧围绕着国家，形成了国别史与全球史的结合。2017年，法国和意大利同时出版了全球视野下的本国史，2018年西班牙也紧随其后出版了西班牙的全球史。

意大利历史学家安德烈·贾蒂纳集结165位历史学家，汇总了176篇文章，以时间为轴，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2015年，在形式上采取了编年史的体裁，完成了这本厚厚的《全球意大利史》。该书选取的时间点一般都与具有全球意义或非国家中心意义上的事件有关，有时以人物和事件为主，有时选取商品和思想。总之，是为了凸显意大利在欧洲、地中海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位置，注重从流动和交往的角度重新建构意大利历史。与其他全球史类似的是，该书特别通过物与人的流动强调意大利对世界的贡献，许多“意大利制造”成为带有全球色彩的商品，如法拉利、阿玛尼、菲亚特，等等。意大利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资源也是该书重点关注的方面，如特伦托会议后反宗教改革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尤其是在美洲和亚洲，体现了意大利在基督教传播中的作用。一些作品、作家也被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尤其是那些具有世界影响或受早期全球化影响的作品，如1881年的《匹诺曹历险记》和1886年的《爱的教育》，这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部意大利著作。20世纪初，卡鲁索等歌唱家到美国，带动了意大利南部歌曲在美国的流行；而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受法西斯迫害逃到美国，成为古典音乐的一代符号。1938年，恩里克·费米为逃避纳粹迫害，领完诺贝尔奖后直接逃往美国，推动了原子弹的研发，甚至被誉为“意大利航海家已经登陆新世界”。还有葛兰西对世界左派思想，包括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该书在讨论人的流动时，意在凸显意大利人在世界交往中产生的影响，但也经常论及意大利移民劳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种将跨国史与国家形象史结合起来的做法，恰恰体现了全球化时代容易遇到的问题。

《全球意大利史》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非线性叙事。与传统的意大利史的编年顺序和线性叙事不同，该书在叙事上的非连续性很明显，选取的时间点非常跳跃，两个时间点之间有时会相差半个世纪，选择的是一些编者认为与全球化能够联系起来的事件，如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1618年的三十年战争，等等。这体现了意大利的视角，略去了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重要事件，而是集中于那些能够体现意大利与外部世界联系和互动的事件，从而体现其“全球性”。当然，在时段分布上，该书也存在不均的情况。比如，对于12世纪竟然一个事件也没有提到，从1088年博罗尼亚大学创立，接下来就到了1204年威尼斯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世纪的航海共和国与东方的联系本应是很重要的全球史事件和趋势，在此却付之阙如。一般而言，以往的国别史逻辑在于凸显意大利民族或国家发展的轨迹，论证其合法性或进步性，而全球的意大利史则着眼于在国家层面上不见得很重要但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却具有整体意义的事件。这种方式既是对传统的国家历史叙事的挑战，也是一种补充和调整。实际上，《意大利的记忆之场》也是如此，撷取一些具有典型性的个案，深入思考国家的历史。

其次，重构性。历史编撰往往体现时代精神，而该书的宗旨是将意大利史“全球化”，将意大利史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中，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和介绍意大利。意大利在全球化大潮中和世界秩序重组时正陷入困境，也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冲击。诚如编者所说，在这样一个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地缘政治重组、恐怖主义威胁和大移民的时代，需要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例如，被称作体现文明冲突的勒班陀海战的章节指出，事实上双方阵营中都有混杂的人员，奥斯曼一方的基督徒船员、基督徒官员等，他们有的是被迫，有的是皈依。对兼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的西班牙国王而言，真正的目标不在于勒班陀，而在于北非沿岸。奥斯曼与西班牙签署和约，从而全力以赴与东边的什叶派穆斯林进行战争。战争过程中也充满奴隶贩卖、信仰变换、利益瓜分的情况。因此，是否构成文明的冲突还需谨慎考虑。该章最后回顾了勒班陀被当作民族神话和文明冲突的简要历程，并且批判了这种罔顾历史事实而任意诠释的做法。

第三，前沿性。同“记忆之场”类似，该书注重使用符号、景观等空间视角，也运用人类学方法。该书选取的个案一般都具有前沿性，从每一章节后面列举的书目可以看出，大部分话题都是意大利甚至整个欧美学界和出版界近年来关注的话题，体现了很强的前沿性和时代性，也保证了每一节都有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支撑和基础，如在古代部分，甚至以格陵兰岛的冰芯试验考察当时意大利的经济活动程度；从希腊爱琴海上的岛屿（德洛岛）出发看意大利与东方的联系。从该书可以一览国际和意大利学术界近年来在意大利史领域的最新进展。

整体上来说，该书体现了国别史书写中的空间转向，在地理空间上，起自阿尔卑斯山，终至兰佩杜萨。“记忆之场”体现了在特定的国家空间中讨论国家建构，而全球史则在空间上进行拓展，对国家单位有所突破，但也做了补充。如果说“记忆之场”体现了时间维度的拉伸，那么，“全球意大利史”则是在空间维度上的延展。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历史学家对民族国家的生成和意义继续深入探索，拓展历史研究的空间范围，微观史、全球史、全球微观史等，都是这种变化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微观史恰是在意大利发展起来的，而全球微观史也是其传统的延续。这种结合了地方史与全球史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对国别史的补充。

四、意大利历史书写的变化

从20世纪末的“记忆之场”到当下的全球国别史，我们可以看出二十年多来意大利史研究和书写的转变历程，以及在这背后的历史传统、现实因素和学术思潮的影响。不管是叙事史，还是使用分析方法，意大利史的书写都有很强的指向性，那就是为国家统一与民族建构服务。那么，如何看待从“记忆之场”向“全球意大利史”的转型呢？

时代的变化和内部的矛盾使意大利需要不断重新认识自己。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共和体制不断遭到打击，传统政党的合法性丧失导致政坛大崩溃。“北方联盟”等地方分离势力愈演愈烈，社会内部矛盾严重，这些都促使意大利重新认识自己的过去，在纷繁复杂、波谲云诡的历史中寻找共识，团结起国民共同应对困境。加上意大利的统一时间短、困难大，不得不想方设法弥合自身的裂痕。这是“记忆之场”要解决的任务。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对峙局面的终结，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欧洲内部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意大利是欧盟的元老，1999年又加入欧元区，并目睹了2004年和2007年欧盟的接连东扩。受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推动的意大利，也雄心勃勃地想要进入地中海经济圈和全球市场。这些现实变动对其历史书写产生影响，历史学家纷纷将意大利放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进行研究，讨论去中心化、地域差异、欧洲与国家的界定等问题。这也使此前的“记忆之场”模式出现变化，国家建构的讨论转向了对欧洲和世界的展望。意大利对国家神话进行批判，传统的国家历史书写的宏大叙事似乎正在被消解。近年来，意大利也出版了前述《欧洲：记忆之场》和大量地中海史的研究成果，拓展到更广阔的世界范围，注重全球视野的同时强调地方视角，将二者结合成为一种全球区域史。断代史角度也出现了不少新成果。由于全球史注重跨国流动，因此，其发展主要是从前现代时期开始的。但在近年，意大利也出现了不少对19、20世纪和当代史的突破，自觉将国家历史叙事放在全球史框架中进行。因此，《全球意大利史》也是21世纪以来诸多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集大成者。

一方面，从《意大利的记忆之场》转向《全球意大利史》，为我们看待意大利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以阿尔多·莫罗1978年被杀事件为例，这个原本在国内左右政治之争的框架中阐释的事件被放到全球史中。正是这位政治家，想要加强意大利在地中海世界的作用，如参与解决奥地利和南斯拉夫的边界争端、利比亚危机和1973年石油危机，与阿拉伯世界进行接触，也同情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而其政治对手安德烈奥蒂则亲美，受中央情报局支持，并与右翼和黑手党有联系。放大空间尺度之后，可以从当时世界格局的角度重新阐释这一国内事件的原因。全球视野下的意大利史，强调意大利有独立的外交策略，就利比亚、巴解组织等问题与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保持对话、发展合作和经济交流，而非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与社会主义阵营也保持友好关系；强调自己的主权，如1985年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劫持美国人质，投降后被美国插手，但在西西里遭到意大利坚决抵制，双方一度剑拔弩张。该书跳出意大利的国家边界，重视地中海周边，尤其是以往国别史撰写中被较多忽视的近东、北非，强调意大利历史与这些地区的利益密切关联性。同时，该书也强调意大利历史与世界的密切不可分割性，认为意大利的发展轨迹以及许多重大事件都与世界密切相关，这都是传统的国家历史编撰中易被忽视的内容，而重新阐释正是纠正以往的自我中心化倾向。

正如编撰者在前言中所说，该书并不是仅仅要记述世界在意大利，或意大利在世界，而是想要将二者融合起来，它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揭示意大利人的性格特征，除了伟人外，还有马基亚维利主义者、雇佣兵、拉丁爱人、冒险家、恐怖分子、黑手党、艺术家、背叛者等。而这些恰恰是在全球化时代重新界定意大利国家身份的尝试。

而且，对于国家历史上的污点，该书也有一定的批判和反省，对一些反人类的罪行也做了批判，如对1936年在埃塞俄比亚使用化学武器、对1946年意大利战犯未受惩处做了检讨和反省。受皮埃尔·诺拉将奥斯维辛视作一个重要的记忆之场的影响，该书也有不少篇幅讨论意大利的反犹情况，从历史和书写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另一方面，相较于《意大利的记忆之场》，《全球意大利史》虽旨在突破国家界限，但并没有完全做到用“全球的”视角重新阐释意大利国家历史，对本民族国家的自豪感依然很强。如布鲁内莱斯基建造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一章，作者不遗余力地将其视作意大利文化的骄傲，却无视外来影响或启发，与传统叙事并无二致。又如，谈万神殿时作者完全沉溺于本国的辉煌，只强调万神殿建筑对世界其他地方（君士坦丁堡、柏林、弗吉尼亚、孟加拉国的达卡）的影响。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夏尔勒（Christophe Charle）统计，该书提到墨索里尼26次，奥古斯都25次，马志尼16次，马基亚维利、加里波第、凯撒各15次。可以看出，该书虽然将本国史扩展到全球空间，但事实上并没有做到完全突破国界，也没有充分重视国家以外的世界因素对本国历史进展的影响，缺乏从全球互动的角度重新看待国家历史。不得不说，这样的全球视角其实也是另一种以本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在不消解主体中心性的情况下，究竟能否对国别史做出新的尝试，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事实上，《全球意大利史》之所以依然立足本国，没有放弃内在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是因为这种诉求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也体现在数个世纪以来的意大利史书写传统不断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上。意大利的国家建构从19世纪后期才开始，距今也就一百多年，并没能很好地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地方之间的差距、南北落差等问题；再加上加入欧盟以后经济下滑，对欧洲一体化怀有矛盾心理，在全球化进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使其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中无法享受太多红利，加之南北矛盾依然重重，地方势力不断主张分离，这激发了国家层面上的民族主义情绪。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贝卢斯科尼时代毫无建树；第二个十年则面临重重危机，总理伦齐锐意改革，2016年希望通过修宪公投解决意大利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但以失败下台而告终。此后，意大利的民粹主义和反欧盟倾向更强，直到最近曾担任欧洲央行行长的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辞职、中左翼政党四分五裂、右翼女总理梅洛尼上台；再加上多年来积重难返的移民问题，都使意大利在全球化进程中前途未卜，愈加“右转”。如何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的冲击下用历史为这个国家照亮前方，也是历史学家希望做的事情，因而在历史撰写中自然也会出现以本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倾向。所以，在《意大利的记忆之场》出版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意大利面对各种挑战，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认识自我，在历史和现实的纠葛中为当下准确定位。

如何协调本国史与全球史的关系，是世界各国在全球化时代都需要面对和重视的问题。在历史书写中，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记忆与全球史并不矛盾，有时甚至相辅相成。历史书写受到时代的影响很大，也会体现时代的需求。即使在全球化时代，叙事者依然会受到本国国情的影响，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关注国家形象和国家建构问题。19世纪以来的意大利历史书写受到很强的民族国家倾向的影响，实际上是对自身的投射和期许，这与意大利的国情息息相关。国家建构尚未完成，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又咄咄逼人，故而其全球史的书写仍然受限于现实的任务，无法做到真正的去中心化叙事，这也是全球史在全球范围内进展的不均等性的体现。可以说，意大利的国别全球史实际上也是对“记忆之场”的延续。如果说《意大利的记忆之场》是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空间中对过往历史的重构，那么，《全球意大利史》则是打破空间藩篱、在比国家更广阔的区域内重新探索民族国家记忆的尝试。

本文转自“史学理论研究”微信公众号，注释从略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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